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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刚做了新郎不到一个星期就安排他去干这活儿，我特别心痛，想替他去，可儿子说：“当兵的事儿还在等乡里的最后通知，别在这时候跟村里闹别扭，搞不好村长又出面给搅黄了，我还是去吧，天亮我能回来。”
可是儿子这一走就没回来。
天亮了，村里人来叫我，说我儿子让水泵的电线给电死了，我不信，磕磕绊绊地跑去看儿子已经被他们放在了拖拉机上，他头上的口子一看就是被打的，脸色也是青紫的，浑身上下全是血，可是，那些人就硬说他是触电死的。
我儿媳妇当下昏死过去，老伴扶着儿媳妇哭得上不来气，两个闺女嫁的远一时也没法给她们信儿。
村里的几个人拖着拽着把我弄到了火葬场，到那儿就把我儿子给烧了，直到把那烫手的骨灰放到我手上，我才明白过来儿子是真的死了。
我跺着脚的哭呵，嚎呵，我知道是村长他们打死了我儿子，可是我不懂法，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浑身是血的儿子给烧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有啥用呢。
过了好几天，我那俩个闺女才知道信赶口来，我二闺女女婿是当兵的，他说，我们要告人家，可是一点证据也没有，根本不可能告倒他们。
我说，我们有人证呵，有那么多人看着我儿子浑身是血躺在拖拉机上，头上的大口子老长，电死不可能是这个惨样吧。
“可是那些人肯为你去得罪村长吗？”
女婿说的对呵，有谁肯为我们去得罪村长呵。
我儿子死了以后，村长的儿子隐瞒实际年龄进了部队，几年以后又被推荐考上了军校，现在人家已经是军官了，而且是舰艇上的，听说就驻在广州。娶了城里女人做媳妇，又漂亮又时髦，他爹提起来就夸儿子有本事。
可我那儿媳妇自从儿子死了以后，就有些神经不正常，经常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去，后来，她娘家看着实在可怜就把她接回去说是调养调养。
可过了半年多，我和老伴去看她，她娘家人说女儿早已改嫁，现在都快生孩子了。
回来的路上，我和老伴是走了一路，哭了一路，我们怎么也不甘心儿子就这么白白的被人害死。
我请人写了状子，开始一级级的告状，告了一路，都是要我们拿证据，我回村求爷爷，告奶奶的请乡里乡亲给我写个证据，可是，没有人肯出这个头。
乡里不管我告到县里，县里又推回乡里，让乡里好好查一下，可查来查去，还是村长说话，他说我儿子的确是电死的。
为了告状我地也不种了，开始都是闺女接济我，收了粮食送过点来，可闺女都拉着孩子，我也不想连累她们。
后来我把房子用砖砌死，跟老伴一路要着吃到省城来，我们走到哪儿，要到哪儿，一路上乞讨来到郑州，这已经是第八次了。
我儿子已经死了这么久，可村长还是村长，冤魂还是冤魂，我们老两口，不为别的，就为讨个公道，为了让儿子的死真相大自，你说，这咋这么难呢。
我们老两口已经合计过了，这次省城里不给个说法，我们一路要着吃也要到北京去，都说那里的领导最重视老百姓的事儿，我们没办法呵，儿子的事不弄清楚，我们就是死也闭不上眼呵。
要说咱老百姓可是真是好人多，我们一路上要着吃，有给汤给水的，有给钱的，走到信阳一个摆茶摊的小伙子给了我200元钱，他说，“大爷，我支持你为儿子讨个说法。”
我当时感动的那个泪呵哗哗地淌，我跟老伴说：“就算是咱告不到村长，咱俩的这条老命也得扔在上访的这条路上，这样咱们才敢去见屈死的儿子，不是咱不想给他伸冤，是咱太没本事和能耐了呀。”
不瞒你们说，我老伴的眼睛都快哭瞎了呵，她现在不扶着我走不了路，你们想想，刚刚娶了媳妇的儿子呵，说没了就没了，死的这样惨这样冤，搁哪个当娘的身上不把眼睛哭瞎了，把肠子给抠烂了呀，心痛呵！
现在要告倒村长就更不容易了，人家的儿子现在是军官，听说亲家也是个头头儿，当年看到我儿子浑身是血的那些人，老的老，死的死，谁也不肯出来为我把日子弄得不好过了。
虽说是承包到户了，可村长的权力还是大呀，随便折腾你一下，一年就白干了。
唉，这官司我虽说是想一直往下打，可恐怕这把老骨头真的要扔在荒郊野外了，说不定那天等我们要也要不到的时候，我们也就见儿子去了，这样到好了，人不喘气了，也就无所谓冤不冤了。
采访者思绪：
虽然是因为我的记者身份，这位为儿子伸冤十年未果的老人才肯吐露真情，可我仍感到了遗憾和无奈，已经过去这么久的事，更何况没有物证任凭哪个法官也不会鲁莽行事。
说到底还是老人自己害了儿子，当初发现儿子的惨状，他不应该马上就让村里的人送到火葬场，起码让医院来人帮儿子看一下，医生的责任感和良心是会为他出一个公道的结论的。
可是，当时他没有这样做。
老人也许脑子里全是儿子死了的噩耗，对怎么处置儿子的后事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于是，在众人的张罗下，草草料之，农村确有死者入土为安的习俗。
于是，漫长的上访路他根本走不到尽头，这件无头案年代愈久远，就愈很难分出是非曲直，我很想对老人说，这是件很难打赢的案子，但是，我说不出口。
对一对已经为上访乞讨了十年的老夫妻来说，这样让希望从此消失，会要了他们的命，在某种意义讲，这种上访已成为他们对失去儿子后的孤独生活的唯一寄托。
我知道对他们来讲结果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讲话，可这个人他们找了十年，还没有找到。
这让他们如何能停止奔波？
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反倒沉重起来，良知告诉我，他的儿子很可能有冤情、因为前因后果，因为老人的亲眼所见。
可是法律是讲证据的，并且不重人证重物证，这已是铁律，可老人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证明的东西，甚至连血衣也没有一件，只有18岁的儿子化成的一杯骨灰，这让他儿子的死将永远是个谜，想到这一点，我真的有些无法解脱。
这也是乞丐的经历之一，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乞丐是因为上访而沿路乞讨、但是，我知道象这对老夫妻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不少。
告别郑州，我还在牵挂那对老人，不知他们十年的奔波何时有个出头之日。也不知他们有生之年是否真的能让亡灵安息，但是天理昭昭，日月可鉴，只要是正义就不会惧怕邪恶。恶人总会遭到谴责，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很后悔没有把这两句话送给老人。
但我想他们终究会明白的。
第二十四章
为了给儿子治病，她做了超生户，可是女儿的降生并没有给儿子带来幸运，十岁的儿子带走了这个家庭全部的快乐与生容的希望。这位32岁的妈妈从此带着女儿流浪街头。
——“五十岁”的乞丐奶奶与她两岁的女儿。
老太太与小女孩是北京的乞丐群体中常见的角色，常常是这样的情景，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拉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坐在冰凉肮脏的地上，用乞求的眼神注视着每一个过往行人。
坦白他说，我是经不起这种“悲惨”的考验，无论多与少，我总要掏自己的腰包，不打发她们，我会感觉脚步沉重。
所以，在乞丐队伍里，老太太与小女孩是屡试不爽的生力军，因而，她们也是能源最多的队伍。
天桥上，地铁里，包括地下通道，每三个乞丐里面就可能有这样一个组合，采访乞丐她们不可不“榜上有名”，于是，我在寻找这样的具有典型性的目标过程，接触到了她们。
这是一位足足有五十岁的“老奶奶”与看上去顶多两岁的“小孙女”，北京最冷的天气中，所有的乞丐都撤了，只有她们仍坐在冰冷，昏暗的地下通道，默默的注视着越来越稀少的过往行人。
也许她们收入少的时候，正是我能够让她们接受的时机，我知道这种想法并不特别善良，可是，有时候机会真是千载难逢。
“大妈，孩子要睡了，还不回去？”
被我称了一声大妈的“老奶奶”头巾下的眼睛迅速瞟了我一下，她去拖了拖要睡着的孩子，把她揽在怀里，继续执着的坐下去。
“大妈，我天天路过这儿都看到你，你们来北京很长时间了是吗？”
看见我把5元钱放进了她眼前的茶缸，这位“老奶奶”一直面无表情的脸上，似乎松动了一些。
她低着头叹息：“谢谢你呵，妹子，你看我这一天加起来还没得五块钱。”
“大妈，你这孙女有两岁没有？”
趁“老奶奶”有些放松，我抓住机会跟她“套磁儿”，这会儿，“老奶奶”终于绷不住了，她说：“妹子呵，这是我闺女，哪里是我孙女。”
我吃了一惊，再仔细看“老奶奶”的确不象表现的那样老态龙钟，除了头发已是花白，可她的眼睛光采依旧，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几岁的光景。
地下通道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老奶奶”摘下了头巾，准备摇醒已在她怀里睡着的女孩往回走。
摘下头巾，我发现她好象更年轻一些，甚至是挺俊俏的一个乡下女人，我说：
“你瞧我这眼睛，你其实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我还大妈，大妈叫了这么长时间。”
女人笑了，很凄凉的笑：
“做乞丐么，是越老越好，再说我们乡下人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哪还能想那么多。”
我不想就让她这样走，我要让她说点心事，我说：“听你的口音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的，只是我不知道你是山东什么地方的人呵。”
女人摇了半天怀里的孩子，可孩子睡得无比香甜，看着这样也无法赶路，女人叹息一声：
“原来碰上了老乡了，俺是从聊城来的，你呢？”
“我赶紧接茬，‘噢，我是青岛人。’”
“唉，青岛是个好地方，俺儿那病是从哪儿查出来的。”
“噢，你原来还有儿子呵，那你这样出来不是把儿子给放在家里了吗？”
“妹子呵，你别提了，没了，儿子没了，他爹也没了，也就是两年呵，俺这个家就没了，所以，俺回不去了，俺就在北京的街上混吧，混到哪一站算哪一站呵。”
“大嫂，不，大姐，你别哭了，有什么事说出来心里就好受了是不？”
“妹子，俺这伤心事说来话长呵，本来，俺在聊城的乡下种了几亩地，这日子过得还顺心。”
俺头胎生了个儿子，高兴的不得了，乡里叫做节育手术俺就去做了，心里想把这个儿子好好培养成人，也就行了，这孩子多了也是受穷。
俺孩子他爹在外边建筑工地上打工，一年回来两次，一次是过年，一次是儿子过生日，这是他必须往家跑的两个日子。
俺在村里不是富裕户，但是日子过得也不错，俺想事事顺心就是好日子，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过什么了不得的日子。
可是，俺儿子八岁的时候，突然老是发烧，而且，身上不能碰，碰破点皮便哗哗的流血，止也止不住，俺带他到乡里的医院看，乡里说没事，小孩子能有啥大病，吃了退烧药就好
可俺回去给孩子吃了十来天的药，孩子的烧就硬是不退，俺把他爹叫回来又到县上去看，这一次县里的医院告诉俺，这孩子的病恐怕不太好，是血癌，要治得赶快的，要不这孩子恐怕保不住。
俺一听就吓瘫了。乡下的孩子虽说泼实点，可在爹娘面前哪个不是宝呵，尤其是男孩，更是命根子一样。
俺不相信县医院的说法，又带着儿子到青岛去查，结果，医院让我们马上住院治疗，没办法我们在青岛住了院。
可是，带的钱都花光了，孩子的脸色还是越来越差，这时医院里住院的病友都劝我们，要是还有钱就带孩子到北京来看看，也许能救这条小命。
俺那会儿可是横下一条心，拼了命也要救儿子，俺让他爹回去把房子卖了，他爹说：“没了房子，咱们回村上哪儿住？”
俺说：“救不了儿子的命，咱们也甭活了，还要房子有啥用？”
这样他爹回去把房子、家当、养的猪娃，鸡仔全部卖掉，凑了三万元钱，我们就到北京来了。
可到了北京俺才知道，长这个病的孩子还不少呢，要住院可太难了，我们天天在医院的走廊里等呵等，等了两个多月才算住进病房。
一检查，大夫说俺孩子的病挺厉害，目前没什么好办法，要想救命只能移植骨髓，可要找相同的骨髓是最不容易的事儿。
俺和孩子他爹都去抽过骨髓，可检查以后大夫说不行，会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