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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份报告中，则是号召成立一个自我监督系统，强调应当由足球行业内部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
第一份报告（以下我们简称为FAC报告）也强调了保留低价门票的重要性，要求所有的俱乐部应当扩大门票的销售价格范围，从而可以有效地满足不同阶层球迷的需要。同时，主场观众与客场观众在门票价格上应当被一视同仁。这份报告还指出，应当拿出百分之十的球票，向十六岁以下的观众以及正在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学生们半价出售，从而使这类年轻而清贫的观众保持对足球比赛的兴趣。另外，这份报告也提出建议称，低价球票的数量应当每年浮动，但前提是不得超过零售价格指数。同时，为了照顾到那些买不起季票的球迷，各俱乐部应当严格控制季票的销售数量。
FAC报告还建议，对于所有用于销售的商品球衣，其最短使用期（即球队使用这款球衣的时间）不得少于两个赛季，并且在领口的标签上应当注明日期，明确标识出这款球衣将于什么时间更新。在做出重大决定时，各俱乐还应当咨询球迷们的意见，例如球场改址、股票上市以及售价等问题。所有这些事务都将由建议成立的足球财政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该委员会将就此制定明确的行为规定，并且就俱乐部应当如何对待球迷的问题，制定一项最低的待遇标准。在另外一份报告中，则主要集中了代表足球官方的小组成员的意见。他们建议成立一个由独立成员组成的独立审查机构，专门监督实施足球行业规范。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按照他们的建议，这个独立审查机构每年要对足球比赛的运营情况提交一份报告，该机构每年的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四周。
为了这个特别调查小组做的报告，英国体育部长凯特·霍伊不得不着手处理这些建议的方案。在他最初的评论中，听起来那些方案将来真得可能会付诸实施：
“在政府特别调查小组的建议方案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应当在俱乐部的必要的商业利益和球迷的个人利益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如果失去了这种平衡，足球俱乐部就将难以生存。”
在后来的进一步发展中，虽然政府打算成立某种形式的监督体制，但这种监督体制却并不是一种法定机构。在英国球迷协会的大卫·波义耳看来，目前实施的措施与体育部长当初所说的计划并不是一回事。他说：
“在有关的行业规范问题上，球迷协会一直在做着不懈地努力。我们曾经为了建立一个法定监督机构而全力争取过，但现在看来似乎我们的努力白费了。”
“不论将来成立的这个监督机构效果如何，我们都将会督促它切实解决一些问题，比如门票的价格以及分配等等。同时我们也将利用它的权利和影响，为整个足球事业进行不懈努力的工作，从而提醒那些俱乐部充分认识到，他们的首要职责是为英国足球服务，要保证各个收阶层的观众都能看到精彩的现场比赛。至于发展全球化的商业经营，那只能是他们的第二业务。”
“我们也收到了该调查小组的报告，并且吸取了其中的六十三项建议。等到将来的监督机构成立后，不论它采用何种工作方式，我们将以这些建议为标准来对其进行评判。这次的调查小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起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足球的未来发展问题上，来自不同阵营的各方人士在已经达成了共识。同时，我们在足球的未来发展中，也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大杂烩’方案。”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大杂烩”方案。不过，非常糟糕的是，在这个方案中集中了很多人的愿望，但球迷们最想看到的东西却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
特别调查小组正在尽职尽责地努力着，试图通过改革使足球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政治机构却渐渐在涉入足球领域，不过它对足球本身毫无兴趣可言，而且插手足球事业的动机也是莫名其妙。这个政治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英国政府的特别调查小组的工作，可能会对本国的足球运动发挥积极作用（如果那些人不再照顾自己的个人利益，一心为足球改革认真工作的话），那么，欧盟委员会所拥有的政治力量，则足以对整个足球体制进行彻底改造。如果欧盟委员会真得会这做的话，那整个欧洲的几百家俱乐部就可以告别商业活动了。
在足球与政治这个问题上，人们可能很想知道，政治与足球竞技到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的：最初的劳工雇佣法是由政治家们制定出来的，不过在他们当时的设想中，这类法规并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到体育行业等领域的问题。而对于足球来说，可能就更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了。不过，在许多金融业的人士看来，足球只不过是一种商业形式而矣，他们试图以对待一般商业活动的方式来看待足球行业。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主张，足球只是一种劳工雇佣行业，它也属于欧洲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
在很多事情上，政治家们都总是热衷于风度翩翩地进行投票选举。但是当面对足球行业复杂沉重的问题时，他们却又惟恐避之不及。在审判希斯堡惨案时，政界人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同时，在苏格兰宗派主义问题上，政治家们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足球流氓问题上，各国政界也只仅仅只是表现出过一些下意识的轻微反应而矣。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首先要从提高球迷的自身素质等方面开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政府当局来说，他们也应当定下一些政治决心，使整个局面得到真正的改观，比如制定相关的法律，从根本上真正扭转足球目前糟糕的发展趋势。
早在希斯堡事件之前很多年时，足球俱乐部就应当改造球场基础设施了，但是它们迟迟没有这样做。直到那起惨案发生之后，在政府支持进行的泰勒报告的共同促进下，政界才对有关机构施加压力，并实行了政治拨款，才使球场改造工作终于得以进行。
政治家们在制定一些法律规章时，他们的动机可能是非常良好的。但是，他们必须要考虑清楚，当这些法律付诸实施后，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当相关法规真正在足球行业中实施后，判决标准将更加严格，为了确保足球体育精神，可能会专门设立独立的足球监督体制。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明确认识到，他们将由此而承担更多的责任。
1996年，欧洲足球法庭首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比利时球员让·马克·博斯曼向欧洲法庭提起了诉讼，对欧洲足联的一项规定提出了争议。按照这项规定，球员即使在与球队的合约期满后，如果不交纳转会费的话，他也不能加盟欧洲足联的其他俱乐部。博斯曼认为，这项规定将会严重限制球员的自由，俱乐部可能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在合同期满后，仍然把球员强留在本队。在广泛的讨论中，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仅仅只涉及到了球员本身，而且也关系到了所有雇佣劳工的利益。最终，根据欧盟委员会曾经颁布的劳工法，法庭判定博斯曼胜诉。欧洲足联的相关规定随即被修正，使欧洲球员在自由转会方面得到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在这项审判结果的影响下，球员的薪金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为各家俱乐部都竭力想留住本队的主力球员。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博斯曼本人的前途却因此而黯然没落了。
人们可能觉得，经过博斯曼事件，足球比赛的劳工体制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影响。但是，在2000年，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足球再次出现了碰撞。当时，意大利的佩鲁贾队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诉讼，认为按照欧盟有关公平竞争和劳工自由择业规定的罗马条约，即使球员在合同到期之前进行转会，对其收取转会费也是非法行为，因为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欧洲公平竞争法，而且也侵犯了劳工的个人自由择业权利。这件事情将对足球比赛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球员和教练可能会拥有绝对的转会自由，他们只要宣布自己将要在什么时候离开，就可以一走了之。足球管理机构认为这件事情是对他们自身权益最大的一次冲击。对此，也有很多人表示担忧。首先，俱乐部每年要花数百万的资金来培养新秀，甚至在某一名球员还很小时，俱乐部就与其签署了正式合约，希望他将来能够成长为本队的当家球星，或者在将来的球员交易中用他来赚取一些转会费，而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球员培养费用的一种回报。然而，如果球员可以获得完全自主的转会自由的话，那么可能大部分俱乐部都不愿意去花钱培养新秀球员了，他们可能宁愿去找一些便宜而实用的球员。而培养、训练年轻球员的任务，可能就只能由那些规模较小、没有大牌球星的小俱乐部来承担了。等这些年轻球员羽翼丰满后，那些大俱部再来挑选他们想要的球员。这也就是说，只要球员自己愿意，并且也有其他俱乐部愿意与他签约，他就可以随时离开原来的球队。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一纸辞呈，而对于培养他成长的球队来说，不论付出了多少的金钱和时间，都得不到任何回报。当然，这种影响也是相互的。对于球员们来说，如果表现不好的话，他们也将面临被随意解雇的危险。
国际足联秘书长米歇尔·ZEN…鲁菲南声称，如果佩鲁贾俱乐部的这项诉讼取得胜利的话，那么足球可能将要走向消亡了。最终，在2000年8月，欧洲法庭宣布佩鲁贾俱乐部败诉。然而，当足球官员们刚刚为此松了一口气时，欧盟委员会又宣布，在现行球员转会制度中，所有与劳工法不相符合的条款，都将必须进行较大的修改。由于欧盟委员会的这项决定是针对国际间球员转会问题而来的，所以该决定并不会对国内球员转会制度造成任何影响（事实上，欧盟委员会也无权干涉各国内部的足球事务）。但是，国际足联主席塞普·布拉特随后又宣称，对年龄超过二十四岁的球员收取转会费的制度将“成为过去的历史”。此言一出，整个局势又是风波四起。不过，欧洲足联的执行长官吉哈德·艾格纳却说，这件事情绝不会就此告终，他们将力争保留球员转会费的合法性。
2000年9月，国际足联成立了一个转会问题特别调查小组，就球员转会制度与欧盟委员会进行商讨，力求达成一项合理的解决方案。这个特别调查小组的成员包括：欧洲足联副主席波尔·奥姆达尔、吉哈德·艾格纳、米歇尔·ZEN…鲁菲南，西班牙足协秘书长佩德罗·托马斯，德国足协副主席格拉德·马耶尔·沃菲尔德，以及国际球员联盟欧洲球员协会主席兼职业球员协会执行长官，弋登·泰勒。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开始干预球员转会问题，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也向欧盟委员会发出呼吁，建议他们不要废除现有的球员转会制度。欧洲足联的五十一个成员国联合发表声明宣称，对于球员转会体制问题，必要的时候，他们将不惜通过法庭来与欧盟委员会抗争到底。此外，许多知名的欧洲足球教练，其中包括阿里克斯·弗格森爵士、阿塞尼·温格、卡洛·安切洛蒂、法比奥·卡佩罗、艾克多·劳尔·库珀、斯文·约兰·埃里克森以及劳伦佐·塞拉·费雷尔等人，一起发表了同样意思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称：
“球队建设是足球运动的基础工作。在一支球队的建设过程中，球队教练可能需要自己的球员们与他一起奋斗三到四年的时间，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10月，形势变得更加不容乐观。弋登·泰勒一度威胁说要退出调查小组，因为他无法相信这个临时机构会充分考虑球员的利益。随后，由于国际球员联盟提出的球员转会体制改革建议没有受到讨论，泰勒便真得退出了调查小组，一时引起了整个足球界的关注，他的知名度甚至可以与塞普·布拉特相提并论。国际足联的特别调查小组也承认，由于目前欧洲各国劳工法规存在着多元化的特点，因此建立一种统一的球员转会制度的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随后，由于泰勒支持新的体制改革建议，他被当作一名叛徒受到了公众的指责。这种有关泰勒背叛的指责，起因于他为《观察者》报社写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泰勒指出，从现有的稳定的球员合同中，球员、俱乐部和球迷们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而球员转会体制的改革将可能会毁掉整个足球行业。但是他个人的这种观点却与国际球员联盟的政策截然不同，国际球员联盟是想让欧盟重新制定一项新的球员转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