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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着回答“很好，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这回我可见了世面。”
“见世面是什么意思？”他们追问。接着又说“你肯定是碰到了麻烦。”
“不，一点没有，”我向他们保证“就是见了世面，仅此而已。”我又重复一遍。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我想现在我可知道黑人在南非是什么滋味了。”
他们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开始笑了。他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有点尴尬。虽然当时食宿安排令人不愉快，但以后我全部逗留期间一切都很顺利了。我发誓绝不再跨进这个国家。
鲍勃·方丹和他的同事完成了调查。他们断定“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也许在沙特阿拉伯一直就存在，只是发病率不高。只有在朝圣者中间这种病毒才得以传播。他们为了满足祭把的需要，沙特从世界许多国家进口了牲畜。这些国家包括苏丹、伊拉克、也门、伊朗。上述国家的许多地方都有硬扁虱，也许这也就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从新西兰进口的羔羊干净，健壮。但问题出在屠宰场的工人身上。屠宰前，他们把所有的羊都关在一个大的羊圈里呆上几个星期。所以伊拉克羔羊身上的病毒很容易传给新西兰羔羊。屠宰之前，羔羊可能染上了病毒。
在鲍勃的倡导下，沙特政府想方设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进口牲畜都必需检疫。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朝圣季节“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出问题了。
以后我在巴基斯坦工作时，我告诉当地的男人——当然是穆斯林了——我曾在麦加做过报告，这使他们大力震惊。一位白人妇女去过麦加！还作报告，简直不可思议。
1986年，为了追踪“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我和乔去了南非。霍斯特·库斯纳（Horst Kustner），比勒陀利亚的卫生人口发展部专门负责流行病工作的主任，邀请我们前去调查该疾病的发病情况。该机构与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的职能完全相同，只是没有“疾病控制中心”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一有利条件。霍斯特五十多岁时曾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过，在南非唯一的一个流行病研究部门任主任时，完全是单枪匹马工作。我们在比勒陀利亚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显得很焦虑。“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令南非卫生部门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只有真正了解这种疾病对人体的危害，才能确立一套防疫措施。听了霍斯特简要介绍情况后，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疾病控制研究室。”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很难研究的病毒，原因是在地理位置及发病时间上，病例总是很分散。病毒的实验工作也受到阻碍，其原因是动物染上这种病毒而发病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不幸的是人类却无法逃脱病毒给他们带来的恶运。
接下来我们去拜访鲍勃·斯旺波尔（Boh Swanepoel），一位老朋友，著名的出血热病专家。他在约翰内斯堡有一个第四级病毒隔离实验室，这是仅次于美国国内的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我们不仅需要鲍勃的帮助，而且还了解到他上在做这些病例的实验诊断。鲍勃，这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专门研究动物病毒的专家，几年前离开津巴布韦（当时叫罗得西亚）前往南非工作。他进入克鲁格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从大量奇特的乌和动物身上采集血佯，他也因此而出名。调查结果令他吃惊，除了非洲的旋角大羚羊外，所有的动物都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抗体。这一发现确实很了不起。鲍勃研究所获资料不仅使我们兴奋不已，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表明，“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在野生地带广泛传播。1984年，鲍勃曾在泰格伯格医院（Tygerberg Hospital）调查过受病毒感染而发病的九例病人，其中两人死亡。他告诉我们，庸情不是很严重的所有病人，都与这些病人及他们的血液有过直接接触。到此为止，可以证明，在南非出现的所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感染都与屠宰牲畜，扁虱叮咬有关。令人吃惊的是，非洲的鸵乌却养得羽毛丰满。
我们想同鲍勃见面谈谈应该没有问题。准知道与他通话时，他的口气听上去极不情愿，我们一再坚持，会面的时间才定下来。霍斯特派他的统计专家，安娜密克·米德尔库普（AnnamikMiddick00）也来参加。我们在鲍勃的办公室等鲍勃时，安娜密克显得局促不安。鲍勃进来后，一付敌视的样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与霍斯特已不来往。我感觉他们之间的矛盾还相当复杂，他们各自为政。
我们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调查需要鲍勃的帮助，因为他能提供一流的实验室设备和疾病的鉴定，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霍斯特的帮助，他会给我们配备流行病专家协助工作。我们应流行病研究员的邀请，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感觉到双方关系紧张，科学界这类事情并不稀奇。但这次麻烦的是，双方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决定抛开杂念，集中精力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听从鲍勃的安排。他同我们讲了心里话，心情好多了。
他告诉我们自1981年他便开始在南非做人体上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调查记录，所有病例都是在他的实验室里诊断出来的。他见到第一个病人的鲜血是从一个12岁男孩身上抽取的。这个孩子与他的朋友一起去“先锋队”夏令营露营。这些男孩走进灌木丛中，在大草原的树下露宿了一晚。所有的南非儿童都要参加这些活动，安排这些活动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这个男孩从夏令营回来就病倒了，检查发现他头顶上有可疑的肿块，一定是扁虱咬的。
这个男孩的病情急剧恶化，大出血后死亡。
把病毒从这个男孩的血液中分离出来后，鲍勃带了一条毯子驱车前往夏令营，找到了男孩宿营地点，把毯子铺在草地上，这是昆虫学家捕捉扁虱的最原始的方法，第二天毯子上爬满了扁虱。
我们与鲍勃达成协议。我们同安娜密克及霍斯特派来的几位年轻研究员前往金伯利（Kimberlev），我们采集的样本则送到鲍勃的实验室化验。鲍勃还答应让他在金伯利的病毒接触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料。而霍斯特仍留在比勒陀利亚。这样一来他们俩就不必见面。
要采集的样本实在大多了。我们在牧羊场和医院，从六百人身上抽取血样。此外，当地一位极为能干的兽医从二千只动物身上抽取血清供我们研究。
虽然金伯利以钻石采集闻名，但医院里大多数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病人都来自遥远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北部牧羊场。去年，金伯利医院有九名患者，其中一位是牧民，已死亡。前年，有位护士也死于该疾病，这就说明该医院隔离护理方面还有漏洞。现在我们看到医院非常现代化，管理严格，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感染者设置了专门病房。病人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看护，许多人都痊愈，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得到医院的支持和合作，我们把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分成两组，一组在医院里搞调查，另一组到36个牧场调查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流行的情况。在一望无边的原野里，有大片的牧场，有些牧场地广人稀，几乎见不到羊群。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宏伟的景观与单调的生活并存。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此生存。我发觉当地的祖籍欧洲的白人牧民极为好客，也十分粗鲁，但有时令人无法理解。一次我们去牧场。一到那儿，就发觉我们被监视，有两双眼睛在农舍房门后一直窥视着我们。我们走近，才看清是两个男人，当地牧场主的儿子。从他俩的表情及一举一动，看得出他俩有严重的智能障碍。这就使我们很快推测这些牧场里，一定有不少的近亲通婚。因为这里的情况是：牧场主白人一家与雇佣的黑人住在牧场上。牧场与牧场之间距离很远，所以近亲通婚就不足为怪了。然而这些牧民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有谁过问过呢？一位牧场主拿出一个记录雨水情况的本子给我看，上面记录着过去二十年的降雨量。最后一次降雨是1977年，现在是1987年。整整十年，没下过一滴雨。
一走进当地白人的房间，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外面的荒漠似乎不存在了。起居室里摆满了安乐椅，上面套着华丽柔软的椅套。屋里还摆放着精巧的咖啡桌。环顾四周，到处都摆放着黄铜制的装饰物和小玩意儿——这些都是这儿的主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带回的纪念品：一双荷兰木履。上绘有蓝色的风车，微型的埃菲尔铁塔。凡有外人来必定热情招待。午饭经常是一大锅炖羊肉。这倒让我想起在福克兰群岛上的生活。在那儿，羊肉又称作三百六十五。因为那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羊肉吃。此地也是一样。
我们与外界联系全靠一部老式电话机。拿起电话听筒放在耳边，然后对着电话机上的讲话筒大声叫喊。乔说这部电话机，使他想起五十年代他的家乡，印地安纳州的乔治镇，那个只有五百人的小镇。
一位牧民给我们讲了他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经过。他还记得当时用手打死了一个扁虱，碰巧他手掌上有一条伤口。三天后，他头痛得很厉害，全身肌肉疼痛，浑身发冷，只好躺下。他说，他很少因病躺在床上。因为他从未得过病。他不相信“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会把他整垮。躺了几个小时后，他又从床上爬起来，跑到牧场上帮儿子把羊群赶到一起。就在这时，他鼻子大量出血不止，血小板指数几乎接近零；血液无法凝固。他马上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他算幸运，活了下来。
我们调查结果最终公布于众，结果表明危害人类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感染与牧羊有关。尤其是与当地牧场主接触羊的方式有关。调查结果说明：这就是为什么牧场主比雇工更易被病毒感染的原因所在。我们在调查结果中还说明，金伯利医院因“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而死亡的病例是异常的。但这并不说明医院里的消毒设备不够完善。实际上，除了一年前死去的那个护士外，还发现一位实验室的技师带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抗体。她在实验室工作，与病毒经常接触，却能安然无恙，确实有些奇特。我们分析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她在实验室工作时极为小心，在接触血样时总戴手套，没出过任何意外事故。她从未病倒过，这一点很难解释清楚。这些很可能与她在医院的工作无关，她被扁虱叮咬过，但无人知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病毒在家畜中广泛传播，人们会经常接触到扁虱及家畜的血液，但实际上，人感染上病毒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但是人一旦染上了这种病毒，就是致命的。看来我们能做的首要事情是了解我们是否能使用抗病毒药治疗这种疾病。乔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治疗拉沙出血热成功后，我们已准备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作为我们下一个研究目标。但我们发现“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对雷巴抗病毒素极为敏感，我们不清楚在实验室里，它是否能在人体中起作用。我们不能用动物进行试验，因为这种疾病的症状在动物身上反应不出来。乔和我起草了一份议定书，内容是在受病毒感染的病人身上进行实验。最终我们得到消息：雷巴抗病毒素，在接受这种抗病毒药物治疗的病人中取得了很大成功。随后在柏林举行的学术会议上，鲍勃提出了30位这类病人的有关资料。其中只有1位病人接受这种药物治疗后死亡，但他死于并发症，与这种急性病毒感染没有直接联系。“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死亡率至少是百分之三十，在某些发病的情况下还会更高。因此，这些研究的成果象征着医学研究领域里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研究资料的出版及这种可怕的疾病得以治疗，这一切都将是鼓舞人心的。
空中教堂
我于八十年代未离了婚。苏珊在我之前也已经离婚。1990年3月，我离开了特殊病原体部，从此我们比以前更经常相聚，并发现了很多共同之处，尤其在户外活动与音乐方面。怀俄明州的温德河群山留下了我们和三十孩子滑雪的身影。在科研上，我们已不局限于病毒性出血热的研究，我迈进人类免疫力不全病毒（HIV）的领域，后来在旨尼亚西部和其他地方从事该病毒和疟疾的项目研究；苏珊则在细菌疾病部工作，那是我20年前在“疾病控制中心”从事研究的地方。那里的气氛已经变了，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我离开特殊病原体部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反倒比我们在一起工作时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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