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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之内我的父母就来到了警察局。父亲十分吃惊，开始询问我，但我只是沉默地迎着他的眼光。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就哭了起来。只是在禁止我跟他们回家时，我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么严重。父母离开后，我被带到一个囚室去过夜。警察局的警察在听世界杯足球赛的广播，巴西5：2战胜了瑞典。十七岁的贝利进了球。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囚室里黑乎乎的，我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想念维奥莱特，哭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从囚室被带到法庭上，看到三个法官坐在一幅女王的巨大画像前。他们裁决我在押四周，以准备获得进一步的报告。于是我和另外两个样子粗野的少年一起被一辆上锁的警车带走了。大的那个似乎是个老资格了，他问司机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圣尼古拉斯少年收容所‘里。”那里面可有些难对付的家伙，“他指着掉了的门牙说，”这是我上次在那里时的事。“那天天气很好，车子驶过乡村，我沉默地坐在车里。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四周围着安全网的巨大建筑物的大门外，那里有个系着红色工作裙的胖女人来接我们。”这些就是今天的少年罪犯吗？“她开玩笑地问警车司机。”我们这儿有个抢提包的小家伙，“他答道，”觉着自己是罗宾汉呢！“我下车时她对我怪笑着，揪着我的领子：”好吧，欢迎你罗宾。我是使女玛丽安！“
我们三个人被带到了一间大餐厅里，大约有五十个男孩在那里吃香肠和土豆泥，发出很大的声音。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伦敦东区口音很重的人喊道：“看，巴里回来了。你好吗，老小子？”这是和那个缺牙的男孩打招呼呢。聚集在这里的穿着昨叽布制服、全都比我大得多的少年都是成长中的明天的罪犯。比起他们来，雷蒙德和布赖恩简直像儿童车里的婴儿。那晚我们被带到了一间大宿舍里各自的铺位前，关灯时女看守大声说：“统统听着，不许手淫，马上睡觉。”
第二天早饭后我才意识到，我是落在少年犯罪世界的深渊里了。我被派和另外俩人在厨房干活。他们在争论谁的父亲是更出名的匪徒，突然其中一个拿起他正洗着的刀子捅进了另一个的胳膊。我看着挨桶的那个踉跄着走出厨房，留下了一道血迹，整个吓呆了。那个较大的男孩立刻一把抓住了我，把血迹斑斑的刀子对着我的脖子，告诉我如果敢告发他会有什么结果。“现在快跑！”他恶狠狠地嘶嘶说道。我奔出厨房，跑进宿舍躲到了我的床底下。后来询问我时，我说出事的时候我正在上厕所。和那些大孩子在一起，我明白自己不是罗宾汉，而只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跟屁虫！
随后的三个星期像场噩梦，非常可怕。我的父母每个星期日来看我，呆一个小时，可是他们显得离这个凶暴的少年世界是这样遥远。其中一群仿效他们的英雄、几周前刚从切姆斯福德监狱逃跑的阿尔弗莱德·海因兹，正在策划越狱。在我快要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变得勇敢了一些，开始按我能够想象的模仿电影（监狱摇滚）中的埃尔维斯。一天晚上的娱乐时间里，我想打台球，但是一个已经玩了很久的苏格兰男孩不肯离开球桌，我生气之下和他吵了起来。在争吵过程中他用台球杆打我，把我的嘴唇打了个大口子。我吃惊得忘了还手，这件事在我一两天后脸上包着绷带上法庭时起了有利于我的作用。
在申诉中，父亲没法说服了地方法官们我需要的是心理治疗而不是监禁。他想着有个和精神病人生活在一起的病儿子要比有个在监狱里的健康儿子强。于是我当场被判去当弗莱思·巴尼特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在当时，这似乎比在少年犯监狱里蹲三年要好，但从以后在精神病院中出现的情况来看，蹲监狱要好得多，可能会使我免去吸毒这个无期徒刑。
我被放进一辆加锁的小客车里送到那家精神病院，只是在警察离开后我才完全意识到这不是少年拘留所。现在包围我的不是少年罪犯，而是穿着晨衣四处晃悠的怪人。
弗莱思·巴尼特是巨大的哥特式综合建筑群，坐落在大面积的场地之上。它有着欧洲最长的走廊，病房都是上锁的，病人只有进了棺材才能从里面出来。许多病人从世纪之初起就一直住在里面，进来时才十几岁，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镇静剂的药力之下。后来揭发出来，医院里求得家属同意在病人身上进行过大脑手术实验。当别的十四岁的少年在上学、一些不服管的或许在蹲监狱的时候，我却和严重的精神错乱的病人一起被锁在了疯人院里。我并没有抑郁症，也没有自杀倾向和厌食病，只是一个因偷窃被抓的孩子。我能够对付监狱生活，但这个精神病院和里面的病人使我毛骨悚然。我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我住的单元叫哈利威克病房，里面尽是怪人，整天被锁在一间大公共休息室里。这间长约六十英尺的房间有俯瞰院子的大窗户，偶尔会有从别的病房逃出来的转了向的病人从窗前溜达而过。房间里有大约十张圆桌和许多椅子，黑白相间的方地板革铺的地看上去像个巨型象棋盘。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二十来个疯子一起生活在这间病房里，他们里面有些人我记得很清楚。阿伦是个画家，瘦高个儿，有一头疼曲的黑发和肮脏的长胡子。他永远穿着黑色高领套头衫，宽松耷拉的长裤和凉鞋，整天画别的病人。他总在削铅笔，要不就是像画家常做的那样举着铅笔量比例。画好每张画以后，他把它们小心地放进一个灰色大夹子里。阿伦从不说话，也不让任何人看他的画，我认为他是因严重的抑郁症住进病院的。
另外一个人是“其死掉”先生，他整天在休息室里转来转去，嘴里念念有词：“我真死掉也不在乎。”一面重复同样的字句一面自己在笑。他整天老从开着的窗子里爬出去，在草地上行个屈膝礼后再爬回来。“其死掉”个子不高，二十几岁，总穿着医院的层衣。他拒绝穿鞋袜，绿色的贝雷帽一直拉到盖上耳朵。
最吵人的病人是胖胖，一个大约五十岁的女人。她体重肯定有二百八十磅，两个奶子大得像西瓜。她不戴胸罩，大如茶托的奶头撑着绷得紧紧的尼龙套头衫。胖胖一天到晚不停地吸烟，用吸剩的烟头点燃新的一根烟。烟灰总是掉在奶子上，每次她穿过房间去把又一个燃着的烟头扔进垃圾桶时，烟灰便从如子上掉到地板上。她走路的时候裤子出溜下来，露出屁股沟来。她常常会和“真死掉”撞个满怀，对他大嚷：“滚蛋！”而他总是说：“我真死掉也不在乎。”对此她会咆哮着说：“那你就去死吧。”一面身子往开着的窗子前她老坐的椅子里一靠。她手里总抓着几包香烟，如果新来的病人问她要烟，她的回答永远是“滚蛋！”实际上她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别的话。
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是罗杰。他大约四十岁，头已经全秃了。警察发现他凌晨两点时在大街上乱转，被带进来时穿着一身邮递员的制服。他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除了医生或者护士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他整天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儿。他一看见他OJ就会跳起身来，一个劲地对他们说他不是邮递员，他的名字也不是罗杰。
在屋子的一角坐着多琳，一个三十岁的漂亮女人，有着金黄色的长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她身材很好，穿一件黄色紧身套头衫，连胸罩上的针脚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坐在一张矮椅子上，就能顺着裙子看见她穿的白色裤子。当她张开两腿时我能看见她的阴毛。她的金发不是染的。多琳很少说话，但是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不愿做定在下星期的脑前叶切除手术。她非常害怕这个脑手术，大喊：“我不愿意把我的脑袋给切开！”
除了些耶稣会员、俄国特务和一个整天洗手的男孩外，还有另一个常客，我管他叫钱串子先生。他是个有钱的纽扣制造商。我认为他住院是为了逃避对他的诈骗指控。他是个英俊的男人，穿着昂贵的套服和钨亮的皮鞋，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个医生而不是病人。他一天中大多数时间都在看专门给他送来的报纸。偶尔他也和多琳说话，在护士不注意的时候企图挑逗她。他总是开开心心的，不论谁问他要烟都给。他唯—一次面露愁容是在有一天护士递给了他一封信以后。
我们全都整天坐在那个房间里，天天如此，望着墙上大钟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晚上我们听卢森堡电台播放的埃弗利兄弟或汤米·斯蒂尔的音乐，他们好像每晚都播放同样的音乐。只有吃饭和送药车来到时才打破这单调的局面。这样过了两星期，正当我开始琢磨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某个纽沃姆大夫要开始给我治疗了。
第二天晚上八点，所有的人都下班以后，纽沃姆大夫才来叫我。以前我在病房里见过他。他是个英俊的、身材修长的澳大利亚人，肤色很深。他咧嘴微笑时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浓密的黑发每一细都整整齐齐。他总是穿浅蓝色的套服，系鲜亮的黄领带。他微笑着向我介绍了自己，让我跟他沿一条安静的长走廊走去，把我领进了一间治疗室，从里面领上了门。这个房间四壁空空，只在当中放了一张高睡榻，上方吊着一盏灯，像一间手术室，让人看了很害怕。大夫指着睡榻让我躺下。他从一个小黑箱子里拿出了注射器，给我打了一针。我马上就觉得晕乎乎的，好像飘了起来。房间仿佛变得越来越大，站在面前的大夫越来越小。纽沃姆大夫态度和蔼地问我为什么要抢提包。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我感到他的手在揉我的肚子，他叫我放松。我记不得他提出的别的问题了，但我确实记得他说：“你会喜欢这个的。”一面拉开我裤子的拉链和我口交。我感到自己勃起了，还没明白过来就达到了性高潮。他告诉我不要有负罪感，而要享受其乐趣。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的性高潮，我感到很害怕。我不知所以，第二天就到年纪比较大的高级顾问医生巴尔金大夫那里去申诉。但是，唉，他自己也是个同性恋者。他仅仅对我说别让自己胡乱想象。我父母来看我的时候，我求他们让我离开这里，但是我是法院命令进这个疯人院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尽管我一再恳求，这种情况仍继续着。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上打针后的这种晕乎乎的感觉，加上纽沃姆大夫总是注意不让我有负罪感，性高潮也变得其乐无穷了。
这个大夫如何能够厚颜无耻地干出后来的事情，确实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但是他设法安排让我到伦敦中区去和他相会，并在他位于肯辛顿的公寓中过了一夜。到他给我车钱让我到伦敦西区去时，我早已不再抗议，非常激动地坐上拥挤的地铁到了皮卡迪利圆形广场。
在电影院门外闪烁的霓虹灯广告下咧着嘴微笑着等我的，是纽沃姆大夫和他治疗抢提包的最新方法。他带我进了附近一家小酒店，虽然我还不到年龄，他们还是把酒卖给了我们。我们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他递给我一粒小小的黄色药丸，说：“我要你今晚玩得真正开心！”又说：“这会让你感觉更好。”
我听话地吞下了药丸，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进入右旋安非他明造成的昏暗世界的开始。这是一种强效安非他明毒品，在以后的二十五年中，成了支配我生活的最强大的力量。
我坐在小酒店里，开始感觉越来越好。对于任何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能在夜里到皮卡迪利圆形广场来都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是这个药片把我带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不到半小时我就充满了难以控制的激动，在酒店里跑来跑去，和陌生人聊天，仿佛从来就认识他们似的。这种引起幻觉的毒品开始生效时，我变得激动、饶舌、外向。我们离开了酒店，穿过红灯区，那里闪烁的霓虹灯似乎越来越亮，好像专门是为我而点燃的。我的脑袋像一座喷发的火山。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好得没治了！我想唱歌。我们从街上的妓女身边经过时，她们都向我们微笑，招手要我们走进她们灯光幽暗的大门里去。我们看着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外面的裸体女人的照片，不久就走到楼下看她们脱衣服去了。当我抬起头来穿过烟雾，第一次看到一个全裸的女人时，我的心开始怦怦狂跳，阴茎变得硬邦邦的。在麻醉品造成的晕乎乎的感觉中没有了任何约束，我走进厕所的小间，一面想着那裸体姑娘，一面……这种工作时间以外的治疗毫无疑问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