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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窑里做饭，几乎每做一顿饭都是一场灾难。火一点燃，拉起风箱，一会儿窑里就浓烟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张艺谋和刘全主管烧火和拉风箱，我和李广平操刀，擀面条。由于烟总是往上窜，我们俩呛得透不过气来，捂着鼻子跑到院子里换气，擦眼泪，抹鼻涕。而他们两个总是在稍后一些功夫才跑出来，还嘲笑女的忍耐力差，我和李广平很不服气，想辩解但又喘不过气，只有拿白眼看他们。
这种炉灶里做出的饭总有一股烟昧，吃起来呛鼻子。大家都很饿，又经过烟熏火燎的磨难，也就顾不上说什么了。时间不长张艺谋他们住的窑洞就被熏得一塌糊涂。靠近炉灶的地方黑得最厉害，几乎能当黑板用。灯泡也成了黑黄色的球。张艺谋下乡时带来的毛主席石膏像也变成了灰色。他们俩人的被褥，就更不成样子，几乎无法辨出原来的花色。
后来我们实在熬不住了，就把队长找来，告诉他我们用眼泪换来的饭是什么滋味。队长拧着眉头替我们想法子，他把烟囱捅了又捅，毫无效果。最后队长给我们在院子里另砌了一个灶台。还拉了些玉米杆搭了一个棚子。开始时，大家都很满意，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受烟熏火燎的苦了，谁知时间一长，糟糕的事又来了。
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把锅抬回窑里去做，要不就一做好饭，马上拔锅回窑。看到我们经常拔锅农民都笑我们。他们十分讲究，锅是不能从灶台上拔起来的。当地风俗是只有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才拔锅散伙。而我们经常拔锅，弄得灶台和锅的缝隙越来越大，火也越难烧，夹烟味的饭也越难吃，搞得我们直想骂娘。
刚下乡的半年，我们的口粮是由国家供给。每个月拿着粮本到粮店去买，买粮的地方离我们生产队有十五里路，每次都是他们两个男的去买。一次刘全和张艺谋都没在，粮食吃完了，我和李广平只好去买粮。我们赶到粮店已是中午，粮店的人下班了。只得先休息。等他们上班。我从衣袋里掏出粮本来翻看，意外地发现在户主一栏里填着我的名字。这使我非常惊讶，谁也没说过，我怎么当了户主。过了些天张艺谋和刘全回到队上，我问张艺谋，他漫不经意地回答说：“办粮本的时候，人家问户主姓名，我随口就说了你。”“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他笑笑没回答。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我觉得张艺谋时时惦记我，总想维护和抬高我的地位，我心中甜甜的。
“锅净饱”笑论芭蕾
刚到农村的时候，我有意同张艺谋拉开了点距离，为的是不在农村这个新环境里造成什么影响，也不使刘全、李广平他们不自在。但不知不觉中这种距离慢慢地没有了。当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爱之后，你越想拉开距离，距离反倒更小。
一天中午，太阳很好。张艺谋和刘全拉开架式开始洗衣服。他们飞快地从井里往外绞水，给院子里扯起绳子。不一会儿绳子上搭得满满的。我和李广平从绳子边经过，觉得很可笑，李广平指着这些衣服说：“这哪是洗衣服呀，根本就没有洗净，这次洗不净，以后就难洗净了。”我伸手摸了一下衣服，果然油腻腻的。我把李广平的话向张艺谋重复了一遍，谁知他好半天才淡淡地回答：“这样也就行了。”我急了：“这样怎么就行了呢？明明不行嘛，我看还是再洗一遍吧！”他没说话，只是聋拉着脑袋看着我。看看他这副样子，我心动了，就说：“这样吧，你绞水，我来帮你洗。”他一听就跳了起来，口里连声说好，飞跑着绞水去了。从此，我们俩的衣服总是一块洗。他绞水，我洗衣服。这也许又是张艺谋的一个小计策吧。从那次起，我们俩之间超过同学友情的表现，就再也没有遮掩过。
张艺谋饭量大，是我们四个人里吃得最多的一个。每顿饭都是他刮锅收底。我和李广平背地里都叫他“锅净饱”。
他吃的多，干活也有劲。给队里拉粪，千把斤重的大车，他一人驾辕，我们一群女人套着绳子拉梢。有一次我们和社员一块在饲养大院前的粪场上起圈打粪，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说说笑笑，张艺谋突然问大家：“你们知道跳芭蕾舞《白毛女》的那个女演员，脚怎么能转得那么欢吗？”大家一下子被问住了，齐刷刷地看看张艺谋，那种神态真像看着一块突然开口说话的石头。张艺谋笑了笑继续问：“你们试一试，转两圈不晕才怪了，人家一转就是几十圈，怎么搞的？”我们谁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心想这恐怕外行人不好回答，涉及到舞蹈专业技巧、基本功等问题……估计他也许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不然他是不会轻易说这话的……还没等我往下想，就听张艺谋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因为舞台上有许多小坑坑，在台下看不见。白毛女的脚尖上带着滑轮，脚尖一插进去，就噌地转开了。”直到这时候，我们大家才意识到张艺谋在说笑话。一时间大伙笑得前仰后合，我也笑得肚子直抽筋。我真想不到他竟然会开这种玩笑，简直是在胡扯。后来我问张艺谋为什么要这样开玩笑，他说：“解闷儿。”
是的，农村生活的确很单调，是应该想些解闷的办法。
“文革”初期，我认识一位叫薛光熙的大学生，由于他的帮助，我一度喜欢上了小提琴，迷上了西洋音乐。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是薛光熙帮我挑选的，虽然是处理品，只花了四十元钱，但音色很好。在西安，平时我在人面前根本不敢拉，怕人笑话，等爸爸妈妈上班，家里没人了，才慌慌忙忙地拉上一会儿，觉得还像那么回事。下乡时我把它也带来了。有一天李广平不在，我就拿出来拉了一会儿，自我感觉还可以，谁知几天后张艺谋对我说：“那天我在窑里听见你拉提琴，声音简直像杀鸡。”气得我直翻白眼，从此再也没有动过它。
张艺谋到农村时带来了一支笛子。时不时也吹两下，他吹得还不错，可是他攻击我拉提琴以后，我就有意报复。一次我对他说：“吹的什么呀，简直像蹂了公鸡脖子。”他虽然没有马上扔开不吹，但能看出来，他也没有多大信心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下工回来，看见张艺谋和刘全两人嘀嘀咕咕。过了一会儿，张艺谋向我要我的大绿帆布书包，我问他干什么？他把手一摆，示意我不要声张。我先是不解，随后就意识到他们要干什么了。那几天在地里干活时，妇女们都议论哪个队的豌豆长得好，有人上工时口袋里就装着豌豆角，边吃边干，我早已馋得像什么似的。
他们走后，我和李广平合计，晚饭不做了，就等豌豆吃。等呀，等呀，天黑了很久他们两个才回来。张艺谋背了满满一书包，刘全用外衣兜了一大抱。哈，真是满载而归。口径二尺的大铁锅装得满满的，锅盖都盖不严。我和李广平正烧水煮，几个农民来串门，热情地打问：“咋才做饭？还没吃？学生娃们真可怜！”把我们吓了个半死不活，只好支支吾吾瞎应付。豌豆煮熟了，那味儿挺浓、挺鲜，我们生怕农民们嗅出来，恨不能捂住他们的鼻子，好不容易挨到他们走开，我们几个才放开胆子吃起来。豌豆皮怎么处理呢，我们又发愁了，还是李广平想了个主意，把豆皮塞进炕洞里，众人这才彻底放了心。
爱情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来到了，这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忙天”。队长派我们在麦场上干活。场上脱粒机一开，就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有人抱着麦捆往脱粒机里塞，有人往外挑麦草，一环套一环，流水作业。一个稍稍怠慢一点，就会影响整个工作进程。一两个小时下来，人人满头、满脸、满鼻孔、满嗓子都是麦芒的粉末。身上，尤其是两条胳膊被麦杆和麦芒划出道道伤痕，汗水一浸，又疼又涩。加上太阳光又毒，机器轰鸣，使人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是稠乎乎的。一停机休息，大家就一下子散了开来，先是抢水喝，后是躺在麦草堆上喘气。每当这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望着无边无际的蓝天发呆，我真有些受不了。
正当我情绪极为消极的时候，“麦客”的生活深深地震动了我。“麦客”是替人割麦子的，他们绝大部分来自甘肃平凉一带，是被饥饿和穷困赶到关中平原来找口饭吃的人。他们那里由于气候凉，麦子的成熟期晚于关中平原一个来月。当关中的麦子开镰时，他们那里的麦田远远不能收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到这个季节就有成千上万的麦客来到关中平原。我们队也年年请麦客，有些麦客还和村里年长的人很熟悉。他们来后就被分派到各家去吃饭，每家三五个不等。给谁家派一个麦客，队上就每天给五斤面的补助，还给每户做饭的人记工分，补贴粮食。就这样，许多人家还不情愿，嫌麦客吃得多，嫌他们经常连吃带拿。有些农民说有的麦客一顿能吃几斤面，撑得不行，就用擀面杖从上到下在肚皮上擀，为的是早些拉出去，腾松肚子下一顿再吃。当地农民讲这些的时候满脸带着不屑和蔑视的神情，而我却觉得他们挺可怜。
后来我从接触过的麦客那儿知道，他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小，由于土地瘠薄，连年歉收，他们在家很难填饱肚子。面条、馒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难遇到的美食，加上不限量，又与工钱无关，因此就有人见饭而忘了命。
这个话题，我和张艺谋也议论过好多次，他脸上总是透出一种严肃和深沉。那段时间李广平不在，每天吃完饭后，张艺谋就到我房子里来聊天。一次他拿着两本书进来，我要过来一看，一本是日记本，一本是鲁迅的书。“这个日记本送给你吧。”“好，可是本子上写什么呢？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这本书你看吗？”他举起那本鲁迅的书问，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鲁迅的书我看不太懂。”“我也一样，只是没有别的书可看。不过，看后总觉得它能给人许多启发，使我们对身边的生活有更准确的认识。”接过书，我一跃坐在炕沿上，随手翻看书，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他也一声不吭地坐在炕沿上，离我很近，慢慢地把手搭在我肩上。我的心跳了，能明显地感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我转过脸来看他，他也在看我。突然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顿时羞得抬不起头来，只觉得心慌意乱，脸上热极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从炕沿上跳下来站在地上，面对面站了许久。我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他，他也显得拘谨不安。后来他走近我，把手按在我的肩头，我不由得把脸埋在他的怀里。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和我的心一样冬冬地跳。好长好长时间，谁也没有说话，直到刘全在窑里喊他，他才轻声说了句：“我走了。”我没有说话，也没看他，只是点点头。那天晚上我的脸烧了一夜，整整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我梳头的时候都不敢正面看镜子，害怕看见自己的脸，走出屋子更不敢去看他的脸和眼睛。后来张艺谋称这次经历掀开了我们爱情史崭新的一页。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处得更加自然起来。他的衣服脏了由我来洗，破了由我来补。他的衣服特别爱破，尤其是袜子。他穿的都是那种黄线袜，三两天就得补。那袜子上补钉撂补钉特别难补，针好半天也扎不过去。每到我歪着脖子给张艺谋补袜子时，李广平就在一边笑。我很难过，并不是因为李广平笑我，而是觉得张艺谋穿这种袜子脚会怎样的难受，这种袜子又会怎样折磨一个男子汉的自尊心。
有一天我和李广平去村里的供销社买东西，看见有男式尼龙丝袜，就买了一双。吃完饭，天已擦黑，张艺谋把我从屋里叫出来，我们走到灶台棚子旁边，他背靠着墙半天没说话，把脚一会儿蹬在墙上，一会儿放在地下，好像心里很不宁静。我知道他叫我一定是有话说，就站在离他半步远的地方看着他。他终于说话了：“这袜子可真光滑，摸着也光，穿着真舒服……”后边的话我没听清，只觉得心里头阵阵发颤，眼泪直往外涌。心里说：“你太苦了，你一定是第一次穿尼龙丝袜，否则不会感受得这样细致。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好好爱你。”我忍不住把流满泪水的脸贴在他的胸口上，他用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站着，直到饲养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才分手。
“我家的成份不好”
紧张的麦收过去了，刘全和李广平回到西安，知青点上只留下我和张艺谋。一天我们在他窑洞里说话，说到很晚。他给我讲了许多他小时候的事。他讲，在他的记忆里，没有见过父亲的笑脸，也没有听过一句表扬的话。每次训斥他们时，都要求他们把手脚放得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