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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文一听以为自己真猜对了，说：“下面？下面咱就往下顺呗，二哥大声吼叫，说的是大臣，对不对？三哥四处乱跑，说的是小芝麻官，对不对？”秀儿将她军说：“那四哥呢？”那文又想了想说：“比小芝麻官还小的那是什么呢？整天还泪水滔滔……那不就是最没有身份、最没脸面的草民吗？”秀儿大笑说：“嫂子，你精明了半辈子，今天看来还不如生子脑瓜子快呢！大哥天上照耀，说的就是太阳；二哥大声吼叫，说的是打雷；三哥四处乱跑，说的是刮风；四哥泪水滔滔，说的是下雨！”玉书在一旁拍着巴掌说：“对，二嫂这么解释太对了，大嫂赶快喝酒吧！”那文说：“喝就喝，不过咱有言在先，秀儿，你这个梦儿也就太土气了。王府的酒席宴上，从来没有猜这样梦儿的。”玉书笑着说：“大嫂，你老把咱家和王府比，比来比去丢人了吧？”在众人的笑声中，那文喝了一盅酒。
一辆黄包车在四味楼前停下。车夫回头对车上的客人说：“四味楼到了，哈尔滨最有名的鲁菜馆子。”客人下了车，是个清瘦的青年，神情里却有一种隐藏不住的忧郁。这个青年就是当年秀儿在放牛沟救回来的日本少年龟田一郎。一郎问车夫：“这里有打卤面吗？”车夫说：“哪家鲁菜馆子没有打卤面啊？”
一郎付了车钱，抬步上了四味楼，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招呼跑堂的伙计说：“给我来碗小碗的打卤面。”伙计说：“这位爷，咱四味楼从来都是大碗面，但保证价钱公道，您要不还是来大碗的吧？”一郎却固执地只要小碗。跑堂的应承下来，一闪身进了后院，见秀儿正和几个老婆子在择菜，过去说：“二奶奶，有件事问你。”秀儿说：“啥事，说吧。”跑堂的说：“来了位客人，点了打卤面，偏要小碗的，咱四味楼从来没有上小碗的规矩。”秀儿说：“少收点儿钱就完了呗，怕啥？”跑堂的又说：“二奶奶，俺觉得这人不大地道，不光因为他要小碗面；他说自己是山东人，可是俺听那口音又不大像，俺怕他又是来刁难咱四味楼的。”秀儿笑了笑说：“多少年没有上四味楼闹事儿的了，怎么这么巧，今个儿就叫咱碰上了？给他上小碗的打卤面就是了。我一会儿叫大奶奶去看看。”
秀儿择完菜，去找那文，那文却出了门。秀儿只得自己到了前厅，只见一郎端着那小碗的打卤面，吃得正香，没等吃完回头喊道：“跑堂的，再来份大碗的。”秀儿远远地望着一郎，觉得这人好生面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跑堂的将大碗的打卤面端上来，问道：“先生，这打卤面味道还好？”一郎连连点头：“地道！真是正宗的山东打卤面，有黄花菜、蘑菇，还有咸肉片，味道真美！”跑堂的说：“您是山东人？”一郎点点头说：“可以说是。”跑堂的说：“可是听您的口音，倒不大像。”一郎笑了笑，不再言语，低头吃面。
秀儿渐渐转到一郎面前，轻声道：“先生，您贵姓啊？”一郎抬眼瞅了一下秀儿，说：“免贵姓桂。”秀儿轻轻笑了说：“听着挺别扭，是哪个贵啊？”一郎说：“桂花的桂。”秀儿又问道：“和你打听个人，不知认不认识？他是个日本人。”一郎一愣，再次抬头，盯着秀儿说：“你说，他叫什么名？”秀儿嘴角带着笑意说：“龟田一郎呗。”一郎愣了，直直地瞅着秀儿，忽然一阵惊喜说：“你是不是秀儿啊？”
秀儿确认了一郎的身份，扑哧笑了说：“连我都不认得了？你那条命还是俺捡的呢！”一郎腾地起身，一把抓住秀儿的手说：“秀儿，我怎么就没认出你呢？你怎么在这？”秀儿说：“我怎么不在这儿？这四味楼就是咱家开的。”她轻轻推开一郎的手。一郎的脸红了，说：“是吗？咱爹咱娘呢？”秀儿说：“前两天，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了。”一郎说：“秀儿，”他赶忙又改口说，“我应该叫你二嫂吧？”秀儿说：“对啊，俺和传武成亲的时候你不还在咱家吗？一郎，你怎么还要小碗的打卤面呢？”一郎说：“怕味道不好，要多了就剩下了。”秀儿说：“为啥单点打卤面呢？”一郎说：“那年，我过生日，咱娘给我做的就是打卤面，那是我头一次吃山东的打卤面，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打卤面。这么多年，再没吃到过那么好的打卤面，今天总算又找到了！”
秀儿把一郎领进后院。一郎说：“这么气派的院子啊！记得当年咱家在放牛沟就是那么几间茅草房。”秀儿说：“是啊！和现在比，那时不差远了！一郎，刚才你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啊？”一郎笑笑说：“老和中国人做生意，说自己姓龟田，觉得别扭，我就改了。”秀儿说：“你爹你娘现在在哪儿啊？”一郎说：“那年从放牛沟出来，我随父母去了天津，后来他们先后去世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秀儿叹一声说：“咳，一郎，你这半辈子也挺苦啊！”一郎说：“还行吧！眼下在天津开了个商社，这回来哈尔滨一是找点儿生意做，更想的是找找咱爹咱娘。真的，这些年，老是想再见见咱家这些人。”
二人来到一扇窗前，一郎问道：“这是谁的屋子啊？怎么大白天还遮着窗帘？”秀儿说：“俺和传武的。”一郎问道：“二哥现在干什么？”秀儿说：“当兵呢。”一郎说：“你们的孩子也挺大了吧？”秀儿苦笑说：“哪有孩子啊？”一郎看了看秀儿，想说什么又改了口说：“记得小时候二哥脾气大，胆子也大，对吧？”秀儿说：“现在也还是那样，这又好几年不着家了，跟着军队今天关里，明天关外，听说现在在北平呢。”一郎听出了秀儿的话中似有无限隐情，安慰道：“当兵的规矩严，哪能随便往家跑啊！”秀儿一声细叹道：“是啊，连咱爹咱娘都勒不住他，就更别说俺了。”两人相视一笑。
山东龙口港，天上下着小雨。下船的人一个接一个走下舷梯。传文背着大包小裹，领着朱开山和文他娘从舷梯上下来。望着飘飘洒洒的细雨，传文说：“爹，咱是不是找一个大一点儿的饭庄，歇下来吃口饭？”朱开山说：“上什么大饭庄，大饭庄闹哄，找个小店吧，清静。”
三口人下了大街，拐进小巷，进了家小酒馆。朱开山推开门，酒馆里冷冷清清。跑堂的迎上前，请朱家三口人坐下，问道：“三位要点儿什么？”朱开山说：“烫壶老酒吧！”跑堂的说：“对呀，这样的天气喝点儿老酒驱寒，解乏，菜来点儿什么？”朱开山说：“就要点儿家常的，你看着捣鼓吧！”跑堂的答应着进了后厨。
什么地方传来吱吱呀呀的二胡声，当着朦胧的夜雨，声调有些悲泣。传文说：“这小店还有卖唱的吗？”朱开山说：“卖唱哪有拉这个动静的，这是悲调《苏武牧羊》。”跑堂的端上酒菜。朱开山问道：“爷们，这是什么人在拉呀？”跑堂的说：“是俺家老掌柜，他没事好拽巴两下子。”正说着二胡声断了，后厨的门帘撩起来，摸摸索索走出一位老人。还没等朱开山开口，那老人先搭了腔说：“是从关东回来的吧？”朱开山一愣问道：“老人家，您怎么知道？”那老人说：“闯关东的人，回来的时候脚底下都带股子风啊，急卡卡往家奔的风，和走的时候不一样。”文他娘问：“走的时候是什么脚步啊？”老人摸摸索索坐下来说：“什么脚步？那是迟迟疑疑拿不动腿，不愿离开故土呀。”
文他娘仔细打量老人一下，想起来了，高声问道：“老人家，你是不是隆福祥的老掌柜啊？”老人点了点头。文他娘告诉朱开山：“他就是当年有名的周大善人，我带着孩子们往关东去的时候，人家可是帮了大忙啊！”文他娘又转脸问那老人说：“老人家，还认得俺们吗？”老人轻轻地叹了一声说：“老妹子，上哪去认得啊，这两只眼早都看不见了。”传文说：“爹，当年俺跟娘往关东去，正赶上不是顺风天，等了好几天船也发不了，是周大善人登上高台，耍着宝剑，做法场，求天求地，还念叨着，快点儿起风啊，送这些苦难的人逃命去吧！”朱开山为老人斟上一杯酒，举起杯来说：“老人家，谢谢你了！没有你当年善事，就没有俺一家人的今天啊！”
老人端起杯抿了一小口说：“大兄弟，那些事情提不得了，如今别说登上高台做法场，连还能活几天自个儿都说不清了。”朱开山说：“老人家，你这眼睛没找个郎中看一看？”那老人说：“看也没有用，是想俺家老二想的。那年他听说关东那面生意好做，就揣上钱，登上了风船，可是一去就没了音讯啊。我就盼他，盼哪，盼得自个儿手上的生意扔了，眼睛也搭上了……”
雨中，小酒馆门前的灯笼在风中摇摇摆摆。
暮色苍茫，淡淡的烟气笼罩了朱家峪村。朱家三口人伫立在老房子门口。老屋的门楼已经倾圮，院墙也已坍塌了，满院子的荒草在风中摇摆，仿佛在诉说三十年的时光。传文说：“咱家的房子好像矮了。”朱开山说：“那是因为你长大了。”文他娘唏嘘着几乎要哭出来，说：“多少回夜里头梦见咱这老屋啊！”朱开山一声轻叹道：“三十年了，总算又回来了！”传文说：“爹，房子都破成这个样了，还能修吗？”朱开山说：“修，再破也得修！这是咱老朱家的根哪！”
过了两日，传文置备好材料，从村里请了工匠，开始着手房上房下地修葺老屋。院子里放了一张小桌，朱开山和几个老汉坐在桌边，喝着茶，唠着嗑。朱开山慨叹道：“外头再好，也不如自己的家乡啊！今早上，我出了家门，闻一口咱这儿的风，那个香啊，一路上的劳顿顿时没了，比喝上几大碗老酒都灵验。”一老汉问道：“老哥哥，这趟回来还走吗？”朱开山说：“哪能不走？一大家子人都在关外呢！不过早晚得回来呀。六十六的人了，说不准哪一天一口气就拔不上来了，这把老骨头可不能扔关外啊！还是那句话，叶落归根。”
文他娘炕上炕下忙着把从关东带来的各种山货分给老老少少的女人和孩子们。一中年妇女说：“老婶子，俺怎么看你富态了？”文他娘说：“你可真会说话，闯关东的人还能富态？到了冬天，想吃口萝卜白菜比上天摘星星都难！今个儿土豆倭瓜，明个儿倭瓜土豆，把你吃得腻腻歪歪。”一老太太说：“俺怎么听说关东山还有把孩子吊起来养的风俗，当真吗？”文他娘笑着说：“怎么还当真，就是真的！那关东山人口少，走多老远看不见个屯落，野兽还多呢！大白天那个熊瞎子都能溜达到屯子里来，不把小孩子装筐里吊房梁上行吗？还不都喂了野物了？”
外头朱开山说：“关东山是大清朝的龙兴之地，大清朝一入关的时候是不让关里的人去关外的，怕搅断了他们的龙脉。”一老汉问道：“那后来怎么开了禁呢？”朱开山说：“大清朝上百万的兵马入了关，关东这面人烟就稀少了，北面的老毛子，也就是俄国人乘虚而入，强占了咱中国黑龙江东的六十四个屯子，杀了无数的中国人。听说中国人的血把黑龙江都染红了。大清朝这才想起来从关内向关外输送人口。”一老汉说：“这么说来，闯关东也是好几百年了？”朱开山说：“对呀，大清朝二百六十来年，三十年算一代人吧，闯关东的也有八九代人了。”老汉又问道：“现如今，那面有多少人是闯关东去的？”朱开山说：“准确的人数我说不清，反正那面七八成的人口都是闯关东去的。我说的还没算上那些去了关东又回来的人，要是加上他们，这二三百年间闯关东的人数可就大到天上去了！”
文他娘打听身边的一位老太太说：“老嫂子啊，怎么没见到老谭家的人？”老太太说：“你说哪个老谭家？”文他娘说：“就是当年把他闺女鲜儿许配给俺家老大的那个谭家啊！”老太太说：“哦，那家人啊，搬走了，搬走好几年了，随他儿子搬济南府去了。”文他娘有些失望，想起鲜儿这些年的流离漂泊又有些惆怅。
院子里，朱开山正讲得神采飞扬，忽然砰的一声，吓了老头们一跳。原来一个修房顶的伙计脚下失了根，一个趔趄从房顶上滚了下来。朱开山赶忙起身，奔过去说：“小子，你这是怎么了？”那年轻人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咧嘴笑着说：“没事儿，脚底滑了一下。”朱开山说：“猫大个年龄，登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