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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艘盗船，平均载重五百吨，缴获的火炮12门至18门，以及3只建造中的新船，两处小船坞，以及相当数量的航海用具。在驾驶这些船只的1800名海盗中，400名被杀，其余都四散逃亡。大鹏湾的海盗炮火在45分钟之内就被消灭无声，英国人仅有一名轻伤。”
在围攻徐亚保等的作战中，清朝水师派出8艘战船，伙同英国舰队作战。在10月18日，中英联合海军一共击毁十五仔舰只64艘中的58艘，打死了1700人。十五仔失败后，眼看自己旧式的海盗舰队实力根本无法和新式的英国海军炮火对抗，知道自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便率众向两广总督投诚受抚，以便保存残余实力。
徐亚保在与英国海军和清军水师海战中失利后，第二年他重整军旅，准备东山再起。因为十五仔已接受清政府招抚，徐亚保也显势单力薄。一次他途经马士湾时，被小股散匪所劫。劫匪中有人认出徐亚保，便把他交给途中遇到的英国商船“富力康”号，押解到香港领赏。1851年2月16日抵达香港以后，徐亚保自认杀人不讳。3月10日，般含政府组织特别刑庭审理徐亚保杀两英军及海盗案。被告方面的辩词以被捕地点为中国领域，提出司法管辖权问题。港英当局自觉英军军官行凶在前，徐亚保杀人在后，如果重判徐亚保，恐引起更大民愤。结果由陪审团裁定，仅成立误杀罪，当由正按察司判处无期遣戍之刑。至于海盗罪则未提起公诉。香港政府准备将徐亚保押交清朝地方官治罪。在等候起解的牢房中，徐亚保自缢身亡。
慷慨拍卖土地
英国侵占香港之后，在香港的初期财政开支，建筑费用，完全从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的赔款总数中抽拨，这笔赔款中的抽拨款在第二任港督戴维斯任内已经用去大部分。到了般含担任港督时，已经无多少款项可用，而香港政府的开支及公共建设费用颇为庞大，初期的商业发展又很有限，抽税不多。般含若要应付政府费用，继续维持庞大的开支，必须别开财路，于是他想到了卖地。
出卖土地是无本万利的生意，一是港府先有一笔地价收入，这是非经常性收入。二是商人把土地买去，必定会在地上建屋造房，房屋建好之后，港府就有了地税、物业税和差饷这些经常性的收入了。中国香港的土地，商人的钱，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商人的钱，港府不费力气，便可无本万利，何乐而不为。
港英政府拍卖土地，最早可追溯到1841年。这年6月7日，由义律主持了第一批土地拍卖，拍卖地点在澳门。因为当时各国洋行，大多数都在澳门，那时候的香港，还只是个未经开发的渔村。英国人要把香港开辟成商埠，便须借助各国洋行的力量，因此，第一次拍卖土地在澳门举行。
这次拍卖土地，投得者大部分是英商，其中最大买家是渣甸洋行。根据当时的记录，这次共拍卖一百个地段，其中最高价的是第1号地段，占地6700平方英尺，以80英镑投得；地块最大的是第11号地段，占地11200平方英尺，以52英镑投得。
璞鼎查任港督时，对拍卖土地也很感兴趣，但他发现许多外国商人，对于政府拍卖的公地不感兴趣，而宁愿向当地华人购买土地建屋。
港府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外国商人对港府拍卖土地不感兴趣的原因，是政府没有确定这些公地可以使用的年期。于是，璞鼎查成立了一个土地委员会，除了积极清理外国商人向华人购入的土地，着令登记及补地价之外；另一方面，在1844年宣布，香港土地的使用年期，一律规定为75年。
第一次拍卖的英商投得者，还有不少向华人贱价买了土地的外国商人，都觉得产业权只有75年，时间还是太短，便向璞鼎查的继任者戴维斯要求延长管业年期，戴维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848年，般含接任港督，也看准了出卖土地这条财路。英商抓住时机，又把延长土地使用权的要求向般含提出。
当时般含正在同中国两广总督徐广缙谈判，要求允许英商进入广州进行贸易，很需要香港外商的支持，便答应了外商关于所买土地权延期使用的要求。
外商对般含期望值并不高，以为般含把土地管业年期延长数十年就不错了，却不料般含十分慷慨，将土地管业权改为999年，比原来的75年增加了十多倍，大出香港外商所料。
般含之所以敢这样做，是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先例可作为法律根据。新加坡和香港一样，同是英国的占领地。当时的新加坡总督为了鼓励当地华人购买土地，便以999年期来吸引当地华人的兴趣。因为中国人习惯买地之后世代相传，新加坡的漫长的土地管业权，获得英国政府批准。般含以有例可援，便效法新加坡，提出报告。但是，般含这项措施，却被伦敦方面搁置起来，迟迟不予批准。英国政府认为，香港情况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一片平地，可供发展的土地甚多。而香港却是一座高山，可以使用的土地，只有海边的一小片土地。若是土地管业权年期太长，将来香港便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发展。
般含不以为然，他以新加坡相同的理由再向英国政府力争。他表示，香港若求长远发展，必须吸引中国方面的商家前来购地兴建屋宇，发展工商企业，如果年期太短，华商不感兴趣，香港也就发展不起来了。
香港政府这个策略果然很有效，由于999年管业权，几乎就是永久业权。上海、广州和内地的有钱商人，都争着到香港购置物业，准备传子传孙。在般含港督任内，中上环一带很快便楼宇如林了。
英国政府看到般含的办法确实能够做出成绩来，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香港土地管业期延长为999年。这一新规定除了在1849年3月3日出版的宪报刊登之外，还在通衢大道遍贴广告，让香港的市民家喻户晓。
般含除了以出卖土地增加收入之外，还用巧妙的手法去应付英商的减税要求。其中一种方法，便是豁免了拍卖税，但要求拍卖行领取牌照。
拍卖方式是从欧洲传入香港的，所以经营拍卖行的全是英商。当时港府对于拍卖物品要抽取2。5％税款，称为拍卖税。拍卖行商人对港府这一规定非常不满，于是联合起来，要求般含减免拍卖税，但是港府当时急需财源，般含开始时没有答应。有些拍卖行主持人和英国政府方面关系密切，通过关系网，利用权势对般含施加压力。般含终于豁免了拍卖税，但他另出新招，要拍卖行领牌照，牌照费数目并不比拍卖税少，港府变相的又增加了一笔收入。
圣约翰大教堂
教堂，是传统殖民地的三大重要象征之一，香港也不例外。1847年3月11日，香港圣约翰大教堂在港岛中区花园道与炮台里夹角处举行奠基礼，1849年3月11日正式落成，建筑费用共计8736英镑。礼拜堂内设有640个座位。是香港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之一。落成之日举行了首次礼拜仪式，成为般含时期一件盛事。同年，英国圣约翰大教堂皇家颁特许状，特许设立维多利亚主教职位及港澳主教管区。1850年3月，乔治·史密斯神父抵港，任第一任英国“圣公会”会督。1852年正式授予新教堂以大教堂地位。
英军占领香港之初，天主教和基督教便开始传入香港，1841年，罗马教廷在香港设立监牧区。在圣约翰大教堂建成之前，天主教教堂香港圣母无原罪主教堂，于1843年在威灵顿街与璞鼎查街之间的一处山坡上建成，因奉无原罪圣母为圣堂主保，而得名，也称香港天主教总堂。因为教徒众多，地方拥挤，1888年，在坚道另建成一座新的主教座堂，即大型的总堂，堂长272英尺，内部最宽部分为132英尺，高为70英尺。还有一座高150英尺的钟楼，在主教堂内的正壁上瓷石龛中有一座5英尺高的木刻的教区主保无原罪圣母像。
香港是一个宗教开放的城市，在英国管治香港的150多年中，港英政府在法律上、政治上以至经济上都给予宗教组织以保障和优待。在港府重大活动的正式礼仪上，香港基督教圣公会会督、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的排名，都在行政局、立法局的首席议员之前，仅在港督、律政司、布政司和三军司令之后。在港府的非官守议员中，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共约占22。5％。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攻打香港，圣约翰大教堂受到破坏。战争结束后，进行修复扩建，对主建筑内部加以修饰，重新配置，在周围添建新建筑。主建筑呈十字形，坐西向东，含钟楼、西门、十字形耳堂、圣坛和祭坛、讲道坛、主教座以及3个祈祷堂。
般含街和吉士笠街
香港的街道，以前许多是以港督或辅政司的名字命名的，抗日战争后，除了一条夏悫道之外，再也不以港督的名字做街名，而改以建筑物来命名了。
香港半山区有一条通往西营盘的路，叫做般含道，后来改称般咸道。这条道是港府用来纪念般含的。上环有条文咸街，也是用来纪念般含的。当时，港府的中文师爷替般含港督改了个中文名字，叫做文翰，就好像后期的港督，也有个中文名字，如叫做尤德、卫奕信和彭定康一样。中国翰字本来是很文雅的，但在改路名的时候，那些中文师爷不知怎么搞的，竟然把个翰字弄成了咸字，不伦不类。
上环本来没有文咸街，因为这条街的所在地原是海边沙滩。由于卖地可以替港府带来大笔收入，般含便在上环一带，一边开山一边填海，开辟出一大片土地来卖给建造商。文咸街、永乐街和乍畏街的土地都是如此得来的。这几条路较为狭窄，所以不称为道，而称为街。
后来，香港逐渐成为一个良好的转口港，欧洲和南洋各地的商品，都先运来香港，再转运到中国内地，中国的土特产和原料，也一样先运到香港，再转运到远洋轮船上运到外国去。即使是中国本身的货物，由北方运到南方，或者由南方运到北方，因为海运费用比陆路运输便宜，而且安全得多，不会碰坏。所以都先运到香港来，然后再转运到南方与北方。这些专门沟通中国南北货物的商行，被香港人称为“南北行”。由于文咸街接近海边码头，易于照顾船运业务，所以许多南北行都开设在文咸街。
不管是用港督名字，还是用辅政司的名字命名街道，其缘由都是因为他们为英国侵略中国立过功，为英国统治香港卖过力。在皇后大道中、士丹利街与威灵顿街之间，有一条吉士笠街，就很能表现这种情况。
吉士笠当年只不过是一位与现在民政司同等级的“抚华道”官员，在港府中，官职不算很高，但竟能有一条街命名来纪念他，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或者说，对英国有特别的功劳。
吉士笠的中文译名是甲利，或者是郭士立。据史料记载，在英国人眼里，在那些专以鸦片和武力侵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眼里，吉士笠是个大功臣。因此，他才能以一般官职，而博得以他名字命名街道。
鸦片战争时期，吉士笠担任英军翻译，也是义律的谋士。他看到英军在珠江口面对林则徐和关天培的军队，连吃败仗，便建议英军避重就轻，改道北上，进攻定海，直逼天津。清廷不及提防，遂被英军所乘，终于签下割让香港及赔偿大量军费的和约。对英军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转折。
吉士笠是德国人，本来是个传教士，他和英国人马礼逊由欧洲来到澳门，任职于东印度公司。
来澳门之前，吉士笠和马礼逊曾在马六甲学习过中国语言和文字，是当时能读中文书籍和能写中文的少数西方人之一。
1832年前，吉士笠和马礼逊合写了3本中文书，在澳门印刷。书名是《日课初学》、《张远西友相论》、《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第一本是传教的宣传品，第二本是宣扬和西方人交友的好处，劝华人不可歧视西方人。最后一本是宣传当时的英国国力如何强大，英国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英国人有仇必报，中国人不可与英国人为敌，要彼此通商搞好贸易关系。
清廷对于吉士笠这3本书颇为重视，曾下令署理闽浙总督魏元良查明这三本书的内容。
吉士笠写好这3本书之后，1832年1月奉东印度公司老板之命，随以胡夏米为船长的“罗尔亚美士德”号轮船到中国北方来。他的身份是船长中文秘书，任务有三条，一是把中国沿海水域岛屿形势测量绘图；二是在沿海各港口试探是否可以直接和当地商人进行贸易；三是把他的三本书沿途散发给中国人。
“罗尔亚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沿途经厦门、福州、宁波等地，一路测量各个港口的水位，绘画地图。吉士笠懂得中文，能说汉语，他除了沿途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