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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以为可以逃跑了，实则是钻进了一个塑料袋中，袋中放置了浸有麻醉剂的棉花。我们对昏睡过去的老鼠逐个抽血以便检验拉沙病毒并测定是否存在抗体。老鼠的类别确定后就杀死并作解剖，器官保留下来以备分离病毒用。通过试验取得的信息全部输入电脑。
要了解老鼠是如何传播病毒的，需要进行另一项研究，要在曾患拉沙热病的住户中捕捉老鼠并与没患病的住户中的老鼠作比较。我们还想了解的是捕捉老鼠之后，新的疫情是否减弱了。这项专门研究由迪克·金利赛德（Dick Keenleyside）负责。迪克是个英国医生，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他是个能干的研究人员，只有一个弱点，即极端害怕会得上拉沙病。每天晚上回到实验室，他都会嚷嚷嗓子痛。这种恐惧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毕竟，他每天都与捕鼠队紧密合作。但是，恐怖症对于不论是捕鼠人或是病毒追猎者都是很不利的。他乘坐伦敦班机飞回美国时还真遇到一次可怕的经历。
在飞机上，他无意中和人谈起他曾在塞拉利昂参与一起拉沙热病研究项目。显然他错找了一个谈话对象。一进海关，他就被一些警惕性高、紧张过度的英国移民官员盘问并决定要把他送去科佩特·伍德（C0ppett's Wood）医院检疫。位处伦敦北部的这所古老的热病医院有一具塑料制成的隔离器，凡是被认为患有外来的传染病病人要放入隔离器中进行隔离。这是一个巨大的塑料袋，不透气，可以罩在床上。对于迪克来说，这种隔离器没有必要，因为拉沙热病毒如同大多数其他出血热病一样并不通过空气传染。然而英国人费了大力，化了很多钱安装上这样一个隔离器，他们急于要使用它。一些来自非洲的乘客，到达伦敦时，只要有点头痛脑热，都会遭到这样的待遇。
迪克强烈抗议并要求移民官员与“疾病控制中心”取得联系，他说他根本没病。然而就是搬出“人身保护令”来也没用。“人身保护令”是12世纪的一种文件，它和大宪章一样可以保护公民不受国王或其代理人的随意拘捕。那是英国神圣的立法之一，但它对于英国的检疫官员显然无效。直到“疾病控制中心”检验处的代表来到，说明他对英国没有危险，英国的俭疫官员才被说服，把迪克放行。迪克还算是幸运的。在病毒面前非洲人的表现不是唯一的迷信和“不可理喻”。
我们的问题不只来自拉沙病毒。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会遇到政局的干扰。塞拉利昂的政治动荡大多起源于两大种族之间长期存在的宿怨。一是生活在东部和南部的门德族（Mende），一是北部和西部的腾内族（Temne）。两个主要政党都以这两个部族作为权力基础，因而表面上看来是政治纷争，实际上往往是种族冲突。据说，1976年底到1977年初之间曾举行过一次自由选举，但全民大会党（All Peop1e'sCongress）（腾内族的党）的领袖赛厄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操纵选举，自称是胜利者，然后把在位的总统赶下台。这就导致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形成阵地战。有些冲突发生在东方省的首府凯内马和南方省首府博城。
凯内马当时有人口25000人，一次战役下来死去12人。凯内马位于门德部族地区，在东方省施行的一次宵禁大大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下午6时就不允许出入城，显然，宵禁只能引起人们，特别是忠于反对党的省份对腾内族统治下的政府的仇视，而对我们来说则造成很大困难。实行宵禁时，我们的项目才刚起步，宵禁持续了四、五个月。那时省里的人还不太认识我们，我们经常会在临时设置的检查站前被一些穿制服的人拦住。他们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准军队人员，有的什么也不是。常常会碰到一个全副武装但又满口酒臭的士兵，他对司机勒索钱财比对法律或政治问题要感兴趣得多。当地的法律与秩序已不复存在，任何持枪的人都乘机为个人捞取好处。
宵禁意味着不论我去尼克松或是潘古玛医院，都得在下午六时前赶回凯内马。由于两个医院都在25英里以外，而往往到最后一刻我才办完事。从而下得不在满路废物，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飞快开车回家。即便这样不远的路程，汽车也得1至2小时。我们时常担心有个喝了过多棕榈酒的士兵会朝我们开枪。幸好我们的员工还没遭到过袭击，仅有几个人被拘留过，而他们并没有什么过错，借口一些无足称道的小事，甚或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逮捕你。也许是把你错认为别人了，也许是因为你挡了路而怒气冲冲，总之，在什么情况下都有遭逮捕的可能。每当此时，我们就得寻找适当人士出面请求释放他们。
政治僵局最后总算解决，那是腾内与凯内马的两股势力在博城的一场激烈战斗之后，通过协商解决的。那场战斗中有300人死亡，多数是门德族人。由于总统来自与腾内族结盟的一个少数民族，两名副总统就由一名腾内族和一名门德族人充任。达成协议后。宵禁就取消了。然而政治危机的结束并不等于路障就不存在了。实际上，路障在我们的项目执行过程始终是个麻烦。你永远无法知道路障会在哪里出现，它已经成为地方习俗的一部分，随时随地可见。某个地方指挥官可以下令设置一个，某个人的心血来潮也可以设置一个，他不认为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设立路障已经成为一项全民运动、老少皆精干此行。你常会遇见几个小流氓围着一个所谓路障，其实那只不过是在马路中心挖掘的一个窟窿，挖出来的土堆在两旁，你一停下来，孩子们就会跑到车前来要钱，说是去修路。塞拉利昂就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年轻人。
关于灵魂和离心机
在我们弄清这些村子里到底有多少人患有拉沙热之前，我们必须有一个确切的人口统计数字。在估计某一特定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时，你得知道一开始有多少人。这样我们才能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谁最容易受到感染和为什么会受到感染。通常，只要通过查询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你就可以得到这一信息。但在塞拉利昂东部，将近20年前英国人还在那里时曾进行过人口普查，以后就没有进行了，所以我们必须进行自己的调查。这意味着在我们选定的村子里得挨家挨户进行调查，以确定有多少人口，他们的年龄和性别。大多数房子都有三、四间房，泥墙泥地，马口铁屋顶，这种屋顶取代了传统的、用芦苇或棕榈叶做的屋顶。波纹状金属是白人留给非洲的许多令人怀疑的礼物之一。可是，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非洲农民甚至连波纹马口铁也买不起了。所以，现在你看传统的茅草屋顶又回来了。
我们曾想过，在每一个房子里我们一定会看到许多人，但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在正在开采的钻石矿附近的村子里，一个房子里竟挤满40至50人。能挤得下这么多人的唯一原因是矿工们轮流上班。一班人在矿上工作时，另一些人就回来睡觉，挤得满满的。矿工们大约每12小时换一次班，而房子则一天24小时都睡着有人。这与大多数收成仅够自己食用的农民的生活安排很不一样。这些农民是白天在地里劳动，房子空着，毫不奇怪，就受拉沙热感染的比例来说，由于起居工作方式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在这些矿工居住的村子里，我们看到有些是感染率最高的之一。
到底有多高？那很难说。对这些矿工们往的村子进行调查简直是一场恶梦。每当一位矿工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村子时，他所经历的严酷现实粉碎了他想突然致富的梦想。然后又有一个抱着自己新的梦想的人取代了他。在我们的有些调查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村子的人口在几周内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当塞格布韦马附近一个小村子里发现了几个大的钻石矿时，原来的2500人一夜之间增加了一倍。矿工们都拼命想成为第一个发现更多钻石矿的人，因此他们向松土层挖掘得非常快，结果一个矿井突然倒塌了。也许有15人或20人丧生，确切的死亡人数不详，因为从未找到过所有人的尸体，此外，由于大多数矿工都是非法移民，没有家属询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事故发生后，村子又为之一空。人们认为这是邪恶的魔力笼罩了这个村子。
调查拉沙热的发病率是一回事，但对已经染上了这种病的人又怎么办呢？这是我们每天都碰到的问题。当我们登记一个个病人时，他们都恳求我们结予帮助。由于我们几乎无能为力，因此越来越感到沮丧。
就在这时。我们碰见了来自塞格布韦马的一位受人爱戴的教师约翰·卡马拉（JohnKamqra）。我们看护他，给予他通常的治疗：吃药退烧，给他输液以防止脱水。他疼得非常厉害，不能咽东西，找不到一个令他感到舒适一些的睡觉姿式，也无法人睡。这一景象简直难以令入置信。病人的脸肿了起来，由于体液从受到损坏的血管流进了脸与脖子的软组织（水肿），因此他的面孔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当他还能够回答问题时，往往也不切题。我们知道他已经得了脑病，意味着他的脑子正受到感染。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症兆，预示肯定会发生抽搐，然后死去。可是，当时我们对这一症状的必然严重性还摸不太准。
在他整个患病期间，他的妻子一直在他身旁。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她自己是否也受到了感染，但我们一定要她像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样，穿件罩衣，戴上手套。自然，她心烦意乱。我们试图让她放心，但我们无法使她安静下来，因为她看见了她丈夫脸上的表情，她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她看见了他眼中的恐惧。她恳求我们帮忙，做点什么都行。据我们所知，可能只有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也许它对约翰·卡马拉能起作用。
为了进行血浆治疗，我在“疾病控制中心”搜罗了一些大的离心机，并且不厌其烦地先把它们运到了塞拉利昂，然后沿着很长一段高低不平的道路运到了内地。血浆疗法是从拉沙热病愈者身上采血，将红血球分离出来，然唇将它们送回献血者的体内。然后我们把含有抗体的血浆收集起来，将它注入拉沙热急性病患者的静脉里。采用这种免疫血清疗法是因为血浆疗法对另一种病毒性出血热一一一种来自南美的朱宁（Junin）病患者治疗有效。现在只在呵恨庭发现了朱宁病毒，也是由老鼠传染的。这种病的死亡率高，并且与拉沙热非常相似，最重要的是，朱宁是一种砂粒病毒，这意味着它与拉沙病毒是近亲。我们想，如果这种疗法能对朱宁病毒有效，那么，对拉沙热也该能起作用了。
可是，在分离血浆时，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有离心机，但当我门试验这些机器时，我们发现电线装得不对。我踢了自已一脚。离开亚特兰大之前，我没有时间险查那些线路一一为什么会这样？——自那以后我还设有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现在在塞拉利昂，我到哪里去找一个懂得分离血浆离心机的人，更不用说找一个会修理它的人了。我设想到我们在医院进行检查的第一个月就会碰到如此多的病人。我们仅想先试一试看，却没想到一下子全卷进去了。
所以，我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尴尬：没有血浆，没有为我们病人进行治疗的药物。难道我只有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眼看着约翰·卡马拉死去吗？
这个人的悲剧激励我要采取行动。如果我要起点作用，我不仅得做点什么事，而且在做这些事时得与病人有更多的接触。我在凯内马设立这一项目的原因，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两个大医院的当中，与来自弗里敦的公路相通，而不是因为我想那里会有很多拉沙热病患者。所以我得想法使潘古玛和尼克松两所医院的实验室也用作医治拉沙热的实验室。这样，我就有把握至少能在现场进行一些基本的实验室工作。但是，在我对潘古玛或尼克松医院能做点什么之前，我得先使这些离心机启动起来才行。
我拆开离心机进行检查，立即发现当工人将离心机改装成220伏特时，他忘了在线路里放进定时器。这种机器的设计是不开动定时器，它就不旋转。要改变这一状况，我只得对离心机进行拆修，使主要线路通过定时器，然后进入发动饥。我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出它的问题，然后又花了一天将机器修好。那里没有电工可寻，我就是电工。
下一个难题是将这两台老式过时的但现在很起作用的离心讥运到这两所医院去。每一台重约600磅，在凯内马我们没有能够运载它们的车辆。此外，它们是有冷藏设备的离心机，所以，我们得肯定，压缩机要尽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