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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的地方,我们爬上了一列停放在那儿的列车。很快我感到白茫茫的昏睡之云像海潮般向残卷了过来。我象个婴儿一样践起身子,在一列开往俄国的特快列车上睡死了过去。
第三十六章 曲折而漫长的路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火车正慢慢离开奥斯坦德开往西伯利亚。我由于服用了巴比上酸盐片仍感到头昏眼花,但模模糊糊看到有别的旅客,听见他们在说外国话。有人把那只曾放过百万英镑的空箱子用绳子捆在了我身上。
我像战争电影里演的那样跳下火车,摔下来打着滚最后停在了月台中央,一动也不能动了。我又把头给撞了,鼻子流血。当我终于坐起来时,看见胸口别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过你,但是我不得不回家去了。”
汉雷洛蕾刚刚结束了一门连经过专门训练的突击队员都无法通过的生存课。在过去的四天里她几乎没吃没睡,从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到了能够承受的边缘。为了保护自己能够活下去,她不得不跳下这疯狂的螺旋式滑道。
我半瘫痪着、浑身是血、脏兮兮地坐在那儿,旅客们感到难以置信地从我身边迈过去。汉雷洛蕾,我重回人间的入场券,走了。我再一次孤身一人,但是这一回是在一个陌生的比利时城市里,头和心都碎裂了。在人们匆匆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见海鸥在天空中飞翔,看上去就像等着吃我的肉的秃驾。我用一只眼睛还能看见街对面商店的模糊轮廓。我试图站起来,但是不行,便只能像只狗一样爬出了车站。雪下得很大,我腰上捆着文件箱,用膝盖和两只手在半融的雪水中爬行,看上去有点像只瑞士的雪山救人犬。
为了避雪我躲进了一家商店的门道里,一辆运啤酒的货车正在我面前卸货。只有上帝才会知道哪儿来的力气,在那两个卸货的人没在的时候,我偷了一整箱啤酒,拽着拐过了弯。我在尺码以外找到了一个小地下停车场的人口。我坐在啤酒箱上,像坐在平底雪橇上一样滑了下去。在下面我至少不必受冰冷的雪的煎熬。我打开了头几瓶啤酒,大口地喝了下去。酒精为我体内的兴奋剂加了油,尽管我浑身是伤,但很快我就感到畅快起来。我再一次成了国王。
后来的两个小时中,在那个潮湿的比利时停车场里,一切都棒极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天刚破晓。我仰面躺着,又冷又僵,起初一点也动不了,就好像我已经化为了尸僵似的。就连动一动头都会引起眩晕,仿佛有一个巨人便提着我使劲甩动。我推一能做的就是躺在那里,打开最后一瓶啤酒,倒进我空空的胃里。更为可怜又可鄙的是,啤酒瓶破口划破了我的嘴唇,我现在咽下去的是和着血的啤酒。酒精逐渐使我激动起来,我醉醒醒地决定追随汉雷洛营到慕尼黑去。不久我就坐在了一列温暖的火车里向德国南部驶去,至少我希望是开往那个方向去的火车。
在德国火车上像我这样旅行的困难是,查票员比英国的要严厉得多。没票,滚下车去!是一条严格执行的规矩。推一好的是每次他们都等到火车停下以后才赶我下车。他们不听你的哭诉,特别是外语的哭诉。我在每一个该死的车站都被赶下车来,随着旅程的无限延长,我越来越虚弱脱水。在每一个车站,我根本没有力气去找食物和水,只能坐在那里等着上下一趟车。
终于,铁路警察以典型的德国式效率打电话给前面的车站,警告化们有一个外国吉卜赛正在企图免费穿越德国。我的铁路旅行在科布伦茨结束了,一个头戴大帽子身穿长大衣的严厉的警官在那儿等着我。“你得跟我来。”他说着把我带到了一辆绿色的大汽车前。我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在一间牢房里关了大约五个小时。
在那间牢房里,我奇迹般地发现了十马克硬币整整齐齐地像在一起。门终于开了,询问开始。对比之下,英国警察简直就像幼儿园的老师。德国警察十分生气,警告我欺骗国家铁路会受到什么样的严厉惩罚。他们说得就像会判死刑似的。但是他们并不想给自己加上一个负担,去逮捕我,以及为把我送回到英国公园的长凳上去做所必需的大量旷日持久的文案工作。那个戴着大帽子的警官这时开口了:“你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坐船、坐汽车、坐飞机都可以,就是不要,我重复一遍,不要坐火车。你听清楚了吗?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他看上去非常生气。我想回答说:“希特勒万岁。”不过考虑考虑没有说。我点了点头,默默地离开了警察局,走上科布伦茨积雪的大街。
在一个过路人的帮助之下我用硬币给汉雷洛曹家打了个电话。她心烦意乱,就让她的父亲和我说话,现在他已经完全了解了女儿在英国噩梦般的遭遇。他用德语和我讲了半天。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但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了关切和同情。他不断提到我的名字,好像在向我表示良好的祝愿和对我的宽恕。我想象他在自己回响着钢琴的乐声和闪烁着圣诞树灯光的温暖的客厅里。硬币用光后我离开了电话亭,发现冬雪下得更大了。
我一定不能放弃,我对自己说着并开始唱起歌来:“也许因为我是个伦敦佬。”歌声似乎激励了我,我向高速公路艰难地走去。我被铁路警察吓坏了,又不知道科布伦茨到慕尼黑之间的距离是四百多公里,就开始在公路边搭便车。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开过去的寥寥几辆汽车上的人可能根本连看都没有看见我,因为我身上盖满了雪,看去就像个活雪人。我意识到不会有人停车,就决定步行。我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了,迫切需要手术治疗,又加上正处于一生中最严重的毒品突然中断的状态下,这个决定对自己实在是提出了相当大的要求。沿公路走了大约一公里我跌进沟里,陷在了积雪之中。我爬不出来,仰面在那里躺了很久很久,雪不断落在我的脸上。地狱应该是个热的地方,我心里想。最后我终于从沟里爬了上来,但是爬丢了一只鞋。我冷得要命,身体冻木了。我只有一只鞋了,便走下了公路回到科布伦茨。我在雪地里已经好几个小时了。这时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火车站附近,就好像有人给我引路似的,我找到了一个干干的地下室。我倒在了里面。但是根本不可能睡在地上,石头地上的冷气钻透了我全身。我解下那只曾经放过找不到的百万英镑的箱子做枕头,准备就这样死去。
当我和上帝说话的时候,我开始又哭又笑。
我既未吸毒又未喝醉。我现在非常平静神志非常正常。我需要帮助,科布伦茨的人仍在梦乡之中,上帝是惟一醒着会听我讲话的人。“啊,上帝,”我呼喊道,“你,现在也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了。只有你能给我力量,让我停止吸毒!”
我终于承认了失败,承认自己可怕的毒瘤,以及从小的时候起这毒德就是多么的不可控制。
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毁掉了,现在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腐君子,第一次祈求上帝救救我。我把自己的意志和命运都交给了我的遗物主,躺在那里,上帝来到了地下室和我在一起,我感到无比的宽慰。他并没有在天使的包围下闪着巨光来到。他只是和我在一起而已。
一个疲乏的、厌倦了斗争的、经历了二十年噩梦后的癌君子迫使自己跪在那儿,在漆黑的地下室里一遍遍地祈求上帝的帮助。
上帝真的帮助了我。
我此生再也没有吸过毒。
第三十七章 从死亡中归来
要想活下去,我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在地下室的另一头找到了一个很大的商家使用的垃圾桶,为了逃避冰冷的地板我爬进了垃圾堆里。我在里面睡着了,生动地梦见了汉雷洛蕾和她的父亲。他们向我把手,让我走进一扇大木门来到一个阳光明媚的花园里。
突然地震把我惊醒了。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随着垃圾一起落进地球的中心。有人正把装着我的那个垃圾桶里的垃圾倒进垃圾车。我大声喊叫着,把头从垃圾下面钻了出来,差一点没能躲过垃圾车嘎嘎作响的铁牙。垃圾工们比我还要惊骇,都大张着嘴呆呆地站在那儿。
“只不过歇了一会儿。”我用英语说,一面从垃圾车上翻了下来。我蹒跚着走到附近的火车站,看见一列停在那儿的火车,爬了上去,希望它开往我要去的地方。谁也别想把我从这列车上赶下去,我向自己保证道,把自己关在了一间小厕所里。很快我就在地上睡着了,完全挡住了门,谁也没法推开。我断断续续醒来,听见有人在外面用外语叫喊,但我一声不响,继续我的旅行,祈求我们是在往南开。开了许多英里后我站了起来,从涂着油漆的窗户上的一条刮痕看见我们是在斯图加特,正是我要去的方向。我又数着过了几个车站后就跳下了火车。我不停地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直到我来到安全的大街上。天气非常冷,我脚上只有一只鞋,简直是狼狈不堪,但是我不敢停下来,怕铁路警察会逮捕我。我继续往前走时,发现自己是在奥格斯堡,正是我要到的地方。上帝在指引着我。
离汉雷洛蕾家所在的村子还有十英里,没有钱根本不可能坐公共汽车,我只能走去。我半走半爬,慢慢挪动,用了非常长的时间。没有人来帮助我。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对一切毫不关心。
一英里以外我来到了一个厕所。那只没有鞋的脚肿得很厉害,厕所成了个受欢迎的休息的地方。我打开水龙头喝了大量的水,恢复了力气,继续走完最后一段通向自由之路。路上经过一个购物中心时我走了进去,偷了一瓶红葡萄酒。半数的店员眼睁睁地看着,但是都吓得不敢走近我。损失一瓶便宜酒比起面对一个疯子来说麻烦要少得多。
在购物中心外面,我坐在矮墙上几乎一口气把酒喝了下去。酒给了我力量,我大声哭着前行,但是高高地仰起了头。
我在街上乱走,汽车不得不猛拐以免撞上我。好像奇迹一样,其中一辆汽车停了,开车的人走下车来。是克里斯蒂娜,汉雷洛蕾的妹妹,从大学开车回家。她把剩下的那点我带回父母家中。我站在他们的花园里,不肯进屋,对我让汉雷洛蕾受到的折磨感到无比羞愧。当汉妮出来后我抱着她,哭干了每一滴眼泪。
汉雷洛蕾的母亲惊呆了,给汉雳洛蕾的父亲打了电话,他立刻从上班的地方回到家里。他看见我仍然像死了似地站在他家的花园里,就用胳膊搂着我,把我带进了屋子。他们给我热汤喝,然后让我睡觉。如果他把我赶出家门,我是必死无疑。我能活着永远要感谢他。我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路才来到了他巴伐利亚家的门口,但是我的命运之册里就是这样写着的。
上帝终于把我带回了家中。
我从吸毒岛上被释放回来了。
第三十八章 从此幸福
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做了检查,立即把我送到了慕尼黑的格罗斯汉登医院,在那里几小时后给我做了紧急手术。这个十小时的大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
外科医生取出了头骨的碎片,嵌入了一块金属片把我裂开的头骨固定起来。一只内耳已无法修复,结果是我这只耳朵完全丧失了听力。在这长时间的手术过程中大夫设法把我的脸部神经接了起来,在后来的五年中渐渐恢复了百分之六十的功能。这就是说我笑的时候脸是扭曲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扭曲的人生之后,任何笑容都是个奇迹。我的视力也受到了损害,但多年来逐渐也有改善。我受的这些伤和后来接受的手术治疗证明,惠廷顿医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让我出院,做得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汉雷洛蕾不顾两小时的路程,每天都到医院来看我。她的爱才是治疗我伤病的最主要的药物。我非常虚弱,在医院之外一无所有。
但是汉妮爱我,这就足够了。
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很长一段时间后当我终于出院时,汉雷洛雷租了一套小公寓,干活挣钱养活我们俩。后来的十二个月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主要不是从伤病中恢复,而是学会在一个没有毒品的正常世界中生活。克服毕生的毒瘤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比我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困难。和人交往是最难的,简直十分可怕。我只有单独和汉妮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安全。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每天晚上都会醒来听见“包打听”,我那只挨饿的狗的凄厉叫声,我会叫醒汉雷洛蕾,问她:“我还会回到公园的长凳上去吗?”她会让我放心,说:“魔鬼已经没有了。你今生不会再贫困潦倒了,这次你会成功的。”我便会在她的怀抱中重新入睡。
许多个早晨,我想象着自己又回到了救世军的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