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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的结论出来了：土豆沙拉里隐藏着罪犯。显然，那些土豆沙拉做好后就盛在大的容器里放进电冰箱，冰箱里冷气透进容器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那些上豆沙拉放进冰箱后几小时内还是温热的——正是细菌污染最好的生存之地。看来当时搅拌沙拉的人已经感染了链球菌，由于他没有认真注意食物卫生，链球菌便进入了沙拉。那些细菌正高兴能呆在容器的湿热的中心，即使是在冰箱里，因为稍过些时候就能在它宿主的咽喉后面栖息了。
我们写了一份报告，二号疫情报告，给帕克尔的卫生当局，提出初步建议：除去那些冷冻的土豆沙拉、让每一个可能喉部隐伏有链株菌的个人适当地注射青霉素。这些措施便够了，疫情流行制止了，没再发生。我又回到EIS（流行病情报所）开办的学习班上学习。但是，却是帕克尔那地方爆发的流行病为我培训流行病学的科学方法提供了最实用的基础。不久我又来到尼日利亚寻找老鼠，向苏丹农村的村民调查有关拉沙热的病况。我还向病人询问来自巴基斯但的普通医生给他们打针的情况。无论后来面对什么样的局面，我所掌握的基本方法就是我在西南地区一个小市镇上追踪土豆沙拉时学到的那些。
苦难的儿童
圣保罗的埃米丽奥·里巴斯医院（Sao Paulo's Enlilio Reba Hospital）里拥挤着一千多个病人，而医院却只有不到五百张病床。那一千多病人，有的躺在走廊里，有的直挺挺地躺在地扳上的垫子上。凡能找到的每一个角落和隙缝都挤满了病人。他们都是脑膜炎双球菌病患者。有些病房只收住病儿。
走进那些病房，你看啦，再看啦，希望你看到的不是真实。但是这都是真实的。这里的孩子们，有的断手、断臂或断腿，有的甚至连鼻子耳朵也没有了。都是脑膜炎双球菌病给造成的。
脑膜炎是脊髓四周液体受细菌感染。这种细菌名叫脑膜炎双球菌，因而这种疾病就叫双球菌脑膜炎。它的症状包括头疼、发热、恶心、呕吐。病情严重时会引起惊厥，尤其儿童病重时容易出现。有时还会导致昏迷。由于血流中也带有病菌，还会产生晕厥和出血。脑膜炎之所以能使患者失去某些肢体，是因为这些病菌能引起血的凝块堵塞血管，使血流不能通达四肢。感染了的身体部分变得发黑而坏疽。虽然这种可怕的情况只在大约百分之十的脑膜炎患者身上出现——在美国，由于某种原因，这是很罕见的并发症——而在巴西这样的国家来说，其儿童受感染的数字则仍然是相当大的。整形外科的物理治疗师都在极力想法来帮助他们。
这种肢体组织坏死，发作起来惊人地迅速。起初皮肤上出现斑点，接着皮肤就开始变黑并脱落——掉下一根手指或脚趾，甚至鼻子或耳垂，很像严重的冻伤造成的。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别的儿童因肾功能衰竭而处在死亡的危险中。肾功能衰竭是脑膜炎的另一并发症。只有一个办法可救这群孩子。这是一种叫做腹膜透析的方法。我生平还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接受这种类型的透析。当肾脏不能进行其正常功能排除血清中的杂质和多余的水份时，腹膜透析可以给予帮助。做法是将管子插进覆在肠子整个表面上的腹膜，通过管子将液体注入。腹膜是可渗透的，它可让注入的液体和其他物质通过。注入腹膜的液体主要是清洗血流中的毒素，通过插入的管子排出体外。显而易见，这液体需要经常补充和换新。由于这样做起来很麻烦，所以腹膜透析只能做上几天，希望在此期间能让肾脏获得足够的时间恢复功能。假如腹膜透析连续使用较长时间的管子，而不换新的，便有造成感染的高度危险。
双球菌脑膜炎这种细菌是小而圆的微生物，经用格拉姆氏染色法（Gram's Stain）处理后置于精巧的显微镜下便呈现红色。这些微小的红色球菌通常都成双地出现，故而定名为双球菌（Dlpcocci or double cocci）。脑膜炎双球菌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最重要的是A型、B型和C型。这次在巴西爆发的是A型，这是一种呼吸的疾病，意思是细菌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它容易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由鼻子的分泌物或口中飞沫传染。脑膜炎之所以能如此凶恶，是因为如有一人得了这种病，就有十个人带菌，不过暂时还没病倒。因此，任何时候一种传染病，像现在这次爆发的，人多的地方，密切的接触，最易于迅速传染，即使在很健康的个人中也在所难免。
正如十四世纪欧洲流行黑死病期间出现的情况一样，许多巴西非常有钱的人都干脆逃往国外，等疫病停息后才回来。没有钱逃往国外的人则躲在自己家里，并拒绝让他们的孩子上学。这次流行的传染病进一步加深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嫌隙，大部分是因为富人们认为这次灾难是低层阶级引起的。惊慌中，富人解雇了他们家的佣人而不是将佣人留在家中。富人们以为采取了这一步就会减少他们被传染的危险。巴西贫困的人民大众因此更穷了。因此，无论怎样，穷人总是流行病的主要受难者。
正是那场空前的脑膜炎的流行，我于1974年来到了圣·保罗。对于流行疫病我已并不陌生了，我在流行病情报所已经两年了，不过还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疫情。我接受的特定任务是同泛美卫生组织（PAHO）以及巴西政府一起工作，估定疫情在各大城市流行的范围并协助制订控制疫情的策略。在圣保罗，病案数字估计有两万。我到达那里时，有报告说里约热内卢（Riode Jarieiro），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以及巴西利亚（Brasilia）都出现了疫情。巴西全国的疫情病案数字估计超过12万。不仅大城市流行，甚至人口不太密集的社区、医院和诊所也都挤满了患者。毫不奇怪，每一个感到轻微头痛和发烧的人都跑到医生那里去，生怕自己已落进了脑膜炎的魔爪。医生和药剂师们在过多病人的压力下，工作更加艰难了。
巴西的情况助长了疫情的传播。病菌在人口过剩、极度贫困的环境中繁殖。这里的贫困跟我在扎伊尔见到的完全不同。在非洲，至少还总是有点生存所必需的经济在运行：防止长期干旱，人们通常总能种点粮食足可温饱。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像圣·保罗这里的情况。这里的贫困，超乎想像，像瘟疫一样任意肆疟，把整个里约和圣·保罗地区变成了骇人的贫民窟，暴力与致命的病原体的肥沃的滋生地。人们告诉我：圣·保罗的贫民区，通称favelas，座落在该市周围的斜坡上，每年以五十万人的速度增长着。贫民窟的居民大部分来自农村，那里已无法为生，被城市里的工作机会引诱而来。随着已西人口的迅速爆炸，导致了寻求职业和资财的剧烈竞争。在里约，以及较小程度上在贝洛奥里藏特、贝伦（Belem），圣萨尔瓦多（Sam Salvador），和福特莱萨（Fortaleza），都有与此相同的景况。事实上，全世界都以空前的速度在向城市化发展。在那些贫民窟里，空间极为有限，人们到处打桩圈地，为自己找一片存身之处。典型的贫民窟里，其住处是白铁皮，粗麻布和纸板用铁丝绑在一块搭起来的棚舍组成的大杂院。到处见到的是衣衫破烂、混身泥垢、长满了疥疮和其他寄生菌的儿童在污泥里玩耍。人们家与家的界限无法分清，根本就没有个人空间这回事。对于这些城市贫民，个人隐私是超乎想像的。室内地是泥土的，全部家具只是三两张床垫、几张垮坏了的椅子，可能有一块破烂了的地毯或一张破旧的木床。大家挤在一起睡觉。自然，卫生设施实际上不存在，一旦下雨，那些贫民窟便都成了污泥的海洋，臭水和污物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那可怕的流行病跟泛美卫生组织官员们的低效率也有关系。他们对于怎样处理紧急情况很少注意，更缺乏动力。在那些日子里，泛美卫生组织的官员们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他们只讲西班牙语，从未学过巴西人的母语葡萄牙语。这样一来他们同巴西人的关系便不那么融洽，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泛美卫生组织处理疫情的能力，他们常常发现自己被切断在决策过程之外。（我们只能希望这现象现在已经消除。）由于我不想自己也靠边站，所以我尽可能快地学习葡萄牙语。假如我想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我必须想到怎样同泛美卫生组织维持良好关系，同时跟巴西人结成真正的联盟。
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有一线光明的希望。脑膜炎双球菌是对青霉素高度敏感的少数几种细菌之一。青霉素是价廉而又有效的抗菌素。问题在于，感染初期，很难肯定谁感染了脑膜炎双球菌，谁没有感染。如果谁得了，发作得快，就得赶紧治疗。那些日子里，巴西举国惊慌，无论害了什么病，都怀疑可能是脑膜炎。
在贝洛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nis）州的首府，我同该州卫生实验室合作，协助培养诊治流行脑膜炎的技能。做这工作，志气、耐性和良好意图是重要的，但是随机应变的能力更为重要。当我们把一些不同类型的实验室合并在一起之后，却还缺少一个细菌培养器，那是培养细菌的一件关键性设备。一位名叫乔治·戈尔曼（George Gorman）的“疫病控制中心”的技术员在一个旧木柜里装上一个灯泡和一支温度汁，就成了可代用的细菌培养器。假定这个细菌培养器是我们的暖房的活，我们还需要“花盆”来培养从可疑病人那里采来的细菌。我们就用插蜡烛的瓶子来代用。蜡烛燃尽了氧气，瓶子里满是二氧化碳。脑膜炎双球菌就渴求这样的环境。它们一得到这样的环境就很快繁殖。把这些繁殖出来的群体，用格拉姆氏染色法加以处理，放在显微镜下，如果确是脑膜炎双球菌，就会现出典型的红色双球菌来。
我们很幸运，因为有一种流行脑膜炎的疫苗问世了。那是六十年代未洛克菲勒大学（Rockeffeller Universitv）的埃米尔·戈茨利克（Emil Gotschlich）发现的，是一种醋类疫苗，对预防A型和C型脑膜炎双球菌很有效。这种多酪疫苗是脑膜炎双球菌多糖外衣的分子做成。人类免疫系统对这种糖外衣的反应，就像对脑膜炎双球菌一样。这样产生的反应，对日后有人如真的碰上脑膜炎双球菌时，就能保证免疫。碰巧，巴西这次流行的脑膜炎正好主要是A型的双球菌，其余一部分是C型的，这种疫苗对它们很可能是有效的。
巴西政府大力推行了一次注射疫苗运动，取得完全的胜利。在那疫病流行的两年里，卫生局为六七千万巴西人民（相当于1974年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成功地注射了疫苗。那么多的生命得到挽救，那么多的儿童免于破相或残废，举国为之欢腾。只遗憾注射疫苗运动开始得还不够早。当运动开始时，已经有五千到一万人死于流行性脑膜炎了。
1976年正当我将结束在巴西的工作之前，忽然接到“疾病控制中心”的顾问比尔·费奥基（Bill Feoge）打来的长途电话。比尔后来成了本机构的主管。他身材细瘦高大，对自己的工作抱着一种救世的热情。他的奉献精神和诚实直率的品质，对于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包括我在内）来说，他是个好导师，而对某些官僚政客来说，则对他深怀戒备。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疾病控制中心”有兴趣在塞拉利昂（Sierra 1eone）建立一个野外工作站来研究二种新的疫病。我特别注意听他的话。
“我知道你已有在非洲工作的经验，”他说，“我想知道你愿不愿考虑担任在西非研究一种新疾病的科研项目负责人。”
我问他那疾病的名称。
“叫作拉沙热（Lassa fever）”
我的新上司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原来是“疾病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