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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第一个丈夫时，斯奇在我身旁。他很高兴我和他一样都有条狗。他的家人也不欢迎他的狗，因为家中已经没有任何完整的家具——完全被他的狗破坏殆尽。我的朋友非常开心，他以为把他的狗留在我的狗旁边，狗就会有事故，而不会天天啃家具。没错，他的狗使我的狗怀孕了。
那时我和斯奇刚从海边散步回来，虽然在我看来斯奇的外表并无长进，但对于3里之内的公狗来说，它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它翘起尾巴，高抬着头，好像狗展里的公主。
公狗从篱笆后头，一路跟着我们，咆哮呢喃，好像快要死掉一样。我马上联想到——一定是它发情期到了。我朋友的狗只有8个月大，所以我错以为让它们单独相处很安全，我还去打了电话和动物医院约定了斯奇的“相亲”日期。
当我返回来时，斯奇和我朋友的狗已经在我的客厅里黏在一起！噢，真是太可怕了。
我除了吃惊地坐在那儿等着事情发生外还能做什么？我只能等候。它们开始喘息，斯奇看来无精打采，他的狗也疲惫不堪。我打电话叫他来，让狗儿分开并把他的狗带走。我等了一会儿之后，实在无法忍受，就到外头花园里打杂去了。当我的朋友在工作后带走他的狗时，这两只狗正在客厅地毯上打盹。它们看来如此天真无邪，让我以为一切只是我的想象，什么事也没发生。
斯奇有了怀孕的征兆。它本来就圆圆滚滚的身体在从狗门中挤进挤出时像一只小型的飞船。它对散步和跑步都兴趣索然，但已惯于以滚来滚去、摇摇摆摆的走路方式把大腹便便的自己从一个房间弄向另一个房间。该感谢的是此时它不再坚持睡在我的腿上。
它已经没法爬上床，所以我在床底下做了一个窝，我认为它该每天做运动维持身材，所以每天下午我还是继续带它到海滩散步。只要我们到了沙滩，它一定趾高气扬地抬头四顾并翘起尾巴，在岸边走来走去。我想它肚子里的小狗一定东滚西滚，为这样的动荡而作呕。
在帮斯奇助产前我从没有类似的经验。它在某个凌晨用嘴把我的被单咬到它的窝那边来叫醒我。这时我已能机灵地应付它的每一项要求，在它努力生出第一个宝宝时我即随侍在侧。它看来像被塞在一个密闭袋子里。斯奇开始咬那个袋子。我真希望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看哪……真的是只小狗，滑滑的、黏黏的。斯奇把小狗舔干净，躺下来睡回笼觉，我也回到床上。
20分钟之后，我又发现棉被又被拖走了——另一只小狗——我陪它一起奋战、和它说话，直到第二只小狗出生。我们谈了一些从前我从没对任何一只狗说的事。我告诉它，我对它敞开了心扉，谈论了它到我身边来以前我失去的爱及内心的空虚。它从不抱怨……
不抱怨我的话，也不抱怨生产的痛苦。整夜我们都在一起，斯奇和我……说话、生产、舔小狗……我做了第一件事，接着都是它的事。它一点也没有哭叫呻吟，从小狗们诞生的那一刻就深深爱着它们，那是我最感充实的人生经验之一。
没有一只小狗长得像它，也没有一只小狗长得像我朋友的狗。有三只看来像黑色的小羔羊，有三只则像短腿德国猎犬，背上有黑色的条纹。它们都很可爱。我们的朋友排队等着要斯奇的小狗，我大可不必在杂货店前捧着箱子等待别人来认领。
我的朋友和我结了婚又搬了家。我们把斯奇留在身边，把他的狗送给别人，这件事我想他大概不会原谅我。
我们搬到一个有开阔原野的地方，所以斯奇能够在那儿自由自在地跑动。它会全速地冲到原野尽头，消失无踪；偶尔你又会看到它的头顶和耳朵在微风中高高抬起、轻轻扇动。它常出去玩得气喘吁吁。不知它是否曾经抓过兔子，但我知道它尽力在做这样的事。
斯奇什么都吃，也什么都吃得下。有个下午我为了晚上的教会聚会做了250块巧克力饼干，不知怎么斯奇竟发现了装饼干的袋子，它不只吃了一点，也不只“大部分”，它吃掉了所有的饼干——总共250块！我还以为它在那个小时内重新变成了孕妇。只有这时候它才会呻吟、喘气，看来不太正常。我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赶快把它送到动物医院。兽医问我它吃了什么，我回答，我根本没有喂过它。兽医的眉毛抬得几乎高到头发里头。他说它吃了非常多的东西。
我把它留在动物医院过夜，回家去找我要带到教会聚餐的奉献品。250块饼干不翼而飞，我怎么找也找不到。我确定自己在离家前把它们放在碗柜里。我到了后院，竟然发现我早先用来装饼干的9个塑胶袋整齐地堆在那儿。它们一点也没被弄皱弄乱，只是空了。我于是打电话给兽医，向他解释250块饼干不见了的事实。他说不可能，没有任何动物吃了250块巧克力饼干之后还能活命。他在晚上会好好观察它。第二天斯奇就回家了。从那时起，它对饼干就不太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坚持它吃的话，它还是会吃。
斯奇的外表和年纪终有相称的一天。它在16岁时开始举步维艰——爬阶梯对它而言变得困难；肾的疾病也使它有痉挛现象。它一直是我的朋友，有时是我惟一可贵的朋友。
我和人类的友谊会枯萎凋谢，但我和斯奇的友谊一直稳固而可贵。我离婚，再婚，最后感觉自己是个劳碌命。我无法忍受看到它那么痛苦，我决定人道一点，让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保持平静。
我向医院预约并抱着它上了床。它亲密地挨紧了我，虽然我知道它正在受苦。它不要我为它担心，它只需要我的爱而已。在它的一生中，它从不发牢骚也不哭诉。它为我们之间付出了很多。在我们最后的一次同车的时候，我告诉它我有多爱它，而且为它感到骄傲。它真正的美长久以来一直笼罩着我。使我忘了我曾经认为它很丑。我告诉它，我很欣赏它从不乞求我的关心和爱，而以一种理所应当的优雅接纳。如果动物中也有高贵血统的话，它一定是，因为它有能力像个尊贵的女王一样享受生活。
我把它带进兽医的办公室，兽医问我在它最后的一刻我是否要陪着。我说是。当它躺在硬硬的金属床上时，我用双手环抱着它，企图使它在兽医为它注射一针结束生命时保持温暖。它企图起身，但没法像以前一样站直脚来。在这最孤独的一刻，我们互相凝视着……水汪汪的棕色眼睛，温柔而值得信赖的眼睛，看着我泛着泪水的蓝眼睛。
“你准备好了吗？”兽医问。
“是！”我回答。
我在说谎。在我一生中，我永远没准备要放弃我对斯奇的爱，我永远不想放弃它。
我永远没准备要如此，虽然我不想打破我和斯奇的联系，它也是。直到最后一秒钟，它还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我看见死亡进入了它的凝视里，带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常在想，如果人也能复制宠物们对我所示范的品质，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更美好。
斯奇就毫不费力地以优雅和体谅的方式给我忠诚、爱、理解与同情。如果我能给我的孩子同样的爱，我确信他们长大后会成为地球上最快乐、最有安全感的人。它是个好榜样，我也相信我会让它引以为荣。
人们说，我们死了之后会和我们所爱的人在某个地方相遇。我知道谁在等我——一只小小的、圆圆的、黑白相间的狗，它有一张老脸和一条再次看到它最好朋友时一定会快乐得摇个不停的尾巴。
（佩蒂·汉森）
一个英雄的故事
即使是最温和的战争，都意味着对人性和正义的永恒侵犯。
——吉本
越南军援司令部终于同意让我从西贡调到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再从克拉克调到关岛，从关岛再调到夏威夷。在那儿，我开始记起我为什么赴战场打仗：女孩、女人、使我傻笑盯着她们瞧的美丽动物们、好色者、大男人沙文主义猪、罪恶感。记得，那是在70年代早期，男人还有权痴痴地望着女人……夏威夷就是个能这么做的好地方。
我在夏威夷过夜后，从檀香山飞往洛杉矶到达拉斯。我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睡了一天一夜，还是觉得全身无力。我已旅行了9000里，却还留在西贡的时间习惯中。我想我还在回避无可避免的事。我害怕面对辛蒂·卡德威，害怕要告诉她她丈夫死了、而我还活着这个事实。我有罪恶感，但还是得这么做。
我在达拉斯机场搭公共汽车，开始前往波曼的250里长路。德州很冷，我心里也很冷。
我站在门口，无法按门铃。我怎能告诉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们，那个男人永远不会再回家呢？我感到如同被撕裂一般的痛苦，在逃走的强烈欲望和对一个我不认识、但使我人生因而改变的人的承诺中撕裂。我站在那儿，希望有些事会发生，帮助我伸出手去按门铃。
我开始哭了。我站在那儿，在大门口，恐惧和罪恶使我麻木。我再次看到，几乎是第一百次了，卡德威被炸成碎片的身体，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凝望他深棕色的眼睛，感觉到他的痛苦，于是我哭了。为他哭，为他的妻子、小孩哭，也为我哭。我必须向前走。
我明白在这个悲剧的战争中很多人死了，而我幸存，这个无意义的战争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实现什么。
轮胎摩擦着碎煤渣路的声音把我从噩梦中拉回来。一辆破旧不堪、红白相间的普莱茅斯计程车开了过来，车上走下来一位中年的黑人妇女。司机，一个戴着破帽子的老黑人，也下了车。他们瞪着我，相对无言，动也不动，怀疑着我，一个白人，来他们这里做什么。
我站在那儿，瞪着眼睛，就在他们正要对我说话时，忽然间女人的脸闪过恐惧的表情。她开始尖叫，手上的袋子掉在地上，冲向我，把司机留在背后。她三步并两步走，两手抓着我的外套，问：“告诉我，你是谁，我儿子发生了什么事？”
“噢，该死！”我想，“难道是卡德威的妈？”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以最轻柔的声音说：“我叫弗来德·帕尔斯，我找辛蒂·卡德威。这是她家吗？”
女人盯着我，倾听我说话，试图理解我说的话。很久以后，她开始发抖，她的身体剧烈地颤动着，如果我没握住她的手，她可能倒向大门。我紧握着她的手，我们一起倒向大门，发出很大的声响。
计程车司机在门被打开时过来帮我扶住这个女人。辛蒂·卡德威看见了这幅景象：一个奇怪的白人抱住她的妈妈，站在大门口，她迅速展开行动。
她很快地把门阖上一半，当她再次出现时，手里持着12口径的猎枪。枪稳稳地拿在她手上，她声色俱厉地说：“放开我妈并离开我家大门！”
我透过朦胧的镜片望着她，希望不要因为一个误解死在这里，我说：“如果我放开她，她会跌倒。”讣程车司机也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的态度也立刻改变了。
“马纳，发生了什么事？”她问司机。
“我不清楚，亲爱的。”他说：“这个白人在我们来的时候就站在你家门口，你妈跳向他大叫，问他你弟弟肯尼士发生了什么事？”
她看着我，大惑不解。我说：“我名叫弗来德·帕尔斯，如果你是辛帝·卡德威的话，我必须和你谈谈。”
她握着枪的手松了些，说：“是的，我是辛蒂·卡德威。我有点糊涂了，但你可以进来，你也可以扶我妈进来吧？”
我尽可能温柔地搀着辛蒂的母亲通过大门。那个司机跟着我们进了房子，并把刚掉下来的袋子放在通往二楼的梯子上。他一脸困惑地站在那儿，不知该留下来或是离去，不知道我是谁，或我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我让辛蒂的母亲坐进填得硬硬的沙发椅里后退几步等待着。这样的寂静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在辛蒂说话时，清了清喉咙。
我说：“对不起，请继续。”
她说：“很抱歉，通常我不会用枪来欢迎客人，但我听到撞击的声音，又看到你抓着我妈站在门口，我自然而然地……”
我打断了她：“请别再说抱歉。如果我碰上同样状况的话，也会这么做，反正又没有造成伤害。”
“你要喝咖啡吗？”她问，“你是不是该脱掉湿外套？否则你会生病的。”
“我想喝咖啡，我也想脱掉外套。”脱外套让我稍微有点事做，减轻我的紧张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辛蒂的母亲和司机马纳，似乎都轻松了些，他们也有机会再打量我一番。
很明显地，我通过了审查，因为这个女人伸出了手对我说：“我是伊达·梅·克雷蒙斯，这是我丈夫，马纳。请坐下，放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