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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然后小短腿开始大声喊道：“那些该死的放钱的盒子都在哪里，你个臭东西？我们知道你把它们埋在了这地树林里的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啦？什么该死的盒子？为什么人人都没完没了地说埋着的钱的事？我语无伦次地嘟吹了点什么，就闭上了眼睛。“你这个笨娘们，”我听见他尖声大叫，“这个臭东西吸毒吸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搞不清了。把这狗给毒死。宰了这个杂种。”他指的狗是我，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毒劲发作，失去神志，人事不知了。
我醒来时已是白天，一切都像一场恶梦，但是在我的胳膊上能够看到打针的地方有一片乌青。这可不是想象中的幻觉，这是真实的生活。到处一片寂静，但我还是头昏眼花，起不了床，因此只能躺在那里望着湖那一边的树木。最后我滚下了床爬到厕所里去，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安非他明，全部吞了下去。当毒品起作用以后，我向窗外看去，可是我的车没有了，只在砾石车道上留下了轮胎的印痕。我紧张地走下楼去，期待着发生最坏的事情，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游泳池旁所有的家具全都给扔到了水里。在垫子之间是不是漂着个尸体？‘’啊，上帝啊，不！“我大声喊叫，吓坏了，又不敢看，跑到厨房去打电话叫出租车，但是电话线被从墙上扯了下来。我想下一步这些人会很快回来杀我，就跑出了老子，沿车道跑着，从巨大的金属大门出去，一直跑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感到安全了为止。我在这里打电话叫来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附近的火车站，然后我搭上了回伦敦的火车。
回到托特纳姆的家里，我看到了兰娜的衣服，但是没有兰娜。我买了一瓶白兰地，付钱时发现口袋里只剩下了十英镑。其余的钱全都不见了。那天我对发生的事情又糊涂又害怕，整整一天吸食了越来越多的毒品。
下午五点左右，特莎的继父拼命捶打着大门，门外特莎高兴地咧着嘴笑。“你好，爸爸。我回来了。”她说着用胳膊抱住了我。她的继父把五个大箱子搬进来后就走了，我没有和他说话。特莎激动得要命，一面把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一面给我讲她的新鲜事，丝毫也没有意识到在她周围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这个天真的孩子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搬来了，每一件玩具，每一本书和每一件衣服。她来到了这里，一心一意要和她所爱的爸爸开始新的生活。
那晚在特莎熟睡了以后，一个中年妇女来取兰娜的衣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酿配大醉，没有问是谁派她来的。等我第二天醒来时，才意识到兰娜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就仿佛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也没有听到有关地的消息。
从钱的角度来看，她是空着手走的，没有能找到她那难以捉摸的钱盒子。它们一直埋藏了许多年。
现在只有特莎和我两个人了。
到目前为止的噩梦般的故事仅仅只是预演。现在主要的故事片就要开演了。
第二十三章 恐怖演出主场开始
特莎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为了我你要赢得监护权。我要在你身边长大！”这就是我那天真的女儿，非常单纯，她始终紧抱着童年时代爸爸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没有意识到我的毒瘤有多么大。对于她来说，我一直是带着许多玩具回到家里来的英雄，而实际上我离家是去毒窟消磨时光。即使现在，我们生活在田间寒酸的房间里，而她的幻想仍继续着。
头一天，特莎一整天都兴奋地把她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公寓各处。她对那四张为我画的蝴蝶特别感到骄傲，把它们贴在起居室的墙上。住在对门的女人答应给她一只小狗。她最后上床睡觉已经很晚了。“我们给他起名字叫‘包打听’。”她说着闭上了眼睛。我坐在她的床脚头，看着她入睡，感到自己是多么无助。我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了，毒品已经俘虏了我，我无法停止下来。我听着老鼠在楼板下而奔跑，决定等她醒来时告诉她，她得回到她母亲那里去。我必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她离开我这条迅速下沉的小船。
当地在第二天一大早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像已经意识到我要说些什么了。“特莎，我有病，实在没有精力去打这场监护权的官司。你必须得回到你母亲那里去。‘哦喉咙咽便，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开始哭了起来：”不要送我走，爸爸。别这样做。如果你想赢，如果你真爱我；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我怎么能够告诉我的小女儿，她的父亲是个可怜的稳君子，没有毒品就不能活？我又累脑子里又是一塌糊涂，躺在床上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这对待莎下了床，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从一个无助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能干的护士。“爸爸，你歇着，我给咱们俩做一顿热的早餐。”她说着骄傲地从自己的储钱罐里拿出钱去买鸡蛋。吃着她做的早餐，我的眼泪不住地落到盘子里。“你为什么哭呀，爸爸？难道你不喜欢我做的早餐吗？”她问道。“非常喜欢。”我答道，一面强迫自己咽下食物。过了一会儿她上学去了，她向我挥着手，大声说：“为了我要去赢来监护权，爸爸！”我下了床，从窗口看着她和马路对面的一个女孩一起走远。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下了决心，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无论前途如何，我必须赢得监护权！否则就意味着对她的爱的背叛。
我振作起所剩无儿的精神，明白首先得搞到一些钱。突然我想起了安迪，一个与我多年交好的希腊银器商。一个多星期前我看见他开着货车从我们公寓前经过。他是个善良的人，最后几个还肯给我一点时间的人之一。那天下午我到他的工厂去找他。他看到我的情况，对我产生了恻隐之心，给我二十个银水果钵去卖，也不搭望着我付钱给他。这是他的告别方式。“这些毒品会要你的命的，”他样子很难过地说，“你为什么不去寻求帮助呢月我把银钵放在车里以后，我们握手道别，我去学校接女儿。
回来的路上我在一片废弃了的工厂区里迷了路，惊慌之中车子撞在了一只垃圾斗车上。没有人看到这个事故。我记得那猛的一下碰撞，楼后就失去了知觉。后来我终于苏醒过来，身子趴在方向盘上，头流着血。我忍着极大的痛楚设法从撞坏了的车里爬了出来，发现车头整个被撞启了。我跌跌撞撞地找到了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叫来了一辆小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到了撞坏的汽车旁，他把银果钵装到了他的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因为当我们终于把车停在公寓门外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特莎正站在开着的窗户旁，看见司机扶我下车时就跑下楼来。我坐在楼梯上，她帮着把银果钵拿到了我们的过道里。我没有钱付出租车费，司机同意接受两个银果钵，还找给了特莎一点现金。离开之前他扶我上了吱吱嘎嘎的楼梯，问我需不需要找人帮助，我说不用，他把我扶上床就走了。
次日上午，特莎没有上学，她给处理我们案子的社会工作人员打了电话。不久来了一位高级检查员帕里先生，他一看见我马上就叫来了救护车。他们把我抬下楼的时候我想必是晕了过去，什么都不记得了，一两天以后才在医院里醒过来。
想着特莎仍旧是独自呆在公寓里，我用床头电话给她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我满脑袋噩梦般的幻觉，给社会工作者打电话，他告诉我我住院已经两天了，女儿在孤儿院里，很安全。我十分震惊，我明白特莎住在孤儿院这件事可能会严重地影响我得到监护权。
虽然我的脑震荡还很严重，我仍然从床底下拿出衣服，没有被护士发觉偷偷溜出医院。我连路都走不稳，在街上到处摔跤，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了公寓里。上楼前，我从我们楼后废墟上一辆破车里找出了我藏在里面的一些毒品。在我病态的、毒品作用下的脑子里，我觉得服用了这些药丸一切就不会有问题了。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显然生着病、吸毒吸得晕晕乎乎的人居然能够从孤儿院把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接回家，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回到公寓以后，我意识到如果要想有任何获得监护权的机会，我必需再一次减少吸毒量。我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给钱普尼疗养所打电话。我没有什么钱，但是琢磨着既然他们认识我，我可以在出院时用支票支付，我明知道那空头支票会遭到拒付，但我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第二天早上我给特莎的学校打电话说她病了，然后我们就动身到特灵去。我们居然完整地到了那里，他们允许我们住在主楼旁边的一所小房子里。在我接二连三地跌跤，特莎哭喊着“我爸爸病了”的情况下，他们居然收留了我们，简直是个奇迹。我感到放了心，知道特莎在名人和阔老之中很安全，就上了床。头几天我一直在睡觉，得到了我极其需要的休‘急。渐渐地我觉得有力气了，就和别的客人一起到主楼去吃饭。电视女演员希尔达·贝克常常在我们桌吃晚饭，饭后我们经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希尔达是个说话坦率的兰开夏郡姑娘，年纪比我大，在仅仅听我讲了一小点我不幸的故事后，她就坚持要我马上把特莎送回她母亲那儿去。“趁现在还不晚，让特莎离开你这糟糕透顶的生活。”每天晚上我们互道晚安时希尔达都这样对我说。
在此期间，托特纳姆的社工部门知道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知道特莎一直没有上学，但是监护权的审理日期就要到了，他们也就没有怎么样，等待着高级法院作出决定。我觉得当地儿童福利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受够了。我拿不定主意在钱普尼住多久，但是当老板惠勒夫妇拒绝继续让我赊欠时，他们就替我作出了决定。那天下午我们离开了那些名流和草每，回到托特纳姆和老鼠为伍。
这时我卖掉了剩下的银果钵，至少有钱买食物了。一两天以后，邮差交给我一封在大法官法庭巷的高等法院寄来的信，通知我特莎·玛丽亚的监护权案将在一个月后审理。经过了三个星期的休息，我脑子清楚了一点，意识到我需要一个得人心的长期解决方案，一个在法庭上让人觉得牢靠的什么东西。打定主意后我登广告找一个管家，提供免费住宿作为交换条件。
第二天就有两个刚刚到英国的十八岁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和格雷丝来见我。她们非常单纯，在伦敦没有亲戚，很容易就相信了我在兴奋剂作用下的一通胡言。胖胖的黑头发的格雷丝作为免费住宿的交换，同意说她是我们的兼职管家。漂亮的、留着红色短发的玛丽则会声称她认识我已经很久了，我们已经订婚，快要结婚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这对于法庭来说是个十分完美的形象。为完成体面家庭这幅图像，必需让人觉得我有固定的职业。为此我去找了一个老相识，他给我写了证明信，说我在过去的一年中任他的办公室主任。现在家里显得情意绵绵、温馨宜人，特别是每次当地的社工部门的人员来探访时，家里摆设着给他们看的鲜花和一盘盘水果。
就连老鼠也似乎规矩了。
在法庭审理前一周左右，法院的工作人员对特莎、我和两个爱尔兰姑娘进行了口头审查。我们都按照排练好了的说法回答，显得是个稳固的集体。玛丽和我甚至还拉着手。我能够感觉到，法院的人巴不得我们有这样一个装出来的格局，在这场审查中我们获胜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我那可爱的、自信的、坚决要在爸爸身边长大的十一岁的女儿。在那时，很少有父亲在争夺子女监护权的案件中获胜，更别说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吸毒成瘤的罪犯父亲了。
从法院开车回家时我们经过了丽生树丛街和马丁的古董店。看到这些熟悉的景象我产生了奇怪的感觉，停下车呆了一会儿。我自己也无法回答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这个问题，便重又上车回家。第二天早上特莎上学后，我突然想起了一切。我简直能够看见自己把许多箱子埋在马丁的地下室里的情形，但是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想不清楚细节。格雷丝工作去了，因此我带着玛丽到教堂街去查看。一路上，我一面听着阿巴唱（滑铁卢），一面激动地告诉她埋藏财物的事。到达帕丁顿后，我惊奇地发现马丁已不再拥有那片产业，现在在不远处经营着一家小商店。那家新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地下室的房间全是空的，他接手后亲自把里面没用的东西都清了出去。我仍坚持要看上一眼，不知何故，他虽不怎么情愿还是让我们下去了，他自己则在照顾一个刚进门的顾客。我垒的砖头没有人动过，我使劲一谁就推倒了，顷刻之间玛丽和我就把大约二十个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