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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们贝克街的公寓里。我径直走进琼的卧室，坐下来和她聊天。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得回家去了，我早上有工作，需要在午夜前好好睡一觉。”“我现在就在家里，”我笑着说，“我要和你住在一起，我喜欢你！”那晚我还真住下了，以后的两年我们一直在一起，先是在贝克街，后来在哈罗兹公司后面庞特街上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后来再也没有回到托特里奇那所房子里去过，把所有的衣服都留在了那里。既然那儿已经没有储存的毒品了，为什么还要开车去到那条痛苦的街上呢？卡米拉本人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只要她每周收到支票，使她能继续在那座房子里生活，她就满足了。
我并不爱琼，但在女人方面我终于找到了宁静。
也许甚至连对卡米拉我感到的也不是爱，更像是对多年前我想象中她的形象的一种痴迷。
琼帮助我度过了离开卡米拉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痛苦的日子。她是一个很随和的女孩，随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问题也不问。我开始平静下来，吸毒量也逐渐减少了。
我们开始定期去看我的父母，他们很高兴。这对爸爸的健康很快恶化，每次去看他都越来越糟。多数周末我们也到在伦敦南部琼的父母家去。她那勤劳一生的父亲讨厌我，一个二十五岁、把白色新美洲虎汽车停在他门外的浮华子弟。‘“你是火车大劫案的劫匪之一吗？”他问道。“不是，我太小了，他们不要我。”我开玩笑道。“那么你那辆该死的汽车是哪儿来的？”他仍不放松。“从汽车库来的呀。”我回答。他气极了，问我：“你拿什么钱付的？”“拿英镑的钞票，前辈。”每一次去，我们的不太友好的谈话都是这样进行的。“至少他们有诚实的工作。”有一天我们看见电视上播放着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琼的父亲开玩笑地这样说。“对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是对人类来说这是巨大的一步。”尼尔·阿姆斯特朗从登月舱上下来时骄傲地说道。“下个星期我上去，这次太空船已经满了。”我答道，继续逗着琼的不知所措的父亲。
不久，琼和我搬进了哈罗兹公司后面的那套小公寓。我整天在骑士桥附近闭晃，尽管我仍在吸毒，却令人惊异地安定了下来。我重又开始和艾伦见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仍然爱着我，并且又一次原谅了我。我们恢复了星期六晚上在他家的活动，就连他的过了一百岁的母亲也说我看起来好多了。现在我从来不向他要钱了，但偶尔艾伦还是给我昂贵的礼物。当我不和特里接触的时候，我把艾伦看成是自己的父亲。
生活就像这样继续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老朋友从香港打来的电话。他有笔买卖给我做，让我给法兰克福一个号码去电话。我打了电话，一个美国人让我飞到德国去谈一谈。第二天一早我搭机去了德国，在法兰克福市中心漂亮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帮精明圆滑的家伙，他们让我参加进去。我不知道参加的是什么，但听起来很令人激动，在他们表示要给我大量金钱的情况下，我同意见周后开始干。
但是我先得回伦敦，把父亲送到医院去等死。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我送他进去。爱他也罢，恨他也罢，他毕竟是我爸爸，而我面临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钱也帮不了忙。我不得不接受他即将死去的现实，过去吸毒能够掩盖我的痛苦，现在他患癌症所给予我的悲伤却穿透了这保护层。人类可以在月球上行走，却无法治愈癌症。
从法兰克福回来以后，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爸爸嗜赌如命，直到最后还每天在当地的赌赛马的经纪入那儿押点小赌注。当年和特里·萨瓦拉斯一起在“克岁克福兹”豪赌的光辉岁月早已成为了过去。他甘心拿最后几英镑去冒险，他的赌瘾和我的毒瘤一样毫无好转。他一生中每天要吸八十支烟，现在正在把最后的赌注输给肺癌。当癌细胞要致他死命的时候，他过去曾经肥胖的上身已经耗子了，腿肿得像树干。为了压下我看见他这副样子时的悲伤，我增加了安非他明的用量，到医院时快活亢奋得你会以为我们的彩票中了奖。每次看完他出来独自在汽车里时我总是忍不住大哭。有一天，我心里想，如果他很快就要死去，为什么不能用我的药丸让他快乐地走呢？感谢上帝这只不过是想想而已。看到他因为癌症吃这么多药片，我们一起吃药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一体感，我们俩都是为了减轻各自的痛苦。有天上午我心里特别难过，就吃了几片他的止痛片，结果感到非常好，给了我一种新的兴奋的快感。后来我每天去看他都要偷吃一两片。
作为共济会的会员，爸爸仍负责组织一年一度的报喜节晚会。他的努力一向都得到了会员的感谢，他们给了他从童年时起就渴求得到的承认。他内心的空虚使得他落到了嗜赌一生的下场。那年的报事节晚餐是他的最后一次了，那天过后，他干脆放弃了求生的痛苦挣扎。爸爸生命的轮盘赌之轮在上帝高喊一切都不再存在“的时候停止了转动。
报喜节晚餐后的第二天，我和父亲开车去医院。到医院后我们停好车，从巨大的转门走了进去。他的病房在三层，我们要在拥挤的走廊里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到电梯那儿。爸爸的腿肿得简直站不住，每走一步我都怕它们会像气球那样爆裂开来。我提出去给他找一辆轮椅，但他转向我，笑了，并且说：“儿子，我们要一起走完这段路，就我们俩。”他紧握着我的手，我们一寸一寸往前蹭。五十码的路走了二十分钟，但在我浸透了兴奋剂的大脑中，我感到自己像个被爸爸牵着手的小男孩，仿佛他正领我到公园去。这是他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需要二十年的时间和不治之癌症才使我们这样接近起来。
身边不断有别的病人、护士和医生匆匆走过，我更紧地握着他的手，大声说：“爸，多妙的散步，多可爱的天气！”他一心集中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往前走，根本没有所见我的话。一位勤杂工过来访他坐轮椅。“滚蛋！是我爸正领着我散步呢。难道你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吗！”我嚷道。过了仿佛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电梯前，他按下按钮，说：“我们成功了，儿子。”他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关。电梯门在三层打开时，一个护士推着另一辆轮椅正等着呢。我把她推到一旁，叫嚷道：“我爸爸木需要这。我们还没有散完步呢。”我们试图往前走，但是他绊了一下，两个护士把他扶送轮椅，推进了病房。
我哭着冲进厕所，用半瓶白兰地送下了更多的药丸，好让自己镇静下来和他诀别。我有这么多的话要告诉爸爸。但伤心的是，当我走近躺在那张床上即将咽气的他时，我的话语全部瓦解了，多年来我想说的一切这时怎么也说不出来了。他躺在那儿，我看着他，能够看见他眼睛里映现出的我。
这是很怪的事。我觉得自己又是个孩子了——一个孤独透顶的孩子！
我张开嘴想说话，但能够说出来的只是：“我今天晚上到法兰克福去，爸。再见！”他手躺在床上，眼睛向上看着我，慢慢摇了摇头，前南道：“不，儿子，你不会见到我了。规规矩矩过日子！”他的意思是要我别惹乱子。我耸了耸肩，回答说：“我尽力而为吧，爸爸。”然后就回过身子走了。
我手控电梯按钮时仍能看见他躺在床上，我非常想回去对他说：“爸，我爱你！”也许我也能听见他说出我毕生都渴望听到的话：“儿子，我爱你。”电梯来了，当我站在那里望着父亲时，门关上了，电梯开了下去。我又接了按钮，眼睛仍在看着床上的父亲。电梯又来了。一切都太晚了，我辛酸地想道。这一切二十年前就该说了，而不是现在！这一次，电梯载着我下到楼下。
两小时后我已经在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了，我一面喝酒一面哭，直到睡着。我多么希望我没有乘上电梯下楼去啊。对不起，爸爸！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头很痛，但在服用了晨间的安非他明后就去见那美国老板。对他来说，像对其他许多没有意识到我吸毒的人一样，我只是显得有些亢奋激动而已。他招呼了我一声：“喂，斯蒂芬！”我就开始工作了。奇怪的设备，我心里在想，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几星期前的面谈经过是这样的：“这么说你是特里的朋友了。你三个星期后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连我的姓都不知道。老板转向他的同事问道：“我们可以把这个孩子派到哪儿去？”不久我就上了去柏林的飞机，除了知道一周工资二百英镑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到柏林后，另一个说话圆滑的美国人在机场接我。他让我住进了一家高级旅馆。“想要什么尽管要，包括女人。记在我们的账上。”他微笑着说。三天里我除了吃喝和玩德国女人，什么事情也没干。三天后我的美国朋友来电话说：“你要到科隆夫一趟。”在科隆同样的事又发生了，只有一样例外，我和新东道主一起去看的是女同性恋表演。从科隆又到汉堡。每晚都把我带到人人胳膊上都挎着个漂亮女人的豪华晚宴聚会中去。我问一个老板，我是否可以让女朋友从英国来这儿。他的回答是：“‘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年轻人，痛痛快快玩就是了！”第二天琼就到了，一夜之间就把模特地的工作给辟了。这种一切花费报销的生活一直继续到被召回法兰克福总部的那一天。原先那个老板正在看着一张世界英语国家的地图，看看可以把我派到哪里去，因为我不会说别的语言。我想问我们干的是什么买卖，但是忍住了，不愿丢掉这份工作。“马耳他，我了解马耳他。”我建议道。“好主意，”他答道，“和乔治一起去。”他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大约三十八岁的伦敦人，说好了乔治开车把我和琼送到马耳他去。
我们正谈着的时候，我母亲打电话到办公室，我接过了话筒。她的话是：“坏消息，斯蒂芬。爸爸今天早上去世了。”老板向我表示了慰问。“想请多久的假就请多久的假吧。以后再坐飞机去和乔治会会。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勇敢？我想道。真是可笑。我听任弟弟保罗照看将死的父亲。我因为童年时没有人在入睡前给我讲故事而惩罚父亲，让他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咽气。
我们商量好和乔治在瓦莱塔的排尼基饭店见面，然后琼和我就飞回英国去了。琼回到她父母家中，我则去取在国外时停放在托特里奇宅子车库里的汽车。在大门口，我六岁的女儿特莎迎接我时说：“爷爷病了！”“在天堂了，亲爱的。”我阴沉地答道。特莎对我说她妈妈开着我的车出去了，但我很快就在当地的一家酒吧里找到了和朋友一起说笑的她。当我大声叫喊着说“把车钥匙给我。我爸爸刚刚去世了”时，整个酒吧一下子静了下来。“那又怎么样？”她冷冷地答道。我感到极其伤心，真想宰了她。
在父母家中我看见爸爸的棺材放在饭厅的桌子上。我痛苦万分，用了大量兴奋剂，结果一切都像在一部被夸张了的由我扮演主要送葬人的电影里的情节。我神志迷糊地竟然躺在了棺材盖上。服用了这样大量的安非他明，我无法理解父亲已经去世。过度亢奋又使我哭不出来。一个多小时后，姐姐安妮特从瑞士回来了，我、两个弟弟、母亲，加上父亲的遗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最后一次团聚在一起。安妮特坚持要打开棺盖，我们好看到并记住父亲。想到要看到他的遗体，我惊恐万分，跑进洗澡间好再去吞点药丸。母亲跟着我走了进来，求我道：“看你爸爸最后一眼，你用不着药丸。”她拥抱着我。“把药丸扔了，爸爸会希望你这样做的。”在短短的一刻里，有母亲搂着我，我感到了安全，就把所有的药丸全扔进了马桶里，然后下楼去看我死去的父亲。不久，当地的犹太教士来打开了棺材。我惊奇地看到父亲样子非常安详。他一切的痛苦全都消失了。他不再有赌注上的输赢了。
没有了兴奋剂，我很快就把自己锁在了一间卧室里，抱着一瓶白兰地喝得人事不知。第二天，我们把父亲埋葬在沃尔瑟姆大教堂犹太人公墓里，尔拉姆共济会分会的三十个成员全都向他致了最后的敬意。由于某种原因，爸爸的共济会分会给了他他的妻子和儿女所不能给他的东西。当棺材慢慢落人坑里时，我抛下去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爸爸，我真的爱你，你是我没有得到的唯一的爸爸。”当其他的送葬人离开了以后，我独自在父亲的新坟旁呆了一会儿，我哭着，感到他的灵魂随着劲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