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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冷，女孩的瘦削的双颊现出艳丽的玫瑰色，使她比我初见时可爱了许多。冷和热都会使年轻人脸色红润。但热会使额头也红起来，人显得毛躁。惟有冰冷中的红润，象果子一样生动。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问。不是专业记者，很不会采访，只拣最好奇的问。
“因为……大家都来，我就来。”她说。声音很小，迫使你离她更近些，看到她的额头明净得象刚洗过的玻璃杯。
“如果大家都不来，你来吗？”我问。这是个穿着随大流的小姑娘，今冬最流行的黑色羊毛健美裤，套上洋红色的小靴子，该是很有生气的打扮，但仍然觉出她的沉闷。
“我不来。”她干脆地说。
还好。有说真话的勇气。
“那么为什么来呢？”
“因为总说要做好事，一般的好事早就叫人做完了。我说得不是数量，是种类。学院要挖掘新的好事品种。一位同学的表姐在这当护士。她说，大学生闲着没事，到医院来陪要死的老头老太太说会儿话吧。就这样。”
“同学们都有些什么说法？”
“说什么的都有。先说，给不给钱啊？外国干这事可得给大价钱。立刻有人反驳，你才土呢，外国干这活一分钱也不要。其实他俩说得都对都不对。如果要钱，真是不少要。如果不要，就一分钱也不要。”
“你们呢？”我明知故问。
“我们当然不要的。一星期来一次。”
“大家愿意来吗？”
“怎么说呢？又害怕又好奇。真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死人。我特怕见死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小动物，可是我从来不养。觉得养得不好，它们就死了。心里的难过，远远大于它们活着的时候带给我的欢乐。我问过我妈，说以前的人有的连蚂蚁都没踩死过，我眼神不好，根本看不清地上有没有蚂蚁，不知踩死多少小生灵了，真糟。我妈说，傻孩子，一条生命，哪就随随便便没了？只要不是成心用鞋底碾，蚂蚁不会死的。我试了一回，穿着旅游鞋走过去，回头趴在地上一看，蚂蚁安然无恙。我的心不坏，可是我不愿来。不是因为别的，我太容易忧伤了，胆子还特小。”
“不来不行吗？不是说自愿吗？”我问。
“不行。现在说是自愿的事，有几个是真自愿的？学校后来把它规定为品行项目，打分记档案。说这是爱心服务，必须来。刚开始，我的确是被迫的，但现在，我是心甘情愿地来了。”
我不知假如詹姆斯博士在场，会是一副什么样表情。我说：“详细讲讲好吗？”
“第一次走进这个院落，死气沉沉。表姐说同学们愿意进屋同老人聊天最好，要不帮着打扫卫生也行。她知道我们害怕。”
“几个胆大的同学随便找了个门，一推就进去了。我很想等他们出来告诉我窨是怎么一回事再决定进不进。可他们好象进了漩涡，再不露头。我傻傻地让在院子当间，后来发现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儿。表姐走过来说，你要不帮助擦玻璃吧。”
“我端了一盆热水立在一扇窗户外头。那一年的冬天比今年冷，玻璃上结了厚厚的冰花，是从里面结的，外面蒙着黄沙。我用手把抹布拧干，表姐会关心人，水是热的。
我团着手巾在玻璃上一下一下地干抹，一溜溜同抹布等宽的洁净玻璃面就露出来了。现在只剩下里面的冰花了。我是每一次那么仔细地观察冰花，象一棵棵圣诞树，笔直地立在透明的大厦里。因了毛巾稀薄的热气，它们极轻微地融化了，精致的树叶好晚淋了雨，晶莹的雾气缠绕其上，轮廓柔软地模糊了。现在，这间病房玻璃朝外的一面，已经象刚洗过的葡萄，带着隐隐的水珠，漂亮清洁。明亮但并不温暖的阳光照在上面，泛出带虹彩的光。“
“其实没什么用。光擦一面的玻璃等于没擦。我不敢去擦里面，不知这间门窗紧闭的小屋里躺着怎样可怕的怪物。没办法消磨剩下的时间，我就用手指揉搓那块最下面的玻璃。玻璃这东西挺奇怪的，你用布用报纸用汽油用酒精，都没有用手指头擦得干净，好象手跟玻璃相克。”
“我下意识地用手心画着圈，玻璃闪出钢蓝色的光。突然，手掌对侧的白羽毛神奇地变薄了，露出一个淡褐色的洞，好象一块蛋形的巧克力敷在玻璃的那一面。由于我的体温，一小块冰凌变成蒸汽飞走了。我不由得凑过去，想看看这间我擦了外面玻璃的房子，是番什么景象。”
“我换了一只手。原先那只手掌已变得同冰块一般冷。新的手心热很冲，油亮黑暗的斑块迅速扩大，已经够我把两只眼睛镶在上面了。”
“我半蹲着腿，因为那块玻璃很矮。我屏住气把鼻子压扁在冷冷的玻璃板上……”
“您猜我看到了什么？”她忧郁的眼神垂落在地，好象怕吓了我，提示我有个准备。
她不知我当过医生，而且已在病区盘桓多日。
“雪白的被单，瘦如骷髅的老人，树根一样的皱纹，氧气瓶……”我直截了当地说。
“你说得对。”她轻声地说，知道没有什么能出乎我的意料。
“我是看到了那些，但不在那一刻。那一刻，我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中，有萤火虫在飞，不多，仅两只，但飞得很快。在黑暗四周，有一圈白茫茫的藤条，编织着细密古怪的花纹……”
“这是什么？”轮到我吃惊了。能让一个有着20多年医龄的主治医师吃惊的事，实在不多。
“那是一双患白内障的老爷爷的眼睛。他正从我的手心融出的那两个小洞向外张望。”女孩依旧垂着眼帘说。
“讲下去。”我极力使自己音色平各。
她说——
后来我就进去了。我看到了您刚才说的那一切。我对老爷爷说，我是来为您服务的。
他在床上，仍然保持了着窥探外界的姿势，只是脖子软弱地拐在肩膀上。他是晚期胃癌，消瘦得无以伦比。脸色象一个角落里的脏塑料袋，眼睛大得令人人恐怖。也许是刚才的运动费尽了气力，他拼命喘息。
看得出他非常寂寞。我想他该对我的到来表现出高兴。可是，没有。他面无表情地对着我，淡漠得象一块旧床单。
我是个生性腼腆的女孩，对那些热烈追求我的男孩都不知说什么好，面对这样一个年纪足可做我太爷的沉默老者，真不知该怎样。
我呆呆地看着他，他也呆呆地看着我。就象我们最初隔着窗户那样。
就在这时，护工小白送饭来了。我说，你到别处忙吧，我来喂饭。
小白说，杜爷爷的饭可不好喂了。要实在不吃，别勉强。
我说，你放心。我把鸡汤面放在嘴边吹，不凉不烫地送到杜爷爷面前。他的嘴象被透明胶纸粘住了，严丝合缝。
您得吃饭啊。我后悔揽了劝人吃饭的活儿，我不会劝人。
他终于开口，不是吃饭，是说话。药都没有用，饭就更没用了。我不要吃饭。他很清醒，癌症病人至死都是很清醒的，没有人能说服他们。
您总得吃一点儿。我又说了一句。我不会说别的话，就擎着勺愣愣地站着。勺里的饭凉了，我就把它磕在另一个碗里，重剜了一勺热乎的汤，象举蜡烛一样端着。我想，古代的举案齐眉，大概就是如此。
杜爷爷打精神，挣扎着说，你这不是成心气我吗？
我眼泪一下子迸出来。我跟你无亲无故的，这么服侍你，你还不知好歹！
我倔犟地一直举着，直到鸡油凝出了黄圈。
杜爷爷叹了一口气说，我吃，孩子。有一个条件。
我心里很反感。吃不吃饭是你自己的事，还跟我讲什么条件。可一想到回去还得汇报今天的战果，只好顺着他。就问，什么条件？
这回他回答得挺利索：唱一个歌吧。
我为难地说，我不会唱。
他毫不通融，死心踏地地说，那我就不吃饭！
我在心里嘲笑他。你见过这么不讲理的老头吗？我只是一个志愿服务人员，几个小时以后就走了。你吃不吃饭关我什么事？是你肚子饿还是我肚子饿？这么大年纪了，还要人来哄你。我忿忿地说，不吃就算了，我去喂别人。
他仿佛很怕我走，忙说，你唱一句就行。唱一句我就吃一口。
真没见过这样的交易。做事总要有始有终。我说，好吧。我唱。只是我从来没当着人唱过歌，可能不准。
他象孩子一样兴奋，望着我说，唱吧唱吧。
唱什么呢？轮到开口，更犯难。唱个《团结就是力量》吧。有劲，听着振奋。我说。
不听。他说，平日里小白常唱这个。他说。我这才知道以吃饭要挟唱歌，是他的惯用伎俩。
我忍着气说，那就给您唱个《潇洒走一回》吧。
他木呐地问，到哪儿走一回？
我这才记起他住院已经很久，现时风靡的歌曲十分陌生。我说，您看，您让我唱，我要唱的您又不听。您自己说个歌吧。别太难，我不会。
他慎重地开始想，惨白的脸上突然现出黄色。真的，不是红色。由于极度衰竭，他的血很稀很淡，就象绍兴黄酒的色泽。
他终于想好了，说，就唱一个情歌吧。
我手里的汤泼了。一个垂垂老矣的病叟，80多岁的年纪，居然要听什么情歌！该不是他的神经有什么毛病？看他目光炯炯的样子，我想起了无所不在的弗洛伊德。这老头在寻找渲泄，是性变态。
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不会、什么、情歌！
他仍满怀期望地说，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不会！我说。
他说，那就“一条大河”也行。
我说，也不会。他好象觉察到了什么，试探地说，都会的呀。你要记不清词了，我给你提。
你说我一个20岁的大学生用他80岁的老头提醒吗？我还是硬梆梆地一口拒绝。他改变战术，说，你就唱一个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也成。你是不是怕我说了不算说啊，我先吃，我这就吃给你看啊……说着，抖抖索索接过勺，填进嘴里，用长了黑苔的舌头搅拌面条。
我突然一分钟也不愿在屋里呆了。我有那么多的功课要做，要看许许多多的书，要和男朋友约会，要去参加舞会和买新衣服……为什么要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耗费金子一样的年华？我已经来过了，这就是说，我已经问心无愧。我可以走了。我说，歌我不会唱，饭您自己看着办好了。再见。
他怔怔地看着我，面条象生命的虫子，从他嘴里褪出来。
屋里很静，天已渐黑。我若赶快走，其后的事就不会发生。小白托着干净的衣物走进来，说，正好要给病人换衣服，你帮帮忙。我那边好乱。她走时顺手把灯开了。
两端发黑的日光灯管发出毒蛇样的嘶叫声。
我对虚弱地倚在枕头上的老爷爷说，请您移动一下，我来换床单。
他很吃力地用肘架着半拉身子，挪到一旁。我刚把单子铺平，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摔回来，仰着喘气。
我看到在他后背底下，很大一块床单裹了起来，像邮寄了一万里的信封。
叫别人看到，肯定是我工作不力的明证。我说，请您再挪开一次，我把单子抻抻平。
这样多难看。
他短促地喘着气说，又折腾什么。
他说，不知道是为谁好啊。
我说，您这个爷爷怎么这样说话？难道是为我好？我又不躺在这床上，那么深的褶子压在你的身下，你会硌得慌！
他祈求地说，我觉不出硌。真的，孩子，除了心口，我再也觉不出别的了。让我安生会儿，行不？
我不由分说地将他搬到一旁。他不很配合，就象小孩不肯离开玩具柜台一样。但见我使了强力，也没有很大的反抗。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骨头硬僵地倔犟。幸好，他比我想象的轻多了，几乎是稻草人。操作时，我听到他的体内象半瓶子啤酒似的，发出冒着气泡的咣当声。为了表示我的不满，我顺便搡了他一下。
好了。你看，现在多平整！看着也舒服。我抹着头上的汗水说。
他阴沉着一声不吭。甚至尽力欠着半个身子，拒绝沾我铺平了的那边床单。不知是怕揉皱了，又要麻烦我一番，还是无声地抗议。
现在让我们来换衣服。我不理他，自顾自说。我发现他没有任何力量，我完全可以左右他。不知您注意到了没有？在临终关怀医院里，人们对病人什么事都是说“我们”，从不用单数的“我”。比如说让我们来翻了个身。听起来好象志愿人员要和病人一起翻身似的。临终的人都失去自我照料的能力，哪怕一个极简单的动作，都要协力完成。
我不换。老爷爷很衰弱但很清晰地说。
真是个难题。不行。我也很果断地说。小白把衣服交给我，他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