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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体育活动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各国可以进行会谈，商讨共同的利益，并且认清赢得某项选举的可能性。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与巴西及其他国家举行了会谈。”
在巴西退出竞争后，英格兰觉得自己的胜出的机率进一步增加了，而德国则担心这种意外变动会影响本国的申办计划。弗朗茨·贝肯鲍尔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确信德国是2006年世界杯最理想的主办国，而且，巴西与南非之间一定进行了某种交易。目前来看，最后的投票形势可能对德国不利。”
当2006年世界杯申办活动的官方投票开始后，在第一轮投票中，摩洛哥首先出局。在本轮中，德国得到了十票，分别来自于瑞典、意大利、比利时、挪威、西班牙、马耳他、土耳其、韩国、卡塔尔和泰国。南非在得到了六票，分别来自于国际足联主席塞普·布拉特、喀麦隆、博茨瓦纳、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英国得到五票，来自于苏格兰、新西兰、哥斯达黎加、美国和特立尼达与多巴哥联邦。而摩洛哥则只得到了来自马里、突尼斯和沙特阿拉伯的三票。投票结果表明了欧洲足联其他国家对英格兰的态度，欧洲国家投给德、英两国的票数比为七比一，德国明显占据了优势。
在第二轮投票中，由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联邦的选票投向了德国，英格兰黯然出局。而马里、突尼斯和除苏格兰、新西兰之外的其他英国支持者都将选票投给了南非。
当只剩下两个竞争者后，大家都认定南非将要获胜了。即使出现了平局，由于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决定票已经投给了南非，那么将被淘汰的也肯定是德国了。然而，正如许多风云突变的足球比赛一样，事情并不会按照计划而发展。当南非与德国同样获得十一票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苏格兰将关键的一票投给了德国，而新西兰却弃权了。一时间，整个会场陷入了一片混乱。在场的南非代表几乎要疯狂了，而德国代表们看上去似乎还不敢相信这个意外的结局。而造成这一切的那个人正是新西兰的与会代表——出生于格拉斯哥的查尔斯·丹姆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在的大洋洲足联的主席。世界足坛因此而震惊了。全力支持南非的布拉特一时也陷入了尴尬境地，只得黯然离场。面对蜂拥而至的有关阴谋欺诈的指责，丹姆斯没有进行任何辩解，在选举结束几小时后就退场回家了。随后，他辞去了在国际足联中担任的所有职务，以及大洋洲足联主席的工作。后来，他终于就事情的真相进行了披露。在他的讲述过程中，他向人们揭示出了整个投票过程是多么的黑暗：
“在那次投票选举中，我所做出的决定只是出于对足球事业的考虑，并不包含任何政治目的。在国际足联召开那次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些匿名骚扰电话，其中包括一个恐吓电话。”
“他们在电话中一再声称，要我考虑清楚，如果我投票支持南非的话，那么大洋洲足联在国际足联中的地位将会受到不利影响，到时候他们会让我领教一下欧洲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会有多大。”
“我的女儿就此事帮我与大洋洲足联进行了沟通。在九名大洋洲足联的成员中，有六名成员批准决定，允许我在最后选举时采取弃权方式。经过认真的考虑，我决定接受这个计划。按照大洋洲足联的执行委员会以多数通过的决定，在维护大洋洲足联的最大利益的前提下，我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
“我并不认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一种轻率之举。我也并没有做过不负责任的决定。不过，这一次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让我的确无法承受。”
当丹姆斯正在为自己进行辩解时，有人开始对国际足联进行谴责，指责他们放弃了使足球真正成为全球性体育运动的绝佳良机。如果非洲还想申办世界杯的话，那么只能等到2010年了。不过，一些非洲足坛人士正在积极考虑，能否通过法律途径推翻这项充满争议的选举结果。在这次投票结束后，南非的申办代表丹尼·乔丹的心情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感慨万分地说：
“非洲也是国际足联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家庭，是不可能只给一个孩子吃饭，而让其他孩子忍饥挨饿的，然而，国际足联却真得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要知道，对于我们的国家、整个非洲大陆以及所有非洲人民的生活来说，举办世界杯比赛将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非洲足球界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申办世界杯的失利，将使非洲足球的发展进一步受到损害。由于在利润收入方面，非洲本土的俱乐部根本无法与欧洲俱乐部相比，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留住本土的顶级球员。对于丹姆斯声称自己是被迫弃权的辩解，南非的世界杯申办委员会主席欧文·考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丹姆斯并不是那种容易被威胁屈服的人。考扎与其他人也在考虑通过法律手段来反对这项选举结果。但是，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却告诉他们，这一结果是完全合法并且不容置疑的。布拉特后来对新闻媒体称，这个结果也并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他说：
“作为一名国际足联的官员，在我任职期间，这次选举结果可以说是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本来有机会为世界足坛创造一段新的历史，便是可惜没有成功。在这次申办活动中，欧洲本来有一个绝好机会，可以向非洲表示出友好的姿态。但是很遗憾，他们并没有那样做。”
其实，整个这场喧嚷的闹剧最终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足球体制需要进行改革了。根据已经提出的改革计划，未来的世界杯比赛将以一种循环交替的形式，由六大足球联邦的国家轮流主办。但是这样一来，英格兰就非常不幸了。因为在世界杯主办权重回欧洲之前，它可能得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如果世界杯比赛从现在开始轮流主办的话，那么在二十多年以后，英格兰才可能有机会获得这项赛事的主办权。
此外，布拉特还说，为了能够主持下一次世界杯申办活动，他不会在2002年任满后放弃国际足联主席的职权，他将再次参加竞选，争取连任。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已经输掉了一个球，现在该是将比分扳平的时候了，我将再进一球争取胜利。”
虽然，这种申办活动旷日持久，并且动辄就耗费上千万英镑的资金，但是它与大多数球迷并没有任何关系。反而，球迷们可能会因之而再次受苦。他们将不得不跟着世界杯的脚步在全球长途跋涉，到那些不惜巨资申请到主办权的国家去看球，而这类国家却很可能并不重视真正的足球比赛。虽然谁也不应当批评一种民主的选举体制，但是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世界杯申办活动的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大。然而，这却意味着足球最美好、最纯真的时代正在慢慢离我们而去。
作为这场拙劣闹剧的结尾花絮，值得一提的是，丹姆斯的职位最终被斐济的萨布·卡恩所取代，而卡恩却恰恰是凭借一张关键的决定票而当选的。
第十三章 足球与政治
体育与政治就好像活泼金属钾与水一样，当二者掺和在一起时，只会制造出一大堆的麻烦。在欧洲，有一种现象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人们总是在幕后操纵着一些事情，试图用妥协让步来取悦所有人，但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只落个里外不讨好的下场。在国外——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体育与政治一旦发生联系，那么结果只有灭亡了。由于动荡的社会局面，反对暴君和政府统治的政治呼声在体育赛事中处处可闻。但是只要发生暴动，政府当局一定会采取镇压行动，用武力来对付那些反对统治者的人们。
本章将具体阐述，政治是如何开始涉足体育领域的，它又是怎样像一个粗野莽汉似的，把足球比赛搞得一团糟。同时，与前面一样，我们将继续分析，球迷们是怎样失去足球比赛的。
在大多数开展足球运动的民主国家中，当进行足球比赛时，如果有某位政治家到场观看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有组织的抗议政府的呼声。不过一般来说，抗议形式也就仅此而矣，很少出现更过激的行动。
然而，在像非洲这样的地区中，像足球比赛这样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有时就会成为人们对缺乏民主的政府进行抗议泄愤的唯一机会。在这类事件中，最为悲惨的是发生在2000年七月的一场暴乱。当时，南非队与津巴布韦队正在哈拉雷市举行一场世界杯预选赛。在比赛过程中，津巴布韦警察向那些他们所谓的“难以控制”的球迷们发射了催泪瓦斯。在由此导致的混乱中，有十三名观众身亡，其中包括四名儿童。后来据披露称，当时有少数球迷高呼口号，对与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对立的反对党表示支持，随后警方即向他们开枪进行镇压。
据目击者告诉记者，在比赛开始前奏响国歌时，在场的五万多名观众纷纷起立，用反对党的礼仪手势举手敬礼。并且在随后的整个比赛过程中，观众一直在继续高唱国歌。而反对党关于要求民主改革的运动口号“CHINJA”——当地修纳语中“改革”的意思——也响彻了整个体育场的上空。
MUBABE后来声称，反对党在赛场中安插了一群煽动者，他们高呼口号，并且用不断做出反对党的象征手势，随后还向场内投掷瓶子和其他物品。然而，目击者却说，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像当局所说的那样，实际上，警察不只是向有人做手势的区域发射了催泪瓦斯，而且是在场内到处开火射击。
足球和政治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奇特的联系。在1999年，象牙海岸国家足球队在非洲国家杯的首轮比赛中被淘汰出局后，该队的所有成员受到了当局的惩罚，他们竟被关押到了首都亚穆苏克罗附近一处名叫Zambarko的营地，并且据说，他们一度还受到了枪械的威胁。
象牙海岸国家队在比赛中的失利，导致国内暴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游行。军方将国家队成员都押到了那个营地，随后又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和移动电话。
而象牙海岸官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采取这种行动是为了确保球员们的安全。但是，许多人却并不相信这种说法，有政治家指责这种行为是一种变相的拘禁。最后，在国际足联主席塞普·布拉特的干涉下，这些球员才被释放。
在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当政治与足球发生联系时，牵涉到的更多的是律师，而不是枪弹。足球常常成为被政客们利用的工具，他们通过关心足球来“表明”自己并没有脱离普通民众，借此强调他们的“平民形象”。
1997年，在英国大选开始初期，英国新工党在竞选宣传中称，它将支持人民党的一些公众项目，并将考虑进行一些不受行业限制的亲民考察。正如一些人所料，足球也进入了新工党的考察对象之列。新工党在上台执政三个月后，就宣布成立了一个足球特别调查组，由从事足球解说员工作的保守党议员大卫· 梅罗领导负责。该调查组被授命负责考察足球行业的几个领域，其中包括足球种族主义问题，残疾人入场专用通道，顶级俱乐部为足球比赛所做的基础建设支持工作，以及体育运动中的重商主义等等。最终，调查组做出的报告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他们呼吁消除种族主义思想，建议为残疾人球迷增设专用通道，并且提出应当加强基础建议工作，以确保足球运动的长远发展。
特别调查组在报告中提出的最后一个议题就是体育运动中出现的重商主义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直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大卫·梅尔自己也明白这个议题将引发各方的争吵。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么难缠。最终，调查小组就这一问题提交了两份不同的报告。很显然，在足球行业应当如何对待商业化问题的看法上，在该小组成员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
不过，这两份报告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一致性。二者都提出，当前上千万英镑的商业资金不断地涌入足球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在足球类商品的销售以及门票价格的制定等实际操作方面，应当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第一份报告比较引人关注，它提出了一项相当激进的改革方案，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成立一个足球财务审计委员会，并且，这个委员会将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足球管理机构，能够以一种廉政监督性质的身份，对足球财政问题提交独立诉讼报告。而在另一份报告中，则是号召成立一个自我监督系统，强调应当由足球行业内部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
第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