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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良材干笑一声，又发了更奇怪的问题道：“你，我，我们三个，到底算不算可好可坏的一伙？如果也是可好可坏的，有没有自己想过，到底是什么缘故？”
两个人都失色了，噤住了口，说不出话。
良材坐下，手托了头，眼光落在烟榻上那盏烟灯的小小火苗上。这橙黄色的一点，轻轻抖动，努力向上伸长，可是突然一跳，就矮了一段，于是又轻轻抖动了。良材慢慢抬眼，对和光他们两个说道：“我觉得我要真正做个好人，有时还嫌太坏！”他惨然一笑，过一会儿，又加添着说：“一个人要能真正忘记了自己，连脾气身份架子，一切都忘掉，大概也不是容易的罢？”
恂如与和光听了都觉得心头轻轻一跳，两个人不约而同叹了口气，但两个人的感触可未必相同了。
《秋潦》解题
这是《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的最后五章。前九章登在《文艺阵地》七卷一号至四号。故事的梗概如下：“五四”运动的上一年，江南某县城内，两派的绅缙为了争夺善堂公款的管理权而发生了暗斗；地主兼充善堂董事的赵守义不肯放弃善堂公款的支配权，而又不肯揭除伪君子的假面具，于是一面多方延宕，一面找寻对方——惠利轮船公司主人王伯申的弱点，指使同党借题与王伯申为难，意要王伯申知难而退。恰好那时秋潦为患，王伯申的小火轮航行的路线上，有些地势低洼的村庄被小火轮激水冲塌了堤岸，淹没禾田，大为农民所反对，赵即指使同党借此煽动农民要用暴力阻止轮船的行驶，藉以窘迫王伯申。但同时，受害的村庄中有钱家村的大地主钱良材，却是一位头脑清楚，急公好义，而且在县里有地位，在乡里负人望的人物。他不赞成王伯申那样不顾农民利益，坚要照常行驶小火轮，而亦不赞成赵守义那样煽弄农民，借题以报私怨。他特地从乡下进城去，打算用公正合理的方案来解决这个有关农民收成的问题，不幸他的努力归于失败。他只好赶回乡下去。就他的能力所及，在他的村庄上谋补救了。
现在所刊登的，就从钱良材回家时开始。
《文艺阵地》因故只出到七卷四号为止。这部小说的最后五章（即现在刊登者），在全书中亦有相当的独立性，——因为故事集中在农民与轮船公司的斗争，所以又抽出来在《青光》上发表。除临时题名为《秋潦》，复志其经过如此。承《青光》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机会在这里说明了以前的故事的梗概，使得未读《文艺阵地》的读者对这半部故事有点头绪，我应当谢谢万秋先生。
茅盾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重庆
新版后记
这部书已经停印了好几年，这是由于我的要求。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部书本来是一部规模比较大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当初（一九四二年）迫于经济不得不将这一部分先出版，现在就应当暂时停印，等待全书脱稿然后一总再印。但是惭愧得很，荏苒数年，没有续写一字，——而且自审精力和时间都未必有可能照原来计划中的规模把它写完成了。那么，在出版社要求出文集的当儿，姑且把它编进去罢。
趁此机会，打算解释一下这部书何以题了这样一个好像和内容不发生关系的名儿。因为这是有些读者曾经来信问过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下一年春天，我到了桂林。我的家很简单，夫妇二人而已，然而也找不到安顿的地方。在旅馆住了半个月，总算找到了一间小房，一榻之外，仅容一方桌；但是，也还是朋友们情让的。这是一所大楼房的一间下房，大楼房住着三、四家，都在楼上，只我一家住在楼下，我这小房虽然奇小，我倒也觉得够用。方桌上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就在这些瓶瓶罐罐的旁边，我写了《劫后拾遗》，又写了几十篇杂文，亦写了《霜叶红似二月花》。
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个天井（院子）。每天在一定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霜叶红似二月花》就这样在“两部鼓吹”声中一点一点写起来了。大约花了两个半月，刚写完第一部（即现在的这本书），而条件变化，我不能在桂林再住下去，不得不赴重庆；
为没有书名。
那时候，残秋向尽，我在桂林已经住了九个月了。为了料理行装，偶然到某处，看见半林红叶，忽然想起了杜牧的题为《山行》那首七绝来，便反复讽咏这诗的最后一句；于是“灵机”一动，想道：何不把这一句借作我的书名呢？杜牧的诗，已经没有版权，我借用它二句，不会发生侵犯著作权的法律问题，可是我还是改动了一个字，为什么要改动一个字呢？也有我的想法。现在先把杜牧的原诗抄在下面：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第四句，杜牧原来用了个“于”字，我借用此句，却把“于”字改为“似”字，既然申明此句是借用，那么，擅改一字，大概可免于粗暴之罪；然而我还得把理由说一说。
让我先来冒险一回，试解释原诗此句的意义。我以为杜牧此诗虽系写景而亦抒情，末句双关，无论就写景说，或就揉情说，都很新颖，乃前人所未曾设想的境界。这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正面的意思我以为是：人家都说二月的花盛极一时，可是我觉得经霜的红叶却强于二月的花。但是还有暗示的意思，大抵是这样：少年得意的幸运儿虽然像二月的花那样大红大紫，气势凌人，可是他们经不起风霜，怎及得枫叶经霜之后，比二月的花更红。这样，霜叶就比喻虽不得志但有学问抱负的人，也可以说，杜牧拿它来比自己的。
杜牧出身于高门世族。他的祖父就是编辑那部有名的《通典》的杜佑，做过唐朝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杜牧的伯父、堂兄们，也都做了大官（堂兄杜悰做过节度使，也做过宰相），但是杜牧一生却不得志。他少年登科，关心国事，颇有用世之志，然而夹在那时党争之中，做京官备位闲曹，而迫于经济，（杜牧的父亲早死，他这一房并没多大产业，所以他自说“幼孤贫”，后来他不得靠官俸度日。）不得不屡求外放。中年以后，这位“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人颇有点苦闷，转而为旷达，同早年的豪放，成一对照。凡是读过《樊川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来的。这一首《山行》，何时所作，已不可考，但诗境既属旷达一类，当系中年以后之作，（杜牧四十以后，八年中间，做了四个地方的刺史，皆在江南；五十一岁卒。）我把《山行》的第四句作了如上的解释，就是根据了杜牧的身世和思想的特点而作了大胆的推论。
但是为什么我又改“于”为“似”而后用作我的书名呢？
这就要谈一谈我写这本书的企图。
本来打算写从“五四”到一九二七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想在总的方面指出这时期革命虽遭挫折，反革命虽暂时占了上风，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书中一些主要人物，如出身于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最初（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前）都是很“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党人，可是考验结果，他们或者消极了，或者投向反动阵营了。如果拿霜叶作比，这些假左派，虽然比真的红花还要红些，究竟是冒充的，“似”而已，非真也。再如果拿一九二七以后反革命势力暂时占了上风的情况来看，他们（反革命）得势的时期不会太长，正如霜叶，不久还是要凋落。
这就是我所以借用了杜牧这句诗，却又改了一个字的理由了。
当然，这样地反用原诗的意义，截取一句作书名，不免有点牵强，但当时急切间想不出更好的书名，而出版家又催的紧，便姑且用了再说。
谁知道此后人事变幻，总没有时间续写此书，以至这书名和本书现有的一部分更加联系不上。年来亦常有人以此见询，现在趁本书改排新版的机会，特在此简要地说明其中的经过。倒也没有聊自解嘲的意图，不过回忆此书在“两部鼓吹”声中写作的情况，颇堪发笑，而当时的几位邻居，其中有一位在去年暴露出来，正是“霜叶”，然则保留此书名，在我自己，小小有点纪念彼时彼地之意，似亦未尝不可。如果我能够多活几年，找出时间，续成此书，了此宿逋，那当然更好。不过，我不敢在这里开支票。
茅盾于北京，1958年4月
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
第十五章梗概
补叙婉小姐为和光戒烟事曾与朱行健商量，朱懂中医，为配合“枪上戒”药膏，中有附子、当归、党参、沙参、甘草等，与鸦片烟膏有一定比例，十日递减。又：食谱为燕窝、鱼翅、海参、鸡、鸭、鱼等，早上参汤。婉小姐亲自照料，下厨烹调。买药曾托朱竞新到上海办，又煎熬成膏也由朱竞新、克成小姐在行健监督指导之下，在朱家做。因此，两家交情日密。以上可以用简略的笔墨叙出。
阴历八月五日（阳历约为九月十日，县立中学开学前十天），朱竞新从袁维明（县校教员，与朱家为邻）口中得知曾百行阴谋，告急于婉（写法是朱脸色慌张到黄府，时为清晨，婉晨妆初罢，独在楼下与家玉玩，教她说话，而和光尚未起身。朱将袁所得音讯告婉，一问一答），婉命朱到钱家村求良材出信，并叫阿寿急雇快船送他去，并嘱代请钱永顺失妇及子女同船回县，来过中秋节。阿寿雇的船是癞头鼋的。
钱良材在家情形（即已有初稿而题为十五章之一段），那一天又在钱府前广场操练乡民，自己又舞剑，继芳站在高处看，忽然发见朱竞新。（先言朱到时闻操练声，即命船家停船，自己悄悄上岸，隐在树后偷看，后见良材舞剑，不觉看得出神，探头向前，为继芳所见。）
良材与竞新相见，竞新遵婉嘱，先不求信，以百行阴谋告，求良材想办法。良材即谓行健当先发制人，告百行劣迹（贪污、勾引县立女校女教员等等），竞新觉不妥，然亦不辩，谓当归告父亲。良材留饭，并请钱永顺（因朱言婉小姐请钱永顺去过节），永顺来谓农忙不能去。
朱回县即至黄府，时已夕阳西斜。和光与婉小姐正在讲论六朝骈文（论及庾信《哀江南》赋等），见朱来即问如何？朱以告，婉乃曰不妥，谓和光：除非你我自去不可。即定次晨（财喜的船），急急备办礼物，阿寿、竞新都去买办。
同晚，婉陪和光抽烟（时已戒去七分），和问如何方可挽回良材的成见，婉谓请将不如激将。和光颔首。十时，婉催和光早寝，并进安眠药一丸——此亦朱行健想出来，竞新在上海买来的。
次日，晨八时，和光已抽完烟，于是上船（阿巧同去，并带家玉去）。到钱府后，婉谓来拜节，即同良材进见老太太，然后论婉卿卖房产事，婉大略相告，又谓源长早也该脱手。旋在老太太处吃午饭（带写继芳）。饭后，老太太中觉。婉及良材等到良材书房（开始激将），然后写信，然后谈论时事。及待老太太已醒，婉进内告辞，阿巧已带家玉来，于是即归。到家时已黄昏，婉一面命阿寿去县署找范科长，谓和光将于本晚九时拜访，一面吃饭，命和光先抽一筒烟，拿出一套洋服来亲手与和光换。和光惊问何故，婉笑：昨晚摸你身上，好像胖些了，这洋服是去年冬天我和你在上海时做的，那时你正瘦得很。今天你穿一下，便试出你是不是真的胖些了。穿毕，婉卿把和光转来转去看着，然后笑道：真个胖些了。又拿出送范科长的礼物（代朱送）。
和光才去，竞新来，言已将事告诉老父，行健初亦强硬，谓良材之计好，后经竞新告以婉小姐如何估料，且自去钱家村，克成亦劝父，行健始无言。然后又讲起县里新闻：王民治不愿成婚，又不敢抗，终日发闷，宋少荣带他到郭家消遣等等。
和光回来，面有喜色，言科长已见，竞新辞归。和光抚其颈曰：这洋服其实坑人。婉笑：衬衣领口紧罢，真胖了。又亲为解领带，换衣。
中秋日：上午婉、和光至张府拜节并带去礼物。晚，在家设宴，有朱行健父、女、子等人。席间，送来范科长信，和光看后与婉，信乃曾百行给朱行健允辞职，荐子自代，信尚客气；又一函乃给竞新聘书，却书明薪水五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