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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阿兹基韦的医生们准备给他提供维持生命的护理时，他开始出现常见于严重拉沙热患者的后期现象：成人呼吸困难综合症。珍妮·桑德斯在塞拉里昂经历的就是同样情况。简单说，阿兹基韦的血液得不到足够的氧分，因为他的肺叶已经无法通过循环系统供氧。拉沙热病毒出血热造成毛细管严重损伤，破坏了整个向气管和组织供氧的细密网络。肺叶部分情况尤为严重，所有微小血管出现渗漏，肺部积液。几乎就像把人漫在水底下一样。为了帮助呼吸，阿兹基韦用上了呼吸器。同时也插上了斯旺·甘氏导管，既监视也帮助他已衰竭的心脏。
由我一个从未与阿兹基韦见过面的医生作出建议，麻醉师给他施行了插管术。医生们也给他做了维持生命的护理，装上了呼吸器。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的，证实我们这些服务于“疾病控制中心”人员的信念。
看来我所提出的措施对阿兹基韦是不够的。阿兹基韦开始接受维持生命护理才不过两三小时就出现心率衰竭，宣告死亡。此时雷巴抗病毒素尚未从加利福尼亚运到。
我离开办公室正打算随队去机场，蔡斯医生跑来告诉我阿兹基韦的死讯。这支队伍已经不再需要，库卡开始拆卸他的移动性实验室。除非再发生二个病例，暂时是用不上它了。如果病例多，我们会作好充分准备的。毫无疑问，这一次病例牵扯了很多人，再出现后续病例肯定有可能。我只带了一个人同行，他就是年轻的医务官加里·霍姆斯（GaryHolmes）。对加里说来，这次去芝加哥是他第一次处理出血热，确实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开头。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后续病例建立侦察网。完事之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处理。
“我们怎样处理尸体？”蔡斯医生打电话问我。
我建议他做一个肝脏生理解剖和血样分析。人虽死去，我们也应该予以确诊。我还对他强调说，凡是接触尸体的人都要戴上手套，穿上外衣，配备一定的隔离用具，确保安全。千万千万注意，避免锋利器械意外事故。我还进一步提议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因为尼日利亚人与我们习俗不同，不会接受火化。防腐处理有可能杀死残存的病毒。对此，我仍然不放心。究竟该怎么样处理遗体，反正只能是他们家属的事。我只想再提一条建议，请他们丧礼中不要敞开棺盖。
到达芝加哥以后，我同加里找遍了接触过这一病例的所有的人。阿兹基韦得病前后的完整过程终于拼凑了出来。问题越来越明显，事情应该出在尼日利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就眼前来说，我们急于要办的事，一定要把接触过的人都找齐，并详细了解每个人接触的程度。凡是与阿兹基韦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心须置于观察之下，非长达三周不可，如果确有病毒存在，此时必会发作。我们认为感染危险性最大的人应该是他的妻子和孩子。所以，全家都服用了口服雷巴抗病毒素。
两天以后，我们正在阿兹基韦家同他全家谈话时，维罗妮卡接到了阿兹基韦妹妹瓦莱利亚从尼日利亚打来的电话。她已经接到了阿兹基韦的死讯，但是这个电话是说别的情况的：阿兹基韦离开尼日利亚以后，家里又有别的人也传染上了同样的疾病。28岁的另外一个妹妹和一个只有8岁的叔伯兄弟也得了病。这两个好不容易逃脱了厄运，而阿兹基韦另一个36岁的弟弟，本人也是个医生，却因此送了命。死亡的时间差不多也在芝加哥的阿兹基韦病逝前后。瓦莱利亚还告诉维罗妮卡说，全家都在想方设法同每个参加过葬礼的亲戚朋友联系，打听他们是不是也出了问题。此事做起来并不容易。有些人住得太远，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找得到他们。对全家来说，这真是一场恶梦。
就我而言，应该了解的情况还要多得多。比如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尼日利亚当地人，还得是一位有经验的专家。碰巧我想起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就是大家称作沃尔（Wule）的奥那沃尔·托莫里（Oyewale Tomori）。沃尔也曾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过。现在是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病毒学教授。尼日利亚的电讯设备要比塞拉利昂强得多，能保证通话。用电话同他联系，很方便，也不会耽误事。他听我给他讲了阿兹基韦的情况后，一口答应马上亲自去埃克波马一趟，在现场好好摸摸情况，看能否发现些什么。这就引起了下面一次对我们说来真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十分错综复杂的调查。那一部分的故事得由苏来讲了。
巫师朱朱
我和乔出现在拉各斯机场时，由于连续飞了24小时，双眼连看东西都模糊了。拉各斯机场脏乱嘈杂，世无其二。我们旅行了这么多年，跑过许多地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飞机场会有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发觉自己被两部分人拦住了：一部分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在拉各斯的同事的代表，另一部分是两个尼日利亚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准，但他们肯定清楚我们的身分，都坚持要我们跟他们走。
他们已给我们买好机票了，他们说我们必须马上跟他们一起飞往埃努古（Enugu）不可。
为什么非得去埃努古？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了解我们之所以最后能搞到尼日利亚政府正式邀请的原因是，有一名与上层有联系的医生帮了我们的忙，而这位医生的所在处所就是埃努古的阿南市拉州医学院（The Medica1School ofAnambra State），没有他帮助，我们可能永远进不了这个国家。阿兹基韦死亡以后，我们足足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想法赴尼日利亚一行，找出阿兹基韦受感染的场所，一直没有下文。所以对这位替我们打通关节的人，我们显然是感激不尽的。现在弄不清楚的是，我们遇上的这两位，同我们那位友好医生有没有联系。
“再说一句，”两位中的一个说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啊，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两位尼日利亚人志在必得的是雷巴抗病毒素。我们不理他们，径直向已经停止转动的行李输送带走去。输送带坏了，正发愁不知怎样才能取得行李，他们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非要我们答应不可。“你们一定跟我们走。”他们坚决说。
还没有等我的回答，他们又重复问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说，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他们非要雷巴抗病毒素不可。听着，要是不愿意马上同他们一起去埃努古，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把雷巴抗病毒素给了他们？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我想我们早该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欢迎我们去尼日利亚的古怪方式。前两天，这种古怪的要求已经出现了好多次。我们陷入了电话包围中：有在美国颇有身分的尼日利亚人打来的，也有尼日利亚朋友的朋友打来的，还有重要人物的尼日利亚朋友打来的，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要搞清楚简直不容易。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尼日利亚有人对拉沙热怕得要死。
我们思忖，为什么都在这个时候一起来要呢？
这段时间里，我们同沃尔·托莫里联系不断。他肯定了我们最坏的估计：他接到了一例又一例的拉沙热病例报告。传说死亡率不小。这样我们才知道，尼日利亚爆发了拉沙热，可能还不止一处，就是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虽说我们随身带着雷巴抗病毒素，哪能随便就给了这两位欢迎我们的尼日利亚人呢？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清楚。这两位到底是谁，我们更不清楚。另一方面，为拉沙热处方这一种药物尚未经FDA（美国食物与药品管理局）批准。我们所有的权力不过是应用于临床实验。我们决定由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陪同从这两个人身边溜走，应诺说我们明天一定带着雷巴抗病毒素去埃努古。
我们人虽然离开了机场，“雷巴抗病毒素，雷巴抗病毒素，请给我们雷巴抗病毒素”的央求声仍在耳边回响。
在我们正式着手调查疾病爆发的情况之前，先得坐下来同尼日利亚政府的代表讨论一下情况。同政府方面打交通是件难缠和折磨人的事。想谈成一件事，恐怕全世界都难不过这儿。我们从同卫生部打交道开始，绕圈子。基本上是两种情况：我们想找的人不在；好不容易在了，非得先听他的，说我们该这样做那样做，没完没了。好不容易等他讲完了，他会加一句说，对不起，他刚想起，我们该找的人根本不是他，我们得到另外一个部门去找另外一个人，但是别忘了，先得与那人约好。约好真管用吗？约了也不算数，约好的人不一定按时露面。
有时候，我们也会碰上几个保证同我们合作的官员，口气之坚决，态度之张扬，反而使我怀疑他是否可靠。
当然，什么也没兑现。我们等啊等，等不到一个结果。他们的借口和托辞多得是，似乎颇有道理。过不了多久，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么说，那么说，都一样。他们真正要说的是：要钱。
有一位政府官员答应为我们提供一辆车子，并由他们支付现场费用。我们不相信他，后来我再一想，说不定也真有可能。最后我们决定离开拉各斯去内地，自己去看一个究竟。但是，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找一找同阿兹基韦接触过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家属，看看有没有感染上拉沙热病的。我们可以从名叫纳西迪的医生、拉各斯首席病毒学专家的实验室里找到这方面的答案。沃尔也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去找了阿兹基韦的家属打听了一些情况，还采集了若干血样。他把血样带回拉各斯交给了他的好友纳西迪的手里。纳西边原来是个苏联留学生，回国时，不但取得了学位，还带回了一个俄罗斯妻子。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穆斯林，对宗教和生活的态度奉行的是实用主义方针。有强烈的幽默感。他现在所缺乏的是做沃尔所提供的血样试验所需的试剂。一时间动不了手。他得等我们到了他那里以后再说。
我们顾不得时差劳顿，打开行李，取出试剂，立刻开始试验。大家满怀期望，站在周围等待结论。动手做试验的首先是纳西边。我们站在他旁边做记录，按照阿兹基韦家属成员和朋友的名单的前后顺序逐个记下结果。最后，纳西迪一声不吭，站了起来，也让乔看上一眼，谁也没有比乔见识拉沙热的试验多。此时，纳西迪开始蹦跳起来，兴奋，高兴。
“就是它！”他大喊道。“凡是同沃尔谈到有得过类似拉沙热一类疾病病史的人全都是阳性。”
纳西迪高兴的是科学论据上的一致，当然不是有这么多的受苦受难的同胞。
“这个结果证明，凡是你抽取了血样的都是，”乔说道，连看了我一眼，“因为名单上的人几乎都是阳性。”
第二天，我们又上路了，把纳西迪也带上，一起去伊巴丹（lbadan），离这里两小时的路程。我们希望能找到沃尔，想当面听听疾病爆发的情况。卡车后备箱里还装着一个液氮容器，好采集我们需要的样本，当然也准备了采血时需要的手套和器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可是，按照纳西迪的说法，政府答应提供的物资该有一大串。这些话到底算不算数，难说。
至少我们算有了一辆车子，还挂着外交牌照。车子是约翰·纳尔逊（John Nelson）借给我们的，他是儿童生存规划项目的主任。实际上，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之后，在当地的一切活动全靠他了。没有他和美国大使馆的帮助，我们休想取得任何进展。又一次，美国国务院工作的高效率，得到了证实。当地警察的陋规是每隔一段路面就设置路障，任意阻断交通，从而索取钱财。他们全副武装，谁也不敢与之抗争。我们汽车的外交牌照相当起作用，每到一处，挥手放行，他们丝毫不敢滋生事端。
我们一到伊巴丹，立刻去找沃尔。他气色不错，神采飞扬。他说他过的日子可要比在尼日利亚好得多。
“这个国家算是完了，”他说道。“多美丽的一个国家，一个富庶的国家，可是那些管事的人非把它全毁了不可。”
尼日利亚部落纷争。部落主义山头林立。腐败成了生活方式。石油资源不知哪里去了，据说都进了瑞士和开曼群岛（Cavman island）上银行的秘密帐户。许多尼日利亚人在全世界名声很不好，贩毒和兜售假艺术品，事态确实不佳。
回想沃尔当年同我们一起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日子里，他身穿宇航服，尽情放声歌唱，歌声充满活力，而我们有些人恰恰有时需要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