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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出版一本书，现在靠给人改稿子为生，同时又在认认真真写着第二部、第三部。我看了他的东西，还行。看得出他写东西时的确充满了“宗教式的崇拜”，因为满纸都是叹词。这让我想起我的大学好友裘千尺小学时的一篇作文：“啊！朋友，你见过世上最美的地方吗？如果没有，请你来我的家乡石木！”我在网上给他发了过去，他到现在都没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在电话里孑孓同志把自己描述成一米七九、年轻时长相十分英俊的美男，最难能可贵的是，说自己虽然性能力很强但并不热衷于此，因为“自己是一个高级的人”。
他对我说了很多赞美的词，比如他说我长得很像林徽因，把我吓了一跳。以前有人说过我像风二娘、努尔哈赤他妈，但那些都是很生猛的人，被说成文秀的林徽因还是头一次。
不管怎样，他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作家”。这个作家能写宗教式的东西，声音好听，见不到我就说很想我，并且热烈赞美我，最难能可贵的是还有一条善战的“大枪”。
虽然人在昆明鞭长莫及，电话里听听声音也是不错的。他的电话一来，我就跑出去接，理由是小灵通信号不好，其实是不想让定定听见。我只要往外一跑，定定就头都不抬地说：“又是纳兰孑孓那个老骚货？”
在某种时刻，我承认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老骚货，因为这是人类所有美好情愫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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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通过在网上写帖子找了一份工作。有一个图书公司的人在网上看了我的文章，问我想不想出书。我当时听了，心都颤了，乐得屁颠屁颠地就去跟人见面了。到图书公司门口，四季青桥紫色春花开得正艳。顺手摘下花一朵，唱着小曲，晃了进去。
楼里已有一个大脑袋长得像宋江的人在窗户后面窥视着我。此人当时就断定来者一定是大妞。结果，书的事没有谈，因为他们公司搞的都是礼品书，就是那种装帧精美、利润丰厚、正常人不会买的那种书。倒是听说我无业，让我去那儿做个企业策划。我觉得这份工作倒是很新鲜，用我一个编辑朋友的话说，也算进入京城文化圈了。
有件事，大约这是近期最让我后悔的事了。那天，同宋江老总谈话的时候我表现得特卖弄，基本上就是卖弄风趣，顺便又卖弄了十秒钟的风骚。我要是知道以后要到这来打工，我断断不会说那些风月的事让自己都觉得自己低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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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去上班了，那个地方离家很远，每天上班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坐上蹦蹦车，三块钱蹦到轻轨站，再花三块钱坐上轻轨在大钟寺下车，然后花一块钱倒一趟公交车。历时一个半小时，共计七块钱。这在北京算不上什么事，大部分北京人都把精力浪费在上下班的拥挤与折腾上了。加上在公司的九个半小时，也就是我每天要在这份工作上花上将近十三个小时，每天下班，回到家累得像一块扁平的东西。
到了这个公司其实是闲呆着，公司企划部的人很多，又没有什么项目可干，大家都窝在办公室里。一大堆人挨挨挤挤，有的人连台电脑都没有。我觉得真好笑，花了三个多小时的路程，就是去傻坐，不是我出了毛病就是这个公司出了毛病。
宋江那家伙异常可恶，用尽方法来测试我的能力。一会儿让我写出对他们公司书报产品的感想，一会儿让我在报纸中挑出读者赞美公司的话语。我问他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他牛逼哄哄地说：“那老师出题考学生还用回答为什么出这道题吗？！”
我被他搞得很窝火，有事让我干事，没事你瞎折腾我干什么。我不知道与他如何相处，是朋友，他不与我交心；是领导，他不按正常的程序安排工作，这种非驴非马的形式让人心烦。
来到这个公司，才庆幸当年没有考文科的研究生。这里的员工全是文科生，工资低得可怜。普通员工才挣一千多块钱，新毕业的研究生才二千二百块钱，既没有奖金也没有红包，既不管档案也不管保险，发工资还要拖上两个月，真狠。
公司女性偏多，个个是英语过了六级，经过五个小时答卷，又通过了“海龟”主编的英语面试才进来的。进来后就挣这点儿薪水，穿着全是水货。不过她们精神状态倒好，每天傻乎乎地在楼道里跑来跑去。
这个行业就算做到主编一级每月也不过六七千块钱，真是没多大意思。穷，太穷，太他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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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孓同志教我各种炒作方法，比如他让我用马甲顶自己的文章，或者让朋友来顶自己的文章；又比如文章发表在哪里才能引起别人的兴趣，写什么内容才能让别人注意。我一边听一边冒汗，想像不到我亲爱的孑孓同志竟然自己顶自己的文章。我怯怯地问，“那样做不好吧？”“你不要迂腐！”他正告我，“大家都这样干，这是允许的！”
我有时很恨这个老骚货，他总是用各种名利来诱惑我，让我干各种我不愿意干的事，让我利欲熏心不得安宁。干了又瞧不起自己，不干又觉得自己是妇人之见不能成器。
孑孓同志对我也产生了莫大的感情，在网上让我做他的精神情人。我当时犹豫万分，没有答应，我觉得答应了就对不起定定。现在我有点儿后悔，精神就精神呗，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我终于失去了孑孓同志对我的迷恋，这让我很失落。无论如何，就算是网恋，也是人类美好情愫中的一种，失掉了总是不开心的。
我感到我自己真的很迂腐，比如不肯用马甲；比如为了让孑孓同志对我死心呈现出一副他最不喜欢的农妇的样子。我最终没有伤到孑孓同志，因为他伤到了我——他在没有得到我的肯定之后，迅速转移情感，同一个山东大妞打得火热。
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我只知每天乐颠颠地接他的电话，或等他的消息。只要打开电脑。看到他留下的“大妞，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就心里塌塌实实地该干什么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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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为那份工作苦恼：一是因为它耗时太多——十三个小时，几乎耗费我所有的时间；再一个原因就是这份工作无事可干。
这不像国企，无事可干是正常的。这是民营企业，无事可干就意味着我在公司没能站住脚。虽然我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公司无事可干但挣钱多多，但目前这种无事可干是令人头疼的一件事。
春季里的某一天，一个出版社的人找到我，谈出书的事。本来说好周末见面，可是我迫不及待地把约会定在星期三。我像在荒岛上待了很久，见了人亲热得不得了，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嘴，东说一句西说一句经常跑题，搞得对方很难受。
自从考完研后，我就几乎不会与人打交道了。考研时在学校中过着很封闭的生活，弄得现在说话不是出口伤人，就是热情过头，动不动还跟人说掏心窝子的话。与那个宋江见面后，就同人家说了好多掏心窝子的话。那时以为他要出我的书，说完之后，发现两人关系并没因此更好，搞得自己很没意思，正合了那句话——“交浅言深”。还有一次一个电视台的编导想让我做一个考研的节目，就是因为我太过热情把对方吓跑了。
那次见了出版社的编辑也一样。人家随口说几句我文章里的话，我就激动得把人家看成了知己，差不多把自己的老底都告诉他了，简直把他当成一个很要好甚至非常要好的朋友。可实际情况却是这个编辑嫌我的东西小、句子糙，让我再写一个长的、精的才行。
这个长的、精的东西让我再也不能安心，像一只小手一样天天挠着我的心。
公司有一个女名人，已经出了几本书，在网上用google勾她一下，大约能勾出几十页。她在公司里做主编，并不是天天都在，来的时候开一辆自己的车，用中式真丝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很名人。这个女名人与我年纪相仿，但思想高度并不比我高。我看过她的文章，有与她地位名望相符的高傲与机智，现在是有名有利有保养。优越与闲适写在她脸上，阶级差别很明显，这让我万分感叹。
有这样的一个名人在身旁提醒，我天天想着我的那个长的、精的东西，我他妈利欲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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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孑孓好几天没有上网，凭着直觉我知道这里面有事。遇到他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有景，他说他同一个山东大妞电话聊得火热。我听了心里一阵失落，打字过去问：“靠，你们一定干上了，我在这边都闻着味儿了。”
他回说：“没有，她在山东。”又说，“你不答应，难道让我一直等下去吗？”我无语，什么事情都得讲规则。我不是不讲规则的人，可是我还是难受，他居然连一个谎都懒得撒。
从这以后，这个孑孓同志再也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在我面前大肆讲他对女人的喜好。号称他喜欢瘦的、细白皮肤的、高雅的、矜持的……总而言之，就是喜欢装腔作势的女人，最好这个女人再穿一件真丝睡衣，拿一杯带颜色的酒。
这让我非常反感，在我面前说喜欢同我类型相反的女人，这事让我有一种挫败感。最可气的是他的态度，好像说的是与我完全不相干的话题，用的全是那种同朋友哥们商量事的口气，不厌其烦地向我描述一个又一个娇小白净的南方姑娘。“我对二十五岁以上的姑娘全无兴趣！”天，他以为他是谁！我从没当他面说过自己对四十岁以上男人的性生活能力相当蔑视，他凭什么拿“二十五岁”来刺激我？
我恶毒地问他：“你泡不到那些姑娘，是不是因为你不行？”
他答：“没有，我这方面很厉害的。”
我又问：“算了吧，谁信呢？喜欢娇小干瘦姑娘心态的潜意识里不就是觉得自己不行吗？”
他说：“行不行这样说没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行不行与我没有关系，他不过是一个很自我的文人，在自私心理方面只比我高不比我低。我们很快看清了对方的面目，他还经常问我：“你这种女人怎么还会有人要呢？”
我回答说：“是啊，我也奇怪呀，就像我不会选你一样，谁会同你这样自私的人谈恋爱呢？”很快又附加一句，“你对我不感兴趣正如我对你不感兴趣一样！”
话出口后，我感到自己的心一下子有抽痛的感觉——这就是前几天还在同我网恋的人，还在说“一日不见大妞如三秋兮”的纳兰孑孓，现在这些话一句一句像刀子一样割碎了这份感情。
“问木女士好。”他打字过来，木女士是指我公司里的女名人。我同他说过，他也早知女名人的大名，显然我描述的女名人正是他心仪的那种女人。
我没理他。
“问木女士好！”又来一遍。
我回他说：“你信不信？你再说一遍，我就把你从QQ名单里删掉！”我当时已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心想不如就此算了，省得整天让这个“高级”的人处处拿话刺激自己。
他没有再说话。我最终和他做了朋友，如果那能算友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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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公司有一个到延庆出差开会的差事落到我头上。
这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可是与我同去的是编辑部的一个小事儿妈。这个事儿妈年纪很小，是总编老头身边的红人，表现欲极强，没给她几吊银子却让她表现得像个刚上任的学生会干事。她端起脸煞有介事地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议事项，其实不过就是那几个房间谁来谁走、钥匙怎么转交等等。
我觉得真丧气，摊到这样一个事儿妈，年纪轻轻就把脸端成这副样子。同时我也听不得她那一口郑重的普通话，那是我家乡做作的女孩经常用的调子，同这样的人一起出差没一点儿意思。
第二天，那个事儿妈就走了，接替她的是一个新来的研究生。事儿妈走之前又把开会事项同这个研究生说了一遍，愣把研究生说蒙了。我对研究生解释说，没事儿，就是这几个钥匙都交给谁，研究生这才明白过来。我们俩只有一个录音笔，白天我们忙着会务，晚上没有精力再整理出七个小时的录音，再说整理出来的不是电子版也没用，因为最终还得弄到电脑上。
那个研究生就给总编老头打电话，问能不能送一个笔记本电脑来。说到笔记本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这个研究生来之前，一个劲儿地问事儿妈这儿有没有笔记本（电脑），事儿妈郑重回答，当然有笔记本（公司印刷的小册子）。
这个电话不打还好，打完麻烦了。总编老头的答复是我认为至今也只有那几个拧灯泡的意大利人的笑话可以媲美的。老头是这样说的：“笔记本没有。你们白天录音，晚上公司派车把你们接回来，把录音导到公司电脑上，整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