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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次你会成功的。”我便会在她的怀抱中重新入睡。
许多个早晨，我想象着自己又回到了救世军的收容所里，醒来时就寻找着那一排排的老头。
没有人，特别是汉雷洛蕾的亲人，相信我们能在一起长久地过下去。作为一个从毒瘤中康复的人，我是很难相处的，对于汉雷洛蕾这样一个独立的年轻女人来说，这是一段十分困难的岁月。我的头脑还远非正常，在大约六个月的时候，我在一阵嫉妒大发作的情况下把公寓里的东西全砸了，还威胁要自杀。救护车上的人员给我穿上了拘束衣，送到德国一家把病人糊起来的疯人院中。汉妮非常伤心，但是当她几天以后来探视我的时候，很明显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她原谅了我，说：“至少你没有吸毒！请你振作起来吧。我仍然爱你，等你出了院我们再重新开始。”
不久他们放我出了院，在我坚决保证不再砸烂新公寓的情况下，我们搬进了新公寓。
现在是三月了，从我挨打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五个月。白天当汉妮去上班的时候我长距离地散步。我看着春天绽开它奇妙的世界。我没有责任，没有工作，没有操心的事。我只需要起床，一天天生活下去，但仅仅这一点已是一个艰难的斗争了。
但我确实是不靠毒品在斗争着。我越来越好转，可是尽管有进步，仍不时会出现这样疯狂的念头，心想有了那些神奇的小药丸，生活会变得多么轻松容易。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一直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许多年以后那些疯狂的念头才最终消失。
汉雷洛营怀孕了，我们俩都很高兴，不久我们在奥格斯堡结了婚。我感到非常骄傲。遗憾的是，汉妮怀孕六个月时流产了，是个小女孩，如果活着现在该十五岁了。我们痛心之极。我到医院探望汉雷洛蕾，出来后独自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哭了很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没有借助毒品来面对自己的痛苦。我在那儿坐了很久才终于起身回家去。在我站起身来之际，我注意到一个老流浪汉在对面一张长凳上睡着了——他回到家了。
第二年初我在慕尼黑一家进出口公司找到了一份所谓的工作。没有工资，采取利润分成，考虑到火车费，我们实际上还得贴钱。但是这没有关系，工作是为了帮助我重新建立起我那十分脆弱的自尊心。
老板要我到伦敦去和一家英国烟草公司谈判，让他们生产的香烟直接供应土耳其市场，工作使我重入虎口。我提心吊胆地独自飞往英国。谈判没有成功，但是我在伦敦，口袋里装着钱，而要到兰多大夫的毒品厂，只不过是一个电话的事。
我充满了不安全感，依然对那神奇的药丸有一定的信任，相信它们会把我从一个小人物带回到重要斗士的角色。我极度渴望得到我毕生那样熟悉的毒品的支持，尽管几乎毁了我，我感到它们仍旧和老朋友一样，很难没有它们而生活下去。这种引诱实在是太强烈了，不久我发现自己站在了哈利街外。片刻之后，我想，我小心地服用这些药丸，汉妮根本不会知道。我付钱买了处方上开的三百植药丸。我紧张得发抖，跑进了附近一家三明治快餐店。多年前，每次拿医生的处方买了毒品后，我就是来到这同一家快餐店，吞服下药丸后再回到“包打听”和老鼠身边去。
在餐厅里我神情恍惚地呆坐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哭了起来。店主认出了我，问我出了什么事。天已经晚了，快餐店就要关门了，他坐下来听我讲自己的事。当他听明白了以后对我说：“孩子，仔细听我说。”接着他告诉我他的女儿弗兰切斯卡去年因吸食过量海洛因死去了。他讲述时他的妻子在柜台后面哭了起来。他眼中含着泪，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说：“扔掉毒品，回到你女人的身边。”他愤怒地紧咬着牙。“一寸又他妈一寸，一天又他妈一天地奋力爬回生活中去。把那恶毒的鬼东西扔掉，它杀死了弗兰切斯卡，差一点也杀死了你！”他的话使我陷入了思考，最后我彻底明白了。我意识到痛君子回头没有容易的路。我把那三百粒药丸扔进了快餐店的抽水马桶里。我离去时店主和我吻别，笑着说：“现在快滚吧，祝你幸福！”
在回慕尼黑的飞机上我哭了。我终于最后抛开了那个恶毒的杂种，毒品先生，他囚禁了我整整二十六年。
感谢万能的上帝，我终于自由了！
汉雷洛蕾在机场接我，她问：“怎么了？你哭了吗？”“我在伦敦苦斗了一场。”我答道。“和谁斗？”她问。“不是肉体上的苦斗，另一种斗争。”我回答说。
“谁赢了？”她问。“我以后告诉你。”我说，不再提起这事。
第二天在湖边时我采了一把维菊。我把它们往天上一扔，高声喊道：“谁赢了？
谁他妈的赢了？
我赢了。“
九个月后我们开着一辆小的二手车回到英国去生活。在奥斯坦德上渡船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上次在这个比利时海港停留时的可怕情景，感情非常激动。
回到伦敦后，我们在哈福斯多克山找到了一套小公寓，两个人都找到了很简单的工作。就像快餐店老板所说的那样，我一寸又一寸，一天又一天地奋力爬回到生活中。他妈的，真是困难极了，但是我有一个挚爱的人和我在一起。有了这样的爱是没有爬不上去的高山的。
回到英国两年以后，我见到了女儿特莎和安东尼姬，她们都已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了。她们坐火车到伦敦，偏偏在尤斯顿车站下车。我去接她们。这就是那么多年前我告别了的宝贝孩子。我们都有点控制不住感情，在车站前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我们对面有一个流浪汉，宿醉后仍在睡觉。“看看那个可怜的家伙。”特莎说，并不知道曾经发生在她父亲身上的事情。“你应该感激，那时候你很可能会成他这个样子的。”她继续说道。
可能？我心里想，我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很长的时间都是如此！
流浪汉翻身面向着我们，我看着他的眼睛，看到的只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孤独的老人。
现在我定期见到两个女儿，我们变得非常亲近。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的脑子清楚多了，开始寻找埋藏起来的钱。
我们找到了一些，没有几百万，不过足够了。
在我所有穷困潦倒的日子里，钱一直部藏在那里，也许是留着为了好时光的到来。
不再有抢劫或犯罪团伙，不再有此需要了。
和毒品一样，犯罪业已成为历史。
我涉足许多经营，在英国房地产业不景气之前，一直投资房地产。我们在西班牙购置了一所豪华别墅，并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坐在自家的游泳池旁时，我想起了肯尼思和在纽卡斯尔每天下午唱着赞美上帝的老人们。
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但可悲的是，这不是梦。那曾经是我生活过的岁月。
四年前母亲去世了，我们埋葬她时我往她的墓里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再见妈妈，我真高兴你活着看到了我戒毒，并且分享了看着我的儿子们成长的喜悦。”
我祈祷其他痛苦的痛君子的爸爸妈妈能获得同样的喜悦。
过去十六年的生活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我再也没有吞食过毒品。我设法对付了下来。有时我仍会感到十分紧张，特别是在火车站附近或者见流浪汉的时候。那时一切都会变得真实无比。
两年前我们把在英国其他的房地产全卖了。我们带着十一岁和十岁的两个儿子奥利弗和朱利安，回到德国南部靠近汉雷洛畜出生地的一个小村子去生活。她回到了家人之中，在她访问伦敦这一决定她的命运之行前，她一直是属于这个家庭的。
现在我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每个周末看儿子们在村队踢足球。和我们的两只狗米基及莫莉一起站在那里，我看上去是个真正的普通人了。
我确实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幸福。
有时候别人的父母问我在德国干些什么。
“就是写本书，”我答道。“写的是什么？”他们想要知道。
也许有一天我会有勇气告诉他们——“书里写的是一个终生为毒瘤所害的人的故事。
一个精神失常了的人。
而那个人就是我。“
我看着村子里的孩子上学去，心中祈祷他们之中不要有人走上我所经历过的、奔向地狱的疯狂过山车之旅。
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瞬息的红尘世界中，有的孩子会走上这条路。
感谢大家阅读我的故事。
与无家可归者共度1996年圣诞节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我接到伦敦电视中心打来的电话，他们邀请我和汉雷洛蕾飞往伦敦去，他们要录制对我们的电视访问。我们感到很紧张，但是同意去。结果证明这是二次感情上十分激动的经历。当我们坐在切尔西酒家面对电视摄像机、重演我第一次遇见汉雷洛蕾那一幕时，突然，时间对我来说凝固了，我回忆起所有那些沦落街头的年代里所受的痛苦，开始哭了起来。
访问播出后，卡尔顿电视台宣布，我计划在节礼日为穷困潦倒的人在圣詹姆斯公园举行一次聚会，这是二十多年前我为流浪者们举行自己的圣诞节晚会的同一个地方。那是我非常孤独的一段时期。现在我下决心要让仍然流落街头的人在这个圣诞节得到一点欢乐。
在一九九六年的节礼日这天，我们把兰厄姆·希尔顿饭店捐献的食品收集在一起，开车到滑铁卢车站附近的斗牛场，会邀请穷困潦倒的人和我一起到圣詹姆斯公园去参加聚会。
那天非常冷，我看见六七个无家可归的人蜷缩在火堆旁。一开始他们很怀疑，但是当我告诉他们，我自己曾经是个流浪街头的人，他们令人惊奇地请我喝一杯，并邀请我参加到他们中去。
虽然仍然不放心，但其中四个带着他们的小狗坐进了我的车子，我们开到公园，在那儿举行了我们自己的圣诞节聚会，有食物、饮料和彩包爆竹，都是兰厄姆布尔顿饭店赠送的。
那个下午，两家电视台和一家报纸访问了我们大家。
正是在这一切活动的过程中我真正了解了雅姬，一个大约三十岁的无家可归的女子。她为我写了一首诗，后来我在电台上朗读了。和其他三个人一样，她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流浪生活。看着他们，我又看到了自己，孤独地蜷缩在伦敦商店的门道里。不知怎地，在短短几个小时中，我感到自己已经和他们相识一生了。
那天中最感人的部分是，聚会以后当我把他们送回滑铁卢寂寞寒冷的街道后，他们每一个人都和我握了手，感谢我使他们过了美好的一天。
那晚我坐在温暖的屋子里，看着电视上的新闻，心里想着围坐在滑铁卢地下通道火堆旁的雅姬和她的朋友们。
他们的电视机在哪里？
他们的热水澡呢？
他们的干净衣服呢？
雅姬，祝你和你所有的朋友们新年快乐。祝你找到你自己的奇迹，正如多年前我在切尔西酒家找到了我的奇迹。
斯蒂芬，1997年6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