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早晨四点多钟，他可能是太疲劳了，竟开着拖拉机从大桥上撞进河里，把桥栏杆都撞断了，他自己也被砸断脊椎骨，动了两次手术还是不能动，这时候俺孩子刚三个月。
为了他的两次手术俺已经东凑西借的凑了三万块钱，可医生说还得做一次手术才有可能坐起来，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俺是实在没有法子可想了，可他躺在那儿，还在喘气，就不能不救他呀。
俺把孩子放在娘家，又四处借钱，可人家都知道他恐怕是瘫了，凭我将来怎么能还上这些钱，更何况那时候大家手里也没几个活钱。
俺爹又想让俺大妹。二妹退学嫁人说省下这笔学费，换点彩礼钱帮我，可俺说什么也不答应，俺已经毁了前程，不能让俺妹妹再为俺毁了。
没有办法俺让婆婆在家照顾丈夫，俺跑出来想找地方打工赚点钱。可是，干了几份工那点工资除了能让俺自己吃饱也剩不下多少。
这时俺遇上了俺村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人，他说俺要是有胆子，他就带俺到北京找工作，说那里赚钱容易得很。
就这样俺回家亲了亲孩子，告诉俺那在床上还不能动弹的丈夫，俺要到北京打工赚钱为他凑第三次手术的钱。
俺走的时候，他哭了。他说：“是俺连累了你，俺这辈子都欠你的。”
我兑，“事情都这样了，啥也别说了，这个时候俺不豁出去谁豁出去，只是苦了只有三个月大的孩子。”
俺到了北京倒是没有真正找地方打工，俺村里的那个人教给了俺这个乞讨的办法。
他说只有这样钱来得才快，他说他从乡下带出十来个，都是在干这个，不过俺是最年轻的，就叫俺打扮成中学生的模样。
那个告示也是他给俺写成那样的。这样他每天从俺讨的钱中要抽点出来，算是交了保护费，他说那地盘都是要交钱的。
吕秀娟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她那个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那是俺村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俺爹跟他熟，俺只知道他是从俺村出去的，听说在北京发了财，回村盖了三问瓦房，还买了摩托车，生了三个孩子，有一个被罚了四万。
“他这样不是等于在剥削你吗？”
“俺初来乍到的，没个人引路也不行呵，这不，虽然他也够狠的，每次拿走我三分之一的钱，可俺在北京呆了大半年了，倒也没出什么大事，俺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
那回儿在秀水街碰上了一个也是讨钱的同乡，那个60多岁的老头说也是他把他们带到北京的，听说，他这几年发的就是这种财。
“那你丈夫的手术做了吗？”
“唉，就别提那手术了，俺好歹连借带讨又凑了三万块钱回去，让医院给俺丈夫动手术，可钱是花了，俺丈夫还是躺在床上起不了身，俺爹找到医院，大夫说，钱凑起来的太晚，象俺丈夫这种病早已过了动手术的最佳时机。所以，他们不敢保证手术会成功。
就这样俺又白扔了三万块钱，背了一身的债务。所以，俺还是回不了家，还要在街上去糊弄人，可俺实在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大姐，你说俺才17岁，咋碰上这么些倒霉的事儿，这日子真觉得没头没尾难熬，有时候想想真不想再活下去，可又可怜俺那个还不到1岁的女娃。
前两天，俺那个同乡的大哥来拿钱，听说俺想孩子了，他还说，你把孩子接到北京来，一个女人带个孩子更好要钱，只是孩子受点罪。
可俺说什么也没答应他，俺想俺已经是没脸没皮的人了，不能让孩子再跟俺受些委屈。
现在家里的丈夫、孩子都指望俺养活，俺要是不干了，他们就得饿死，所以，俺没办法只得在北京呆下去。将来怎么办俺也不知道，只是这讨钱的事儿也越来越不好干了。
因为干的人太多了。
俺在动物园门口也受到了几次搔扰，没有办法，俺就尽量地常换腾地方，并且，主动提出多给那个同乡大哥点钱，让他帮俺摆平周围的环境，这样俺才平平安安地混了这么多的日子。
你看我们这些乞丐似乎是各干各的，其实，每个人都归属自己的帮派，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打点好，一不留神踩了人家的地盘，就会招来莫名其妙的灾祸，这一点俺是深有体会的。
所以，这方面的事俺不能跟你多说，说多了等于砸自己的饭碗。大姐，你写的时候也别写上这些事，写多了，有人会找你的麻烦，大姐，你听我的没错。
刚开始上街俺还有些不好意思，生怕有人认出俺是谁，可时间一长，俺觉着也就是那么回子事。
“可是你将来……？”
尽管知道不该问，可我又犯了以前做记者时的毛病，问主人公将来的打算是我们采访结束时的惯常范例。
“将来，唉，我不敢想将来，我倒是老想过去，想我那扔在学校的一大堆书本。现在我大妹正读县一中呢，我已经说了，大妹上学的费用我帮她赚，只要她能考上大学。
我丈夫那个样子，这个家也不成个家了，我也不想回去，除了每个月寄钱给他们，我强迫自己忘了那个家。
孩子还大小，我也没太深印象，可我相信她不会再象我这样。也许，她是有将来的，而我也许赚点钱做个小生意，也许继续用这种方式生活，反正都无所谓。不过，我想，我不会再离开北京，这里的确是个能赚到钱的地方，更何况，我也熟了。
唉……
采访者思绪：
吕秀娟用一声长长的叹息结束了她的话，我却用长长的叹息号为我的采访告一段落。
到过农村的人也许都知道，在他们那里类似吕秀娟们的遭遇并不特别，可这段故事在二十世纪末的北京的天空下听来，似乎充满了愚昧与荒蛮的色彩。
一个女孩的青春就这样被葬送了。
这里面我已无法去指责谁，是非感在这样一段恩怨里并不特别重要。
只是一个做着大学梦的高一女生沦为街头靠谎言行乞的女丐，这其中的落差充满了人生的残忍。
对那个剥削了她的同乡大哥，吕秀娟充满了感激，连这种钱也有人赚的事实让我夜不成寐。
也许我们该为他给吕秀娟指点迷津，使她发现这种赚钱方式而感到庆幸，也许我们该送他们上法庭。对于这些人，我宁愿选择后一种方式。
天津市公安局不是已经在行动了吗？
他们抓起了五名类似这样的丐帮帮主，并要将他们绳之以法，这当然是大快人心事。
可问题是，现在社会上还有多少人在赚这样的黑心钱，发不义之财？
有时候，这已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这是一种黑暗的势力，它构成了社会底层的罪恶，衍生了犯罪与动荡。有时候，它便是邪恶产生的温床。
无论怎么说，这是个正在形成的事实，而我们的责任是如何消除这一事实。
我想我所有的只有我的笔。
它将让人们在悲凉的故事后面，触摸到一个真实而黑暗的世界，这便是我的责任所在。
第二章
在捡这个孩子之前，村里的人都叫我老陈家的，或者孩子他妈。可自从捡了这个孩子，我给他起名叫“福儿”以后，大家就都叫我福儿奶奶。我这个福儿奶奶却没有福享，你瞧，我80岁了，还得每天拉扯这个孩子出来，豁出我这张老脸，可要不这样，我们吃什么呀。
——收养了“福儿”却从此没有了老来福的八十女丐。
福儿奶奶、福儿，石景山人。在我半年多的采访中，在北京，我呆的最多的地方恐怕除了天桥便是地下通道了。
我住在亚运村，每天来来往往最先走过的便是邮局门前的那条地下通道。
通常那里会有一对唱歌的盲人夫妇出现，然后是两个年老的乞丐，再后来我发现了一位每天拖着个五、六岁男孩的老女丐。
她大概有七、八十岁了，但穿得很干净，头上还带着一顶手织的顶不错的绒线帽子。
她也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但常常是垫着一个棕色的棉垫。
孩子常常被她安排在斜对面。这是个目光呆滞的痴呆儿，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坐在一个棉垫上，手里拿着一个破茶缸，永远是仰着头，对着行人露出白白的牙，手上不停摇着，茶缸里的硬币也就不停地叮噹、叮噹响着。有时候在寒风里，特别的凄凉。
每当这时有一些行色匆匆的人，便会在孩子的茶缸里，放下一点零钱，孩子倒也会“嗡，嗡”的出声点头，表示感谢。
但更多的时候，人们走过时会用大衣包起耳朵，象是要摆脱那单调的“叮噹”，“叮噹”声。
孩子的手常常是紫黑色的，我知道那是冻坏了的颜色。可孩子的头上总是一顶带耳朵的厚棉帽，护着两颊，使他不至于脸也被冻坏。
有时候，中午走到那儿，还会看到他在吃盒饭，至少，这还是个有人疼的乞儿，我从心里这样想，不久，我就发现了对面的老女丐便是疼爱他的那个人。
为了接近他们，我每次都拿出5元钱或10元钱放在他们眼前，可有一次那个年纪大的女丐问我，“有烟吗？”
我觉得这是个契机，中午再路过那儿时，特意买了一盒“555”，听说这是最好的烟。
可老女丐拒绝了，她说，“我抽”时代“抽不了这鬼子烟。”
等我去买了“时代”回来，她们已经走了，听说是被巡警撵走的，我心里有些怅然。
采访乞丐有时就象是猎人发现目标，不紧盯不放，往往就会失去机会。
可我在第三天又遇上了她们，我递上了“时代”，提出我的请求：“听口音你不象外地人，我是搞写作的，跟我聊聊好吗？”
“噢，你是记者吧，前几天还有人说是记者，同我聊了半天，怎么，你们对我们这些人也感兴趣？”
“不仅仅是感兴趣的问题，我是在做一个调查采访，并且，很想帮助你们。”
“帮倒谈不上，我们这样活着挺好，只是，我那个孩子，你瞧，就是那边那个小小子，他才是真要人帮帮，要不，我这80岁的人了，说不定哪天一蹬腿儿，留下这孩子怎么办呢。”
我注意到她说那个痴呆男孩是她的孩子，而不是她的孙子或别的什么。
“你家里就没有别的人吗，那孩子是你的……？”
老女丐狠吸了几口烟：
“那个孩子是我在路边捡的，在捡到他之前，村里人叫我老陈家的，我的老头子姓陈，或者叫我三子他妈，三子是我三儿子的小名。
捡到这个孩子，我给他取了个名叫“福儿”。大家伙又开始叫我福儿奶奶，本来，在收养这个孩子之前，我是个有三儿一女的能享老来福的老太太，可“福儿”却没有给我带来福
为了他我现在成了要饭的，这要让我那死去的老头子知道了，他饶不了我那些不孝的儿子。
本来，1990年，我老头子去世以后，我就跟三儿子在一起搭灶过。家里的三间房是老头子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三个儿子吵着要一人分一间，我说，“我还没死呢，等我死了你们再分也不迟。”
可碰巧那年冬天，我一大早出去遛弯，捡到这个孩子，当时，他可能也就是十来天吧，已经冻得快没气了。
我回家赶紧给他灌热米汤，又抱在怀里捂了一宿，小脸已经紫青的孩子才总算活过来。，
我看这个男孩长得也挺端正的，也不知是谁家给扔在外面，就把他留在身边，一口汤一口汤地喂。
等这孩子一岁多一点的时候，我那三个儿子不干了，说我这么大年纪再拉扯个孩子，将来，我死了，又多了个跟他们分家产的。
他们要我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拗不过他们三天两头的吵，我把孩子送到了福利院。
可才刚刚三天，人家又把他送了回来，说这个孩子是个傻子，没有正常手续，他们不能收。
我这时才发现“福儿”真的是有点痴呆，一岁多了连笑也不会，眼珠儿转得也比别的孩子慢，这样就更没有人肯收留他，只能放在了我这儿。
我对收养这个孩子并没有后悔，却为当时没有找个医生及时给孩子瞧病有些后悔。
发现这孩子是个傻子，我那三个儿子消停了一阵，大概他们知道这个傻孩子是不可能有心眼同他们分家产的。
我那嫁得远的女儿回来看了我一回儿，给我留下100块钱，给福儿买了一身衣服。
这孩子虽然傻，但特别安静不怎么闹人，我不知怎地就特别的疼他，生怕他冷了，饿了，受委屈。
我那些孙子孙女都已经上学读书，他们都知道不准动“福儿”一指头，否则，我是不客气的。
就这样在我宁愿自己少吃，也要给福儿吃饱的日子，我拉扯着他晃晃悠悠地过去了七八年。可由于大脑不发育，八岁的福儿看上去象五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