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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竟是不必要的。寡妇的笑声最响，因为她总是末了一个发出笑声的人。
因此，生活在这种家庭方式之中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人生的生物性各方面都已顾到。此即孔子所关切的事情。依孔子的见解，政治的最后理想原是异常属于生物性的。他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话不单是对于枝节问题的一种表白，而实是政治的最后目标，所以尤堪注意。此即人性学者所谓的达情哲理。孔子意欲使一切人类天性都得到满足，以为必须如此方能使人在满意的生活中得到道德的和平，而只有道德的和平方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一种政治理想，其目的在于使政治成为不必要。因为这种和平是发于人类本心，极为稳固的和平。
二 家庭制度
吾国古时并无所谓“家族制度”这种社会学上的名辞。吾们所知道的“家”，它只是为“契本”或为人类社会之本的家。家族制度渲染了吾们一切社会生活的色彩。它是属人主义的，即吾人对于政府之概念亦系把它看作人格化的。家族制度所教导吾们的孩子们的第一个课程，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的义务：自重、礼貌、责任心，和相互调整补充的要务。责任心的意义，是阐述得很明确的，即是对于父母的感恩图报的义务观念，和对于长老的敬意。它很近乎代替宗教的作用而给予人们以社会长存与家族永续的意识，因以满足人类巴求永生的愿望。经由崇拜祖先的制度，它使永生的意识倍形活跃。它教导人以一种家族光荣的意识，此种意识在西方固不难搜得类似的例证。
家族制度的影响于吾人，就恰恰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从吾们手中剥夺了订婚权，而以之授予我们的父母；它使吾人结婚不是娶了一个妻子，却是娶了一房媳妇，更使吾人妻子生产儿子成为“养孙子”；它把新娘的义务加重了百倍；它使年轻夫妇白昼掩扉成为非礼行为，而使“秘密”二字成为中国人所不知的名词。譬方一架收音机，它使吾人安于闹的习惯，闹的婚礼，闹的葬仪，闹的饮食，以至于闹的睡眠。它麻痹了我们的神经而发展了吾们的耐性。欧美人民好像一个闺女，它只消照顾自身，因之她只消使她自己外观整洁美丽；中国人民则好像一位大家庭中的媳妇，她有许许多多家庭的本分须行料理，吾们是以在很小的年龄就已养成了端庄性，它使吾们的青年人恪守本分；它过度保护我们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倒很少有孩子反抗家庭而出走的。凡父母太以自己为中心而太专制，它时常剥夺了青年的事业心和发明天才。著者认为这一点是家族制度所施于中国人的特性最恶劣的影响。父母的丧仪又涉及士子应试的机会，居父母之丧的读书人，必须停止应考三年，同时又为士大夫阶级提出辞呈的最好理由。
家族主义之伦理哲学甚至限制吾人之远游与运动，因为在《孝经》中，产生了一个学理，殆为每个小学生都须熟记者，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为孔子门人之佼佼者，当其临终之际，这样说：“启予足，启予手。”盖曾子保全其身体发肤而终，可告无愧于祖宗。此种思想已极临近于宗教思想。它又限制我们的向外发展，因为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游历的最好形式，本应该是无一定目的地、无预定目的地的，依照孔子的学理，这便不可能了。所谓孝子，应该慎惜身体，不可爬高山，不可走险路。这样一来，阿尔卑斯俱乐部（AlpineClub）中遂找不出一个配称孝子的人了。
总之，家族制度为个人主义之否定，它又限制个人的活动有如骑士之缰索控制阿拉伯野马的奔驰。有时遇着骑师是个好人，他帮忙良马在赛马会中夺取锦标，而骑师不常是好人，有时控抑勒制马匹的且不是一个骑师而仅为一辆不中用的货车，你看还成怎个样子。中国社会固无所庸于阿拉伯良马，其最充分之明证即为中国社会之从不产生良马，中国社会把良马屠杀个精光，把它们穷追驱入山林，或把它们禁闭入收容所。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马为呆滞鲁钝服缰之马，果然，吾们的社会上便真饶有这样的驽马。
“名分学说”，即孔子学说通常所被称之代名词，实为家族制度背后的社会哲学。这是一种道理乃所以维持中国社会之秩序者，它同时为社会组织与社会控驭之原理。其基本理想为名分。名分赋予每一个男子或女子在社会上所应处的一定之地位。有如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欲“令任何事物都归于适当地位”。名分的社会理想亦为个人都处于适当地位。“名”的意义为名称，“分”的意义为本分。孔子学说实际上常被称为“名教”或即为“名分的宗教”。名称是一个称号，所以给予人表明各个在社会上所处的一定地位，即身份，更表明其与别个人的关系。缺乏一个名号，或在社会关系中的定限，一个人就不知道他自己的本分，从而也不知道怎样控制他的行为。孔子的理想便是这样，倘使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动适合于自己的地位，则社会秩序便能有把握的维持。关于中国社会所宗奉的五大人伦，其中四伦是与“家”有关的。此五大人伦即君臣之关系，父子之关系，夫妇之关系，以及兄弟朋友之关系。其最后一伦朋友之关系可为之合并于家庭，因为朋友乃为那些可以包括入“家”的范围内的人——他们是家族间的朋友。家族是以可为一切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不过吾人于此必须提示者：孔子从未想把家族意识去夺取社会意识或民族意识的地位，亦并未想把它发展成一种高度自私的形式——后世的结果，尽孔子全部实践的智慧，实未能料及。家族制度的劣点，在韩非子时代已很明显（约当基督前三世纪末期）。依著者愚见，韩非子实为那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韩非子》一书所记载的当时政治实况的描写，可以映出今日中国的形貌。例如由于亲贵偏宠而使文官制度的崩坏，不啻攘夺了国家资产而增富了私家。高官显宦之建筑富丽的别庄，渎职官吏之缺乏任何制裁，因此缺乏公民观念和一般的缺乏社会意识。此等劣点都经韩非子一一指出，他主张组织一个法治的政府，他认为法治政府才是政治上惟一的出路。可是韩非子自己的结局却是被迫仰药而死，类乎苏格拉底的命运。
但至少在学理上，孔子并非有意牺牲了社会的完整而使家族意识发展为自私观念的。在他的道德律里面，他也曾容许某种程度的超家族的仁爱。他把家庭内的道德训练作为普通道德训练的基础，他计划想从此普通的道德训练，实现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要很适宜于和谐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只有在这种悟性里面一个人才能了解重视孝道的意义。孝在中国伦理观念里面，是居于百善之先的。中国文字里头，那个教育的教字甚至是从“孝”字蜕化而来的。《孝经》上对于孝的意义，作下面的解释：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在另一节里，孔子又说：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由于这种意义，孔子对他的弟子曾子说：
夫教，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全部道德哲理，在社会上，基于模拟的学理；在教育上，基于习惯的学理。社会教育的方法，即自儿童时代培植纯正的心智态度，其出发点乃天然开始于家庭中。这种方法，并为差误。它的惟一弱点为政治与道德的混合，其结果对于家庭是有优良的成效的，而对于国家则为危害。
家族制度又似社会制度，它是坚定而又一贯的。它肯定地信仰一个宜兄宜弟、如手如足的民族应构成一个健全的国家。但是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孔氏学说在人类五大人伦中，脱漏了人对于异域人的社会义务，这遗漏是巨大而且灾苦的。博爱在中国向非所知而且实际加以消极地抑制的。学理上，博爱的精义可谓已包容互助说里面。孔子称君子者谓：“夫仁者，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但是这个施仁于他人的热忱，却是不列于五伦之内，亦无明确之定义。一个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壁的堡垒。在其内部为最高的结合体，且彼此互助，对于外界则取冷待的消极抵抗的态度。其结局，由于自然的发展，家族成为一座堡垒，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夺物。
三 徇私舞弊和礼俗
每个家族，在中国，实际系一互助小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头，各人尽其力而取所需。其间分子与分子的互助，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盖受着一种道德意识和家族光荣的鼓励。有时一个兄弟会渡海离家数千里，以恢复那破了产的哥哥的名誉。一个环境较好的人常拨其全家消费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资助其侄儿的就学，此固视为寻常事，非有任何功绩可言者。一个功名利达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给他的亲戚；而倘没有现成的差使，亦可以生产几个拿干俸的闲职。这样拿干俸和徇私的习惯，随着每度政治变革运动而发展起来。这种习惯加上经济的压迫，变成一种不可抗拒之力，毁损人而不受人之毁损。这种力量是异常巨大的，虽经政治改革期的屡次努力，秉着十分热情的好意也终于收了失败的结局。
公平地观察一下，徇私并不劣于别种恶习的“情面”。一个部长，不独位置其侄儿于部内，同时还须安插其他官员的侄儿——倘这些官员是比他高级的，还写着荐贤书给他，那么许多贤侄儿往哪里去安插呢？除非拿干俸或予以咨议顾问之类的名义。经济压力和人口过剩的排挤是那样尖锐，而同时又有那么许多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读书人，却没有一个人会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机，致令每一个新公事机关成立或官吏就职之日，就有数百封介绍书蜂拥而来。是以那是很天然，慈善事业乃从家族为始，因为家族应看作中国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每个家各自照顾自己的失业分子，既经照顾失业分子，其第二步较好的工作为替他寻觅位置。这种办法应略胜慈善事业一筹，因为它教训那些运气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识，而那些受到这样资助的人又转而帮助家族其他分子。此外，这些大官僚掠夺了国家的财产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给养当世的一代，或可接续蓄养三四代，积资常自数十万至数千万，仅志在光耀门楣而为家族中的好分子。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对于家族却是美德。因为一切中国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国语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动词活用，像辜鸿铭说过是动词“把”字（英文本原文系Squeeze一字，有榨取剥削的意义），好似吾们的常用语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这卖国的奸臣……他把我带到这儿……”这个把字是正规的动词。
如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培养出了个人主义，而限于家族以内的合作观念，产生了盗窃狂的结果，此盗窃狂却又带着利他主义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盗窃狂——舞弊的习性——又可以和个人的诚实性并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爱并行而不悖，这情形在欧美，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会上的巨头——他们是中国报纸上时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动人物——他们对于慈善事业不仅一诺千金，往往轻松地捐个十几万块钱给一个大学或市立医院，这种捐赠，其实不过将其自人民掠夺而来的金钱返还于人民。这样的情形，东亚和欧美却不谋而合，其不同之处仅在欧美则唯恐此等真情之败露，而在东亚则似获得社会的默许的。
在中国，即使一个人为了偷窃金钱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为了偷盗国家资产。就是北平故宫博物院里的无价之宝，被博物院管理当局所盗窃而经社会揭发，仍不当作盗窃国家财产看待。因为吾人好像有一种政治腐败的宿命的，这宿命在逻辑论体系上是紧随着“贤能政府”的学理（参阅第九节“贤能政府”）。孔子教导我们，政府要受贤人君子的统治，吾们乃真当这班统治者作贤人君子看待，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政府岁支报告），人民没有立法上之同意表决权，政治犯也没有牢狱。其结果，他们的道德素养，敌不住摆在眼前的引诱，因而大多数忍不住舞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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