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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只当一个储存精液的器皿，即使是无数器皿之一。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必须在青春逝去之前结束拼搏，”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杨澜，为了自己的下半生，她必须用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赚钱。另外，她知道自己肯定也不会专一，她不会放弃跟美男子们约会的机会，只要出得起价钱，她也可以上任何人的床。
所谓爱情，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一个借口。几个月的相处，卫媛强迫自已发现了肖然的很多优点：他勇敢、坚强、气势逼人，有男子气，有时候还有点温柔，那天他喝了不少酒，运动时屡下重手，弄得她浑身都疼，事毕后她忽然难受起来，背对着肖然，感觉自己象被强奸了，鼻子一个劲儿地发酸。肖然抽了一根烟，从脖子下伸过手去抱了她一下，俯在耳边轻轻地说：“真想把你挂在墙上，一睁眼就能看到你。”这话让卫媛微微感动了一下，她转过身，把头埋在他的胸前，嘴里幽幽怨怨地问：“那你老婆呢，你把她挂在哪里？”
韩灵看见自己站在悬崖边，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站在那里。苍茫夜色中，背后总有悉悉索索的声响，她心中害怕，不断回头张望。有人来了，那人渐渐走近，脸上的表情象笑又象是在哭，有点象肖然但又不是肖然，韩灵心中迟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人越走越近，脸上突然露出狰狞的笑容，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韩灵怕极了，拼命挣扎，挣扎，挣扎，呼地一声掉了下去。一个声音大声喊着：韩灵！韩灵……
她睁开眼，一身大汗。天快亮了，街上远远传来洒水车的声音。她站起身，踢踢踏踏地在屋里走了一圈，她妈似乎也在做梦，隔着墙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还不睡，你明天不上学了？”韩灵脑袋里一片混乱，一时想不起这是何时何地，随口答了一句：“我还没开学呢。”话刚出口她就醒了，呆了半晌，扑通一声跌坐床上。
她们说的都是多年以前的事。那时的韩灵还在上大学，她年轻、漂亮，在漫长的假期里夜不能寐，在漆黑的夜里偷偷思念着她的男朋友。
第十九章
“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看深圳这城市？”
刘元想了差不多有一分钟，拳头拄着下巴，对着摄像机慢条斯理地说：“深圳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因为它坚硬的墙、冷漠的心，以及脆弱的生活。”
“脆弱的生活？”
是的，脆弱的生活。
再也没有坚不可摧的爱情，山盟海誓太容易被击溃，再坚固的感情也敌不过无处不在的诱惑。如果你是个漂亮姑娘，嫁人一定要嫁有钱人，既然结局同样是被抛弃，苦苦坚守的青春只换得一纸休书，又何必让你的美貌委身贫穷；如果你是英俊的小伙子，请记住今日的耻辱：你的爱情永远敌不过金钱的勾引，你万般哭诉，百般哀求，你的漂亮女友还是要投身有钱人的怀抱。所以，让仇恨带着你去赚钱吧，等你发了财，就可以勾引别人的漂亮女友了。
再也没有同生共死的友谊，如果出卖你能发财，没有一个人会舍钱而要你。酒酣耳热时的好兄弟，信誓旦旦的真朋友，都是你潦倒时的陌路人。1999年10月1日深夜，有个21岁的江西姑娘服毒自杀，死前曾给二十几个人打过电话，那些人中有她的老乡、同学、曾经的男朋友，还有一个是她的堂哥。那天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深圳街头礼花绚烂、彩旗飘扬，人人喜笑颜开，那姑娘在一片欢呼声中黯然死去，死前留下一纸遗书，感慨人世悲凉，说至死都没人挽留她，“没有一个人爱我，没有一个人关心我。”
“没有人关心你，所以你也不需要关心别人，”刘元慢条斯理地说，“在这个城市，钱比老婆重要，一张暂住证胜过所有的朋友。”
刘元在鹤堂公司工作了四年多，工资一涨再涨，到98年7月份，月收入已经超过了12000元，虽然没法跟欧美公司的高级职员比，但勉强也可以冒充打工贵族了。那时的刘元一副白领派头，上武装到牙齿，下武装到内裤，一身都是梦特娇，一双鞋值一千多，连袜子都是名牌，每次出门办事，腋下总夹着一个黑乎乎的皮包，看起来粗不愣登的，却是正儿八经的Polo，在西武百货打完折都要4000多。
同来深圳的三个人里，肖然成了千万富翁，住别墅开奔驰；陈启明帐户上也有几百万，住豪宅开本田，只有他还是个穷光蛋。刘元一想起这些来就忍不住郁闷，眼中冒火，心里生烟，想肖然懂个屁的管理，陈启明懂个屁的投资，但他们说发财就发了财，自己枉有一身本领，却只能苦巴巴地捱日子，真是气死个人。人不能总是昂着头，往下看看，他混得其实也不算太差，他有个部下叫王志刚，北京大学的硕士，比他早来公司一年，干了这么久，工资连他的一半都不到；小师弟张涛就更惨，在深圳混了半年，破产了一次又一次，所有能借钱的地方都借到了，最后跟刘元乞讨了400元，灰溜溜地回了家。过了几个月又卷土重来，发誓不混出个人样来死也不走，但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份固定工作，隔三岔五来找刘元融资。刘元施舍了两次，一次300，一次200，虽然明知道这钱是打狗的肉包子，却也不好意思拒绝。谁知张涛借钱上瘾，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门，用刘元的话说就是“逼着我不讲义气”，只好老着脸皮拒绝。张涛大和尚化缘不成，凄凄惨惨地下了楼，一边走一边呜咽不止，刘元看在眼里，酸在心头，不过想想也是没办法，谁又能照顾谁一辈子呢？
刘元的房子还没装修，也没什么家具，空荡荡的。公司名义上把这房子赏给了他，但产权证却一直扣着，说是要再服务三年。日本鬼子的公司注重亲和力，讲究终身雇佣，不过花招也不少，有那套房子钓着，他即使想走也走不了。98年的刘某人在深广管理界颇为有名，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管理沙龙，有时候还当演讲嘉宾，一谈起他的“责任——程序——标准”的管理模型，台下总是一片赞叹。几家猎头公司都找过他，说你跳槽吧，保证工资比现在高得多。刘元听了只有苦笑，感觉象条咬了钩的鱼，想挣又挣不脱，房子，唉，房子，在城市里生活，还有什么是比它更大的鱼饵？刘元已经厌倦了搬来搬去的生活，找房子、看房子，向中介陪笑，对保安作揖，然后搬着那堆破破烂烂的家俱走上大街，谁看你都跟看叫花子一样，想想都要脸红。
跟赵捷约会了两次，也上过床了，但刘元一直没找到恋爱的感觉。他经历了那么多女人，温柔的、泼辣的、冷淡的、热情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如今连太平洋都蹚过了，还能找着真正的水么？所以赵捷一说起那些爱不爱的，他就浑身难受，怎么听怎么象撒谎。赵捷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除了腰长腿短，没什么明显的瑕疵，她一天跟刘元通一次电话，每周末跑过来睡两晚，刘元笑着陪她逛街，笑着陪她吃饭，笑着do他想do，do完了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搂着她光滑的身体，想起当年的韩灵，想起那个叫程露的妓女，想起他床上躺过的那些同样光滑的身体，他有时会这样问自己：这世上，真有一种东西叫作爱情吗？
按刘元的收入，每月应缴个人所得税上千元，但实际纳税不过几十块钱，公司的工资制度非常精明：只有基本工资纳税，而这基本工资只占10％，其他的都是补贴：职务津贴、住房补贴、通讯补贴、交通补贴……日本鬼子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保护员工权益，其实不过是避税的借口。身为公司的高级主管，刘元并不象看起来那样威风，实际上一直是被怀疑、被排斥的一族，每天只处理些鸡毛蒜皮的事，完全接触不到核心技术和核心机密。那些该死的皇军，跟他去嫖妓时点头哈腰的，一谈到晋升，谁都没拿他当盘菜，即使象狗一样忠心都没用，谁让你是中国人呢，可见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且刘元也清楚：就算在公司做到死，也绝没有可能再升官，日本鬼子压根就信不过你，能当个职能部门的总经理，已经是顶了天了。
那是1998年9月份，刘元发了他在鹤堂公司的第一顿脾气。南山分厂新招了一名叫刘晓梅的会计，刚上班十几天就被炒掉了，本来按公司规定，炒人是刘元的事，要出报告、发通知，还要进行离职谈话，一定要让员工滚得心服口服。但这次炒人，刘元却一直蒙在牛皮鼓里，直到半个月后才知道。为这事他把南山分厂的孙厂长骂了十几分钟，老孙在电话里十分委屈，说我有什么办法，是总部通知我这么干的。刘元一愣，知道此葫芦里必有丹药，心思转了转，说你马上联系刘晓梅，我要跟她补一次谈话，然后给老孙上课，“你知道什么叫人性化管理？这就叫人性化管理！”
人性化管理之后，他就走开了霉运。根据刘晓梅供述，公司有重大的偷税嫌疑，恐怕每月都要偷个几十万，然后列举了两笔可疑的付款凭证，说她就是因为看到这凭证多问了两句，所以被灭了口。刘元不懂财务，曲曲折折地审问了半天，最后得出结论：不管刘晓梅说的是真是假，公司都脱不了犯罪嫌疑，否则干吗这么鬼鬼祟祟的。日本鬼子胆敢再次犯我中华，这事非同小可，上关乎国家气运，下关乎自己的房产证，去吓唬他们一下，说不定就能有什么好处。刘元当年虽然当过积极分子，但在深圳混了这么多年，早就明白了“票子比气节重要”的道理：没有票子，哪来的气节？有了票子，还管他什么气节。
十天后，他一脸严肃地找鬼子老板摊牌，象修权伍一样开口就是外交辞令，说离职员工刘晓梅投诉公司偷税，希望公司能及时给她答复。那个日本老板是个中国通，熟读《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歪着脖子想了半天，说刘君你知道的，鹤堂公司从来都没违犯贵国的法律，即使出了什么问题，也只能怪贵国的法律不够完善。这话挺气人，刘元梗着脖子坚持，说我还是希望公司慎重处理此事，避免出现更严重的后果。那太君笑了，色眯眯地盯着他看了一分钟，阴恻恻地说：“贵国有个成语叫”投石问路“，刘君，你不是在问路吧？”刘元被说中了心思，脸微微地红了红，知道该表态了，说我这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另外，“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希望公司能够真正地尊重我的国家。”想想有点惭愧，到公司四年多了，他还是第一次说自己是中国人，以前从来都只谈“以公司为家”。日本太君喝了一口茶，表情不咸不淡的，说我知道了，你出去吧，公司一定会慎重处理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刘元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光，先是被关了七天，出来后工作没了，房子收回去了，连赵捷也不理他了。失业继之以失恋，破财继之以破家，刘元一时想不开，爬到地王大厦楼上，差一点就跳了下来。关于这一切，他直到最后也没弄清楚，不知道那是阴谋还是天意，但不管是日本人陷害了他，或者是上帝陷害了他，都已经不再重要，时隔多年之后，刘元笃信佛学，谈起这段经历，他若有所思地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吓唬皇军的第二天，他带一个鬼子去福兴街找女人，那是个周末，他对赵捷撒了个谎，说要去江门出差，让她自由活动，还顺便来了句荤的：“你先憋着，养足精神，等我回来再收拾你。”赵捷咯咯地笑。午夜之后，他带着鬼子直接去到紫水晶美容院，把大厅里的七十多个小姐逐一检阅了一遍，最后挑了一个波大如斗的奶妈，老板娘是老熟人了，力劝刘元自己也打包一条女，带回家慢慢享用，刘元笑着摇头。他戒嫖一年多了，自从上次生过大疮，他对嫖娼这事一直有点怕，表面上一个个都如花似玉，但脱了裤子有几个是干净的？另外刘元也玩够了，声称要为未来的妻子“保留最后一点清白”。付了台费后，他带着那对狗男女上了出租车，日本侵略者在后面摸摸索索地做小动作，中国花姑娘嗤嗤娇笑，刘元耳中听音，心头暗笑，正得意呢，出租车转上了深南大道，一堆警察如狼似虎地把他们截了下来。
那是1998年9月27日，中秋节快到了，明晃晃的月亮挂在中天，照得人间一片清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对中国公民说的。要是外国人也跑到法律面前，那中国人就只有干等，没有平等。面对警察的询问，日本嫖客出示了一下护照就没事了，只剩下刘元和那个瑟瑟发抖的姑娘。嫖客临走前隔着车窗跟刘元对视了一会儿，两个人脸上都没什么表情，车开动了，那鬼子轻轻地笑了笑，笑得一脸奸诈，刘元心里突然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