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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两位相亲相爱的人能在7月7日那天到来时在鹊桥相会。
这个节日对妇女和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尤为特别，在旧时代她们深锁在闺房里，提及这个节日她们脸上见不到笑容，因为传说把她们被压抑的爱情象征化了。在古时，未婚的女孩和男孩才庆祝这一节日。穿着装饰有红色丝绸的盛装的男孩女孩来到开阔的地方，如果有一只喜鹊在头顶鸣叫，大家就认为这是爱情的好兆头。有时还专门为女孩举行在月光下穿针线的比赛。如果她们成功，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
朱频赶上盂兰盆节（又称“中元节”、“鬼节”）纯属偶然，这是一个佛教的节日，通常在7月中旬，是为了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没有进行体面下葬的人而进行的祈祷。这些灵魂没有每年墓前的供品。在盂兰盆节日中供品摆放在开阔的地方，有时摆放在繁忙的大街的路旁。在一些城市，大街上都在庆祝这一节日，商店的雇员也在这一天休息。
那个无名的情人墓，在较远的外城西南角，如今北京人最喜爱去那里幽会。出于某些原因，这座无名坟墓吸引了许多的文人墨客。据说一个自杀的漂亮女人葬在这里，她的母亲毁掉了她的爱情。由于年代久远，墓志铭早已脱落：她的姓名和生活年月无从考证。墓处在一个荒凉的池塘边，覆盖着草丛灌木，无人关心，听之任之。但是在万灵节许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恋人带着他们的。心愿来到无名的墓前，向数百年前的无名的甜蜜爱情表达深深的敬意。最有名的是刻在上面的诗句，应该是女孩的恋人写的，诗句还隐约可见。诗歌的开头充满无限的悲伤：世间如悲伤之海，人生幽怨无数。短歌咽绝，圆月残缺。
诗歌蕴含着一个巨大的悲剧：很久以前的两个恋人的悲剧，虽然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一些参观者带来野炊的篮子在这里午餐。夕阳倒映在灌木覆盖的池塘的平静水面上，乌鸦在空中哀鸣，献给死者的水果摆放在那里，纸钱烧起。有时点燃一堆篝火，夜幕降临，人们坐视篝火，默默的祈祷随轻烟慢慢飞升天际。月亮出来了，又一对情侣可能要出现了。灰烬在搅动，火苗还会闪现。恋人们或默然或呢喃，坐在皎洁的月色世界里，沉浸在美轮美奂的景致之中。在远处——在乡间和附近的村庄，或在路旁——相同的火光点亮了黑夜。这是朱频所见到的最动人和最落寞的景象。
下一个月就是中秋之月。在中国人心中，这个词意味着中秋节。几个星期来，朱频已吃了太多的月饼。一个他所在会所的阿姨开办了一个店铺，这里制作的月饼与在广州制作的月饼一样。这些月饼是圆的，中间的馅有忘忧果、绿豆沙或甜票子。月饼有不同的尺寸，最大的直径有十英寸大，它们在国家的不同级别的考试之后命名。在古时人们期待看谁会获得那个最大的月饼，一如看在国家考试中谁得第一一样。
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聚会和庆祝之日。会所举行盛大的午宴，正是在午宴上朱频遇到朱先生，他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位要员。朱先生在英国接受教育，在公众场合总穿西装。他是在北京广东会所中最杰出的一员，但是在聚会中他并没有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座位上。座位按辈份安排，一位七十多岁的舅公坐在最上端，舅公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位置上，朱先生则坐在他旁边。
朱先生和朱频一见如故，看到这位年轻学子离乡背井，朱先生便邀请朱频去他家坐坐。朱频说认识他这样一个杰出的同乡叔叔感到非常的荣耀。朱先生要离开时，他再一次邀请朱频。朱频没有料到他将看到的是一个在北京最古老富有的家庭之一。
五 朱先生的房子
朱先生住在北京的西南面，在大门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大的门牌，门牌有三个重要特征：一英尺高。绿色的底与金色的门牌。“祖先的荫产”意思是一个人生活在祖先传下来的遗产之中，如同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躲阴乘凉。朱先生的爷爷曾中探花，赢得很高的声誉，探花在国家考试中排名第三。正是他为他的五个孩子和后代置办了这处房产。
朱先生的房子是为一个大家庭建造的。走进大门，必须绕过一个巨大的木制屏风，屏风将屋中的庭院与外面隔开。因而路过大街的行人永远猜不到屋主人的富有，也猜不到屋中的陈设，除了知道围墙的长度和瞥见弯曲的屋顶。
中国房子的本质是私人性的，封闭的，不为外人所见。像一个寺院中的修道院，中国人的房子沿庭院而建，庭院释放出公共性的私人空间，庭院也是房子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在大富人家，庭院是一处景观性的公园，得到妥善的运用，有秋千、石凳、苔藓覆盖的露台和藤蔓植物。在那些底层人家，庭院是一个集中的家庭化的活动场所，放着个大水缸可以在这里洗东西。但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一棵枣树或一棵石榴树和金鱼缸通常用来美化庭院。根据与庭院的关系，房间称为东厢房、西厢房、南厢房、北厢房。在穷人家，几个家庭共同分享一个庭院。
在朱先生的家里，有几个庭院，庭院旁的月拱门将一个庭院通到另一个庭院，通过有顶的走廊将庭院连接起来。在这样的房子中，这些走廊两边开着或一边开着，当走廊沿墙布局时，走廊是一个内在空间的联系体系。走廊互相联系并有共同的入口。
通过庭院分隔房子的方式与现代公寓的观念一致。在这样的方式下，一个家庭的成员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自己的厨房和卧室。对于儿孙满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家庭来讲，这种房子是最理想的。
朱先生的庭院是用上等的石板铺的，其中有装饰的盆花，成荫的绿树、灌木和石桌。廊窗的造型各种各样——圆形、方形、菱形、扇形或百叶形——这些窗用砖或木头为骨架。目光穿越这些窗户，朱频得以见到里面的陈设。
当朱频一个庭院接一个庭院游览时，每一个庭院都让他大开眼界，他感觉步入迷宫一般。这样的惊异是有根据的，是工匠早设计好了的。在一个庭院里，一般会有一个戏台，一个三边开放的露台，石柱矗立在一个小小的荷塘上，支撑着戏台。这样的戏台在中国的房子中是一个特例，或许只有富有的主人在过去常常拥有自己的剧团。
私人的观众包括家人和邀请的客人，视线跃过池塘观看戏曲表演。在后院，这位年轻的客人沿着“之”字形的道来到一处有许多树、小土堆和亭子的大花园，一条小溪穿过一处五英尺长的石桥。古代中国的工匠竭尽所能设计出各种遮蔽视线的方式，令参观者惊喜万分。
朱先生的房子特别大——房子的屋顶有三十英尺高，逐渐向低处延伸，有雕刻和绘画的柱子支撑它们——过后朱频记不起他所见到的一切。他至多记得有许多的月拱门和六边形的门以及许多曲曲折折的长廊，漆着红色和绿色，还有矮凳子以便游者歇息。房间中都是木刻，矗立着巨大柱子，雕刻着金色人物，还有蓝紫色底的手工隔墙，朱频知晓，妇女的闺房是忌讳男性参观的。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众多军阀之一，朱先生自己受益匪浅。事实上西方教育从来没有改变他多少；他发现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舒适惬意。他也学习过现代的金融学和经济学，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朱频初见朱先生身穿西服，而在家里他非常诧异地看到他穿着蓝布的大褂。朱先生六十三岁，着装朴素，但是在重重下垂的眼须和白色胡须之上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他看上去像一位封建时代九品以上的高官，尽管受过现代教育，朱先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本色。
朱先生穿着有白色衣袖的长衫，内衬的夹克向外翻，露出一英寸左右，这样穿起来更方便。他踱着方步走路，这突出了宽套的长衫。他言语泰然自若，声调里传达出一种沉静的威严，而这些如今不可能在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中看到。品茶时他也轻咂嘴唇，清清嗓子而不是故意发音洪亮，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身体的姿势，如一个大摇大摆的步态，或清嗓子、或支吾和向痰盂吐痰，显出朱先生的气度与威严。而是来自他的眼睛，一双懂得正确思考、同时坚持自己想法的男人的眼睛。这是一双有生活智慧的男人的眼睛，这个男人学会等待，洞察到生活中众多的邪恶和悲伤，既不保守也不叛逆，也不对人性抱过多的奢望。朱先生内心平静如水，他从容地面对任何难以预料的困难和灾难，同时有无限的耐心。
从他的阅读来看，他吸收和消化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人生经验，有时悲伤有时执著追求。他是一个儒者，他相信生活会更好，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和自信同时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压根儿瞧不起军阀和年轻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是旧式的官员，甚至维护纳妾的制度。
朱频并不难理解这些，因为他知道朱先生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朱先生家庭的传统文化背景可以在他数量众多的成套书籍中明显地看出来。在成千上万套书籍中，朱频好像置身在各个时代的智慧海洋之中，置身在所有塑造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明的知识、哲学、法律、雕像和艺术之中。
中文书籍平放在书架上，最后看到的是书脊，很难在软纸的边缘印刷，因此封面用很好的刷子手工描绘。一本书通常有七卷，布面，放在书盒里，一本中文书的一张包括在中间折叠的两页，由于纸张大得不足以在纸的两边印刷，印刷的文字就垂直的从右到左。一个人开始读中文书是从我们称为背面的地方开始的。
古书在薄薄的米纸上用木板雕刻印刷而成，并总用纸的封面。由于纸既薄又非常有弹性，如果书不铺展在桌子上，一卷书就通常卷在手上。
在古代，早在商朝就用刀在骨头上雕刻文字。这种中国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14世纪，刻在动物的肩骨或在长而狭窄的骨纹上。这种文字形式比起在周朝（公元前1122年至前247年）的青铜器上的文字要古老得多。后来古书都用皮革线将竹简系在一起，据说因为孔子过于频繁地阅读自已最喜爱的书，所以皮革线断了三次。文字用墨水印在竹简上，竹简上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一位英国学者奥瑞尔斯泰恩爵士在干涸的突厥地区沙漠中发现了这些文物。这些文字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与返回汉朝的时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64年）。在那时也在丝绸上书写文字，但是丝绸非常昂贵。
大约在公元100年，蔡伦发明用树皮、大麻碎屑与旧渔网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在8到10世纪的唐朝，比古登堡格在欧洲创建出版社早了数百年。商业书籍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后半期。在使用泥字印刷的过程中发明活字印刷。但是因为泥土容易散，泥字印刷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也没有普及开来。
六 中国人的家庭
朱先生有十六个家人，加上三个男仆和四个女仆，他身居高位这是可以想见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七个仆人算是相当简朴的了，四个女仆服侍一个妻子、一个妾，四五个孙子并不令人稀奇。作为一家之主，朱先生要对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负责。即便他内心很不情愿担当这些责任，他也不得不去承担。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家庭制度植根于中国社会。这种制度形成于这样的观念中，男人并不是单独生活的人，而是生活在一个团体之中的人，一个人必须学习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要学会与男人融洽相处，而学习这些最自然的地方就是在家里。因此家是重中之重，一切都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一个人发达，全家人都从中受益并发达起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他的家庭会帮助他。
像一棵大树，树的枝丫形成常见的树阴。一些枝丫死去，另一些枝丫又长了出来，因此树将永远地存活下去。如果有三个兄弟，其中的一个死了，还没有孩子，通过过继一个兄弟的孩子作为死者的孩子，这样香火得以延续，用中国的俗话说是“续香火”，在祖先的祠堂里，在无子的兄弟的墓碑前。
除了朱先生的直系亲属外，他还负责他家庭的其他几个成员，如今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并靠他生活。其中有两个守寡的舅妈，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需要他资助上学的二三个同族堂兄弟。
在中国，在父亲去世后，兄弟有时将家产瓜分，通常也不分家。常常有这样的观念，但如果没有或者有争议，在世的父母一辈的亲戚仍被作为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