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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娜想做一个摇滚歌星，当她在等待获得名扬世界的机会时，她靠做摄影模特或买卖廉价首饰维持生活。我的投机取巧的买卖方式给了这个野心勃勃然而十分单纯的年轻女孩极深的印象，我们谈到深夜，我照例神侃开了我在兴奋剂作用下的幻想。我告诉她我和埃尔维斯的经纪人汤姆·帕克上校间的友谊。“认识他很多年了，明天我替你打电话给他。”我说，一面仍努力想把手伸进她的衬裤里去。我一直没能给埃尔维斯成他的经纪人打通电话，但是第二天我搬去和兰娜住在一起了，她成了我废旧品店的合伙人。我向来没有关心过钱的进出方面的事，现在干脆把一切交给了兰娜。对于我，做生意只是逃避令人痛苦的现实的一种游戏。
在内心深处我感到非常悲哀，但我使自己不停地吸食毒品，永远处于晕乎乎的状态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不去想它。但是从医学角度看来，我开始注意到毒品在我身上产生的反应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年来我可以一连数目都处于兴奋的快感之中，可是现在无论我服用多少兴奋剂，这种兴奋快感只能持续几个小时。我的新陈代谢机制对于毒品产生了抗药性。我开始记不起自己每一个小时都在做些什么，精神状态比看起来的样子要糟得多。我常常开始准备做一件事可又忘记了要做的是什么，或者发现自己在一家商店里仅不知道自己要买的是什么。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些偷来的珠宝，那是我一年多以前在一次吸毒后的飘飘然状态中藏在地下室里的，藏起来以后就忘记了它们的存在。我把这些珠宝塞进了口袋里，结果又给忘了。
为了吸引过路的人群，兰娜开始把装饰性首饰陈列在店铺门外，卖得很便宜。那个星期六上午，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成面的人。好像发了病的足球迷一样，他们拼命互相推挤，争着在耳环和项链里细细翻来找去。我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下把偷来的珍贵的珠宝首饰和不值钱的假玩意混在了一起。一切乱成了一团，什么东西都比平时卖得快得多。也该卖得快，二十便士一只钻戒太值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疯狂的插曲使我们的生意火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因为消息不胜而走，从那以后人fi］总是成群结队地拥到我们商店里来。
许多人不明白究竟我的行为是为了掩盖什么而做出来的表演，还是说仅仅是一个痛君子为了给自己取乐而进行的游戏。这儿是一个有大把票子的精神上困惑忧虑的人，似乎一心一意要把这些票子送人或扔掉。谁能够对像我这种行为的人作出任何评价来呢？一会儿他穿着一件破大衣和酒鬼们坐在一起喝得醉醋酸的，可是几个小时以后却又坐着出租车离开一家服装商场。起初装疯卖傻是为了摆脱犯罪团伙的一个游戏。这种做法是不是出了大毛病？是又不是。我吸毒吸得太厉害了，即使今天也无法说清什么时候在装假，什么时候是真疯。
克拉拉那个周末要到澳大利亚去了，她来向我告别。我们知道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正站在我的店门外吃着冰激凌告别的时候，卡米拉突然闯来了。她大喊大叫，要钱给梅登黑德的房子做完内装修。克拉拉在一边不敢相信似的看着，在争吵当中突然一个大蛋卷冰激凌拍在了她的脸上。我是怎么做的呢？叫卡米拉滚蛋吗？没有，我把钱给了她。这是非常愚蠢的，但是也许和艾伦一样，我无法从幻想中醒来，便用给钱的方式来维持这个难以捉摸的梦境。现在不是要让医生检查我的脑袋是不是疯了，而是到了应该把我的脑袋整个砍下来的时候了。
当吸毒又一次导致恐惧妄想狂时，我完全生活在了现实之外。我认为全世界都在和我作对，但是我应该最怕谁呢？龙尼·克雷翻过监牢的高墙来攻击我吗？还是警察、内希兄弟、小短腿，或者说不定是乘着装甲运冰激凌车回来的我的妻子？这是一个我永远无法从中醒来的活生生的噩梦。
一天上午，多年吸毒的恶果终于攫住了我，我倒在大街上，哭了好几个钟头。商店和整座大楼都关闭了，剩下的古董废旧品和我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一样，不知怎地都消失了。最后的一天我喝醉了，在窗子上留了一张很大的通知，上面写着：“永别了。和阿波罗11号一起上了月球。”这是美国人在月球上的最后一天，也是我具有清醒神志的最后一天。
我身体上和精神上全都彻底崩溃了，大脑里永远丢失了一个主要部件，一连好几天我躲在兰娜公寓的小橱里。
末日一天比一天临近了。
第二十一章 闪电光中上帝的脸
这时，随着我开始为多年吸毒的恶果付出代价，在我身上产生了第一个重大的变化。以后的一个月左右，兰娜基本上不在家，我整天睡在床上，吓得连门也不敢给人开。我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消失了，房子、公寓、商店。不知怎他就那么没有了。就连我新买的衣服也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一瓶瓶的安非他明，而这些药丸也不像以前那样起作用了。我再也得不到快乐亢奋或飘飘然的感觉了。我无法该对别人。有一次马丁来看兰娜时我吓得躲在了床底下。
一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我以为是兰娜来的电话，就去接了，结果发现自己在和从前认识的一个窃贼说话。他们计划第二天要去抢劫，而几个月前我在吸毒后兴奋迷糊的状态下同意去参加。“今天晚上十一点钟去接你，斯蒂芬老伙计。”他说。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就把电话挂上了。啊，老天爷！我该怎么办？我必须振作起来，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设法从内心崩溃的状态下摆脱出来。
我照着镜子，无法相信这个鼻涕呼啦不成样子的人真的就是我。毒品毁掉了我的心智，只剩下了个不中用的大脑。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二十八岁的老头子。这就见我需要付出的代价。所有的痛君子都要付出这个代价。这一锤终究要落下。那天我吞下了越来越多的安非他明，仍然期待着给我以信心的兴奋快感再回来。我想，点上了火以后，水壶必定会开的；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甚至都不能从床上起来。这些兴奋剂可不是黑市上搞来的便宜货，而是私人医生开的右旋安非他明片。什么地方出了根本性的问题了——不是毒品，而是我那被摧毁了的头脑。
那晚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我爬到了大楼的顶上，默默地看着那两个窃贼的到来。在我严格的指示下，兰娜开了门，告诉他们我不在家。“我们等他，”他们说，“他知道我们要来。”我高高地躲在上面，看着那两个人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我不仅怕得不敢去盗窃，而且甚至连下去告诉他们也不敢。他们最后很生气地走了。
时间过去了，我并没有太大的好转，但是开始和兰娜一起看电视了。她高兴地看到美国从越南撤军，她的堂兄将要回家了。然而并不全是好消息。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去世了。
又过了一周左右，兰娜动员我下了床。在更大剂量的兴奋剂的帮助之下我开始出门了。起初主要是在晚上街上没有车的时候，但是有一天我到高热公司的办公室去看特里·马文。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也许是希望这能帮助我找回自我吧。
特里张开双臂欢迎我，他向来就是这样的，不管我们有过多大的争吵。那天上午他介绍我认识了杰克·康特尔，未来世界拳击冠军，那时仍在特里的掌握之下。我在等待特里的时候和杰克聊起了最近在牙买加举行的弗雷泽和福尔曼②之战，他和许多别的人一样，对于弗雷泽的失败颇感惊奇。我在各个办公室转了一圈，遇见了许多黑社会的有名人物。接待室成了暴徒们的社交俱乐部。特里的阿尔·卡彭狂想招来了恶果，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现在是他在为暴徒们工作了。各种暴徒取代了挣正常工资的正常工作人员，特里付给他们大量的钱，而他们什么也不干地到处晃悠。有着暴徒情结的特里不计支出，必须每天注入感到“和他们是一伙”的这种刺激。他在个人的办公室里自豪地给我看了“龙尼·克雷”从监牢里给他送来的一张画。这是否真是克雷画的水彩画无关紧要，只要我们全都相信是克雷画的就行了。
特里坐下后笑着说：“我有个棒极了的工作给你做。”他接着提出一星期付我两百英镑做我觉得几乎是什么事也不用干的工作。我没有意识到的是，特里心中自有打算。
那个时候，他正在受到一家有名的英国小报《世界新闻》的调查。报上要载的故事非常具有刺激性，揭开了一个把公司用作掩护进行冒险活动的克雷兄弟和另一个显赫的罪犯家族中许多人物的面纱。这一丑闻是特里自己的“水门事件”。尼克松也许觉得自己有了麻烦，但是在伦敦北部的戈尔德斯绿地才是真正酝酿着麻烦呢。故事就像是罪犯人名录，谋杀、诈骗、毒打。不正当的抵押、被收买了的警察以及讹诈，等等，等等，像个描写犯罪的肥皂剧。我同意开始工作，指望和熟悉的人在一起能使我感觉好一点。
一两天以后有人看见马路对面停了一辆汽车，《世界新闻》的摄影记者正在忙着把每一个进出公司的人照下来。那篇揭发的报道估计星期日就要发表，特里召集了几个可疑人物来开紧急会议。没有一个匪徒能承受得起这个故事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许多当地的警官都受到了特里的贿赂，但是这类丑闻会引起上面的行动。特里和他头发灰白的同伙们没有用多少时间就想出了一个狡诈的办法，以阻止这个故事的发表。有一个人将和那家报纸接触，提出把从特里的个人档案中偷出来的文件卖给他们，而使《世界新闻》接受这些盗窃来的材料，双方就都犯了重罪。这时偷文件的贼就会把一切向警察交代出来，警察将以盗窃罪起诉他，这样就自动把报纸因接受盗窃的赃物而牵连进来，报纸就只有在法院审判此案后才能发表这个故事。如果在审判前刊登，就是违反审理的行为。
现在特里和他的一伙需要的就是一个愚蠢到真会承认自己犯了盗窃和密谋策划罪的人，一个十足的笨蛋。他们不用往远处去找这样一个傻瓜，只要到办公楼的卫生间去就行了。我已经是一天里不知道第多少次在那里吞服安非他明了。我晕晕乎乎地甚至都没有考虑一下后果就快活地答应去欺骗那家报纸。口袋里的安非他明药丸沙沙地响着，我横穿过芬奇利路向摄影记者招招手，他们跟着我来到了拐角处。我给他们看了各种各样的文件来吊他们的胃口。他们中了计，把我带到编辑室去见编辑。在《世界新闻》的办公楼里我拿出来了几份显示有罪的文件，谈好了价。编辑愚蠢地同意付给我一笔钱作为部分付款，我被带到了出纳办公室，拿到了钱。有了我的那份签了字的收据，特里和他的暴徒朋友就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可以制止登载那篇报道。在报社的办公楼外，一辆有个大个子司机的汽车在等着我，他一言不发地把我送回到特里那儿。当有个人到对面戈尔德斯绿地警察署去安排逮捕我的事情的时候，我和几个粗壮的人物在办公室里等着。五分钟后我被带到了警察署，在那里我在一份供状上签了名，牵涉到了《世界新闻》。警察关了我一个晚上，然后将我交保释放。一个有名的犯罪家族中的小兄弟到拘留所来接我，把我送回到兰哪家里。我下车时他说：“别见人，别惹事。”我哪里用得着多嘱咐！我浑身难受，直接上了床，在上面一呆就是好几个星期。
我的母亲和弟弟保罗收到了克拉拉从澳大利亚写来的信，告诉他们我病得很厉害，他们非常担心我的身体。在他们的邀请之下，兰娜和我退掉了马丁楼上的公寓，去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已经把原来家里的房子卖了，这时住在芬奇利区亨登巷的一套小公寓里。
这时我急需住院。对我来说惟一安全的地方就是疗养院。我脑子的状况越来越恶化，现在已经不仅是吸毒的事了，我得了精神病。我怀疑所有的人，觉得说不定把我搬到母亲的公寓是个阴谋。也许妈妈和兰娜是那些每天早上从信箱里钻进来的六英寸小人的同谋。他们都想偷我的小红本。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日记本里我仔细地记载了我仍然能够记得的藏钱的地方。其中有的房产已经换了主人，新主人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头顶上的财宝。随着不信任感的加剧，我甚至在睡觉时把红本子塞在衬裤里。但是有一晚，我实在受不了本子压在阴茎上，就想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