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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国最高的智慧——限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它讥诮人类底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类最大愿望为饮食和女人，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大家吃”。黎总统是一位凶刻的实体论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说的，比较他所知道的来得聪明，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经济背景。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亦犹如左拉（EnileZola）学派之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实体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是中国人，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轻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坯子，无论怎样，吾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了。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是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文生、巴莱，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合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轻，我们称之为“不朽”。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煅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
因是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吾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行，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吗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际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的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地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们忝属人民一分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吾人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固在法庭以外所解决。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看待它作为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复旧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玩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吾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示以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吾人无所用之，因为吾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吾们不教导青年使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唯人主义者”，基督教必须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地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国人所诚信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行，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属性。
简言之，吾们固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忍它的虚枉。这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切计划纲领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吾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饿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间以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的十分客气，连喊“来哉来哉”以应，而身体并不弹动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二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五 和平
前面吾们讲过了三种恶劣的德性，它们麻痹了中国人的组织力量。此等德性出于一般的人生观，亦机敏，亦圆熟，尤卓越于能容忍的冷酷。不过这样的人生观，很明显不是没有它的美德的价值的，这种美德是老年人的美德，这老年人并不是怀着野心热望以求称霸于世界的人物，而仅仅是目睹了许多人生变故的一个人，他对于人生并无多大希望，不问此人生之辛甜苦辣，他总是乐于容受，他抱定一种宗旨，在一个人的命运所赋予的范围以内必须快快活活地过此一生。
中华民族盖老于世故，他们的生活，没有夸妄，不像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预言家之找求乌托邦。他们只想安宁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稔；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他们不欢喜攀爬博朗山或探险北极；却至感兴趣于这个寻常平凡的世界，盖他们具有无限之忍耐力，不辞辛苦的勤勉与责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此等无与伦比之本能，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吾们称之为知足——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
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吾们有时觉得她所感受于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时觉得欧洲总有一天会逢到急剧少壮性与知识繁荣发达过甚之弊，科学进步倘再过一世纪，世界愈趋愈接近，欧洲人将想到学取对于人生和人与人相互间比较容忍的态度，俾不致同归于尽。他们或许宁愿减少一些煊赫气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气度。我相信态度之变迁，不缘于灿烂之学理，而缘于自存之本能而实现。至此，欧美方面或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为世界既已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免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稍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将渐增。骑了青牛行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将扩传益广。
从中国人之观点观之，和平非为怎样高贵而应崇拜的德性，不过很为可取，仅因其为“习惯上共通的理性”，大家以为然，如是而已。假使这一个现世的生命是吾们一切所有的生命，那么吾们倘要想快快乐乐底过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从这一个见解，则欧美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中国人浸渍于东方哲学观念中，已能看透；这种不成熟性在欧洲的最近之将来是终究会消灭的。因为万分狡黠的道家哲学，或许叫你诧异，却处处浮现出“容忍”这个连语。“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当这现代文化生长成熟了以后，要磨炼容忍这种工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若使一个人能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揉合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一个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事，这事便是：战争的结果会使人丧其生命或残断其肢体，不问为一国家抑为个人。中国人双方起了争论，很容易促起此种自觉。此种斟酌的哲学诱导他们缓于争论而速于妥协。此种圆熟，老练而俏皮的哲学，教导中国人以忍耐，临困乱骚动之际则出之以消极的抵抗；更警诫以勿夸张一时之胜利。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谦约箴，常说：“财钱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独断过甚或利用个人之地位过甚，俗称为“锋芒太露”，此常被视为粗鄙之行为而为颠覆之预兆。英国有句通行俗语，为一般所信守的，叫做“勿打跌倒之人”，盖出于尊重“堂堂正正之竞争”的心理。而中国与此相近的谚语却说：“勿逼人太过”，乃纯粹为修养关系，吾们叫它“涵养工夫”，是中国人之文化更进一步。
是以照中国人之眼光看来，凡尔赛和约不仅不公平，而且是粗野，缺乏涵养工夫。假令法国人在战胜之日，染渍一些道家精神，也就不会硬订凡尔赛和约，到今天，她的脑袋儿也可以稍稍安枕了。可是法兰西还是少壮，德国当然也要同样干，没有一方面觉悟双方都是愚拙的，而大家想永远把对方镇压在铁蹄之下。只因克雷孟梭（Clemencean）没有读过《道德经》，希特勒亦然，致令两方斗争不息，而老庄之徒，袖手作壁上观，莞尔而笑。
中国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为脾气关系，兼有人类谅解的意义。中国小孩子在街道中殴斗的事情，远较欧美孩子为少。忝为人民，吾们成年人也终鲜争斗，少于吾们应有之程度，虽然吾们尚有不息的内战。把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