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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在一个女人的商店门道里睡觉，她在早晨开门对总是用儿童车推着孩子一起来。每天早上让我挪开时，她常常从她的小食品店里拿几个陈面包卷给我吃。有一天，我意识到她的孩子现在会走了。在我无家可归的期间，我眼看着她长大，舍去了尿布。
在这些迷失的年头的后期，我开始每晚和另一个流浪汉一起睡在同一个门道里。我们一次也没有说过话，但是总是越挨越近，直到我们的脚碰上为止。仅仅没得有另外一个人在动就使我们感到安全一些。这让我们放心了，我们还没有进棺材。
已经死去，已被埋葬，已被遗忘。
在度过了很长的这样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早晨我醒来时看见两个小学生在我旁边扔硬币，他们说：“看看这个可怜的老头。他永远都在这儿！他都可能是我们的爷爷了！”
爷爷？
这话震动了我。
我只有三十几岁，却已经变成一个漂泊街头的老朽了。
第二十八章 凤凰戒毒所
天气冷的时候，我睡在希思罗机场的锅炉房里，和所有的流浪汉一样，把在世界上的一切财产都放在购物袋里随身带来带去。袋子里装满了没用的废物，但是带着仍然属于我的东西使我总感到好一些。
小学生管我叫“爷爷”震动了我，使我采取行动。在长期仅仅在公园长凳上凑合过夜之后，我又开始吞食安非他明了。虽然我不到什么地方去，至少我在活动，这总比整天和酒鬼们烂醉在一起要好一些。有一晚，在温暖的锅炉房里过夜时，警察发现了我，尽管我没有犯罪，他们还是把我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我已经好几天因吸毒兴奋没睡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他们从我嘴里得到的惟一情况是我出生在巴尼特。但是那两个警察确实真是关心我的安全，就设法安排把我送到二十来英里外的巴尼特综合医院。他们仿佛在设法为这个在他们家门口找到的破损了的人体躯壳寻找一个主人。他们不忍心就那么把我扔掉。
到达医院时，我被放在急诊室屏风后面进行检查。我身体上没有什么毛病，好几个觉得奇怪的医生来看我，最后才有一个医生恍然大悟，明白我过量服用了安非他明。他把我在那个隔开的小室中留了好几个小时，等待药力慢慢减退。
我在那天所受到的精神病人幻觉的折磨充分反映了滥用安非他明的严重副作用。我只穿着一件纸质长袍躺在那儿，开始认为自已被带到了火星上，护士们把头伸进帘子看我时我害怕得要死，觉得好像她们在看一个外星人。我坚信只有吃一次性的纸质长袍才能回到地球上，于是就开始吃了起来，一次嚼一大口。当安非他明的药力逐渐减退时，我已经又吃下去更多的医院的纸质长袍，回到了地球上。医护人员换班时我被发射回了地球。这使我更加相信新来值班的护士是地球人在欢迎我回来。
后来一个精神病医生和我谈话，他从多年前医院的老病历上了解到我的情况。我只有一个病，我是个没有希望的老牌痛君子。把我在这里再留上两个星期，放出去后我再抱着另外一瓶安非他明，这有什么意义呢？医院给了我到查灵道口的吸毒者之家去的车钱后就让我出了院。那个吸毒者之家位于我最近和酒鬼们一起过夜的一条路上。我的火星之行把我吓坏了，现在拼命想停止吸毒。
我带着我的全部破旧购物袋来到这个慈善之家时，一个友善的长胡子汉子迎接了我，请我进去。我们聊天时他表现出很大的理解，说他自己也曾经是个吸毒成痛的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他问了我那个最终的触及灵魂的问题。我究竟是希望他给我一百料安非他明，还是把我送到一个地方去戒毒？“好好想一想。你的回答必须是诚实的，出自内心的。”他说。他给我半个小时自己考虑。显然他并没有一百粒药丸，但是那时候我相信他有。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因为对于一个正处于吸毒后的幻觉和快感消失期的痛君子来说，一百粒安非他明简直就像是金矿一样。
我回顾了多年贫困潦倒生活的痛苦，怀着自己所能具有的全部诚意，平生第一次作出戒毒的决定。在每一天从早到晚吞食安非他明整整二十年以后，这对于我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决定。当我把决定告诉他以后，他给美国最好的戒毒中心之一的凤凰戒毒所打了电话。放下电话后他告诉我有两个人要来看我。“我不能作出任何保证，”他说，“不过他们有可能把你带回戒毒所去。”
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男一女，都是快三十岁的人。俩人原来都是吸毒者，现在正在戒毒的最后阶段。他们问到我的吸毒习惯，盘问我为什么想要戒毒。我告诉他们我所经历的痛苦，他们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把我带回了凤凰戒毒所。首先他们搜了我的身，看看有没有毒品，然后对负责吸毒者之家的那人表示了感谢，就带我离开了。在外面大街上，这基本戒了毒的俩人之一问我：“你真的需要这些破烂购物袋吗？”我默默地摇了摇头。“咱们把它们扔了吧。”他指着一个垃圾箱建议道。我稍带犹豫地把两个袋子扔了进去。当我们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对面的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他们给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和香烟。上了去赫恩山的公共汽车后我回头看了看垃圾箱，看见了我经常挨着睡觉的那个酒鬼。他正在翻我的购物袋呢。这一切显得是这样奇怪。
坐在公共汽车上层，我感到很安全，仿佛是和老朋友在一起。在许多年独自流浪街头之后，这是一个奇迹。看见我的同伴在一起开怀大笑，我感到很难相信他们曾一度和我一样是吸毒或薄的人。
凤凰戒毒所在伦敦南部一个小山上，是一座由私家路通达的有三十间屋子的大宅子。这是一处没有毒品的绿洲，在一切方面都超脱在伦敦生活之外。那一天我开始执行十八个月的戒毒方案。作为新来的人，每一天我都在那些已经正式接受戒毒的吸毒者的严格指导下活动。在戒毒所时间长的老资格们已经取得了进步，现在向新来的人发布他们曾经接受过的同样严厉的命令。方案仿效真实的生活，首先教你接受控命令行事，逐渐教你承担责任。在治疗的后期，戒毒者搬到恢复部，那时他们可以在外面找工作，找住的地方。这使得他们能够重新回到外部世界，同时仍能享受戒毒所集体中的安全感。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所长在内，都是吸过毒戒了毒的人。为了打破旧习愤，第一年中新来的人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
我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活动室，大约二十个年龄在十七到三十岁之间的吸毒成瘾者在那儿排着队迎接我。他们处于不同的戒毒阶段，和他们见面是个令人十分害怕的经历。这一帮人将成为我的新家庭成员，我必须和他们一起吃饭、工作和交往。没有毒品的帮助来做到这一点是我所需要攀登的最高的山峰。从十四岁开始我都是在吸毒后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我只有在毒品的作用下兴奋迷糊或喝醉以后才和别人交往。酒和毒品这两根拐杖一直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糟的是，许多年以来我只和护土、医生或警察说过话。除此之外我就只和一只饿狗或以黑马的形式出现的上帝讲过话了。现在，真实的人，二十张陌生的面孔在看着我。那天当队长说“这是斯蒂芬”时，我害怕得只希望地板能张开口把我吞下去。
一共有五个小组，每组六个人，我被分到其中的一个组里。我们的小组长彼得大约三十岁，个子很高，短短的黑头发，两只手上都制有花纹。他是经法庭许可到凤凰戒毒所来的，否则就要判刑后监外执行。他带我看我们的住宿处时显得很有自信。我们俩和汤姆一起住在这间大屋子里。汤姆是个年轻的爱尔兰人，吸海洛因成瘾，他使我想起了约翰·列依和他的小圆眼镜。那晚，彼得对我解释说，在头六个月期间我只能往外寄一封信。我决定给我母亲写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封致命的信后来毁了我。我坐在桌旁写信，听见彼得和汤姆在正常地交谈，感到十分惊恐，我祈求赶快熄灯，我好独自躺在被单底下。在凤凰戒毒所的第一夜我确实感到像一条落到了沙滩上的鱼。
次日一早，汤姆教给我怎样把床收拾得十全十美，一个精子都没有。不久就有两个拿着书写板的年长的正在康复戒毒者来检查。他们看了看我十全十美的床铺，然后把床单全都拉到地上，说必须得重新整理过！他们又这样做了两次，才最后通过了我整理的床，我简直都要哭出来了。
早餐前在饭厅时，和别人在一起所造成的焦虑感觉又开始涌现出来。仿佛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早饭后是会议时间，给了我一包烟丝和卷烟纸，这包烟丝要吸一个星期，教育你要按定量进行消费。
在戒毒所的头一天，我被分派去帮厨，作为新来的，我得把一切东西，包括地板，洗刷得干干净净。另外只有两个人和我一起干活，一位是个快活的高个子小伙子，叫阿什利，另一位叫珍妮，是个漂亮而自信的红头发姑娘。和这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干活，我觉得比和大家在一起时威胁感稍稍小一点。
凤凰戒毒所是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地方，人们像蜜蜂一样整天忙忙碌碌，完成着室内室外的无数工作。戒毒者自己管理一切，炊事、清洁、维修、种花、洗衣。我们生活、吃睡在一起，创造了自己小小的无毒品世界。无论你是在用剪刀剪草，还是用牙刷清洁大片地板，你都是这个集体的一员。对我来说，就是整天洗碗。直到晚饭后，一天中最可怕的部分开始了——集体治疗。
集体治疗是由十个人坐成一圈进行的。头一夜，我眼前出现了自己在“包打听”死后在托特纳姆那地狱般的地方与破椅子说话时的情景，就开始哭了起来。组长感觉到我很痛苦，就把我带到厨房去喝点水，好让我平静下来。因到房间里之后，当大家开诚布公地轮流就每天所发生的事情说着对别人的看法时，我在一旁看着他们。如果有人指责你，你有机会对针对你的指责作出回答。谈话总是变得很激烈，互相咒骂，但从来不动手。当我们对别人大声叫嚷时，总要抓住椅子座，这样就永远不会用手势去威胁别人。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怕，总是胆小地设法避免直接冲突。
每晚在集体治疗之后有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有热的奶制品饮料喝。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和海洛因好君子、法国人皮埃尔成了朋友。皮埃尔的父亲是巴黎一个有钱的银行家，自己掏钱让这个任性的儿子在这里治疗。这个法国小伙子长得很帅，金色的头发，穿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他比我们其余的人要高级一些。他讲起他这个花花公子和法国头号帮匪们在一起时的冒险故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和我相似的背景使我和他更密切了。皮埃尔决心戒毒，非常严肃地对待凤凰戒毒所的活动，单单是每晚和他在一起就使我开始和别人也有了稍稍多一些的接触。
我仍感到与人交往是件难事，但是随着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情况变得好多了。现在偶尔我和别的痛君子会聊起自己吸毒的情况，在集体治疗时甚至开始回敬对我的辱骂。
几个月后，当我被派到花园去干活时，情况真正有了改进。也许就是这样计划的，但是这个计划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和我一起在花园里干活的是皮埃尔和汤姆。皮埃尔是负责人，他不那么严格，允许汤姆和我长时间闲谈。尽管活儿设计得要保持我们整天忙碌，但是终究给草坪也只能剪上这么多次草，给树也只能剪上这么多次枝。我们常常把棚子里已经点尘不沾的工具拿出来擦拭。皮埃尔的责任是检查我们的工作，但即使在他让我们返工的时候也是笑着对我们说的。有一天我们需要烧掉许多垃圾，包括大堆大堆的报纸。我看着这些报纸，意识到自己在湮没的流浪生活中虚度了这样多的年华。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阿里又一次成了重量级的拳击冠军；一九七五年二月奥纳西斯在巴黎去世；一九七五年十月伊丽莎白·泰勒再度和理查德·伯顿结婚；一九七六年一月协和式飞机首航；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一九七七年一月吉米·卡特成了总统；一九七八年五月玛格丽特公主和托尼·阿姆斯特朗离婚。最后一像报纸中的一张登着，一九七七年八月，摇滚歌王埃尔维斯去世。我晃了晃脑袋。埃尔维斯死了？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他妈在什么地方？“你记得这些事吗，汤姆？”我问道。‘不记得，伙计，我正忙着给自己打针呢！“他笑道。
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把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