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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幸福,至少不应该给她增添不幸。”
年轻的声音冷笑一声:
“说得到好听!可你没看到她怎样爱你吗?你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啊!你还有一点良心吗?”
苍老的声音不慌不忙地答道:
“拿破仑说过:‘在政治上是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的。’你还记得一九六六年吗?当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成为‘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头号目标后,当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后,长江省委不也曾急急忙忙地把长江大学校长、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打成长江省的‘三家村’村长,让学生把他活活斗死了吗?后来,他们不是又把自己的亲信、宣传部长象死狗一样地抛出来吗?莫非他们当时心里不明白这些人都是无罪的好人,都是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革命,都是他们的老同志、老战友吗?当然明白。可他们为什么要如此残酷无情地翻脸,不由分说地将其置于死地呢?为了保自己!诚然,他们最终也未能保住自己,反而落得个‘舍车马保将帅’的罪名。不过,这足以说明良心在政治上的价值与地位了。为什么李乔林就应该顾全自己的良心呢?”
那个年轻的声音沉默了,李乔林平静地睡到天亮。
三
早晨,当李乔林被汽笛惊醒后,他的头一个感觉就是满意。因为他居然颇为顺利地解决了计划的第一个行动,和韩小雯断了交。他原先没有料到韩小雯不哭不闹就放了他。“多么温柔的姑娘啊!”他在枕上叹息着,不由得想起了初次和她拥抱、接吻时她那富有表情的大眼睛:起先是羞涩,明明在凝视着你,可你却觉得它随时都会逃走、飞去;然后是幸福,它象夏天初升的太阳一样发出朦胧而又热烈的光芒;最后是痛苦,它仿佛冬日一样缩小了,变远了,隐没在一层透明的雾中……他心中的某一个部分又开始发痛了,惋惜和惆怅象寒风一样掠过。他真诚地同情、怜悯起她来,竭力从她的角度来看待这桩事情,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于是他的眼睛湿润了。他仿佛看到她已经发生了不幸:生并吐血,在寂寞中长逝,或者悬梁、投水、服毒、跳楼。虽然理智悄悄地提醒他,这样的事是不会有的,但他总摆不脱这样的想象。不过,这些想象越可怕、越悲惨、越离奇,就使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越模糊、越遥远、越虚幻,仿佛她已不再是一个他昨天还见过的活人,而是小说、诗歌、传奇、神话里的某一个悲剧主角,虽动人,却飘渺。
于是,他想起了他新结识的女朋友,不,未婚妻。她那鲜艳夺目的服饰,她那波浪形的长发,她那红润、俊俏、生动、带笑涡的脸蛋,她那火一般的拥抱、亲吻。“是的,”他喃喃自语,“她简直就是维纳斯的化身!”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总存在一丝疑虑,觉得她似乎不大可能真的成为他的妻子,他的终身侣伴。“妻子,这个词多么陌生呀,”他想,“为什么她愿意嫁给我呢?她看中我什么呢?她在当地就找不到小伙子了吗?噢,对了,大学生的牌子和工资,这才是根本的东西!在那些小地方是很少有大学生分去的。”他冷笑二声,又觉得愉快和骄傲。“幸亏我还有这块招牌和这点工资,不然,真不知要波牛朝杰整成什么样子!可是,”他转念一想,“如果我不读这倒霉的大学,岂不连贵州都不会来吗?还有什么牛朝杰呢?”他自己也好笑起来,“瞧我,胡思乱想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是快起来吧!今天必须着手第二步行动了。”
第二步行动开始得更为顺利。中午,李乔林以一条大前门香烟、两瓶当地产的白酒为代价——用当地流行的术语来说,叫做“二十响”和“手榴弹”“打倒”了汪大年,使他在请调报告上签上了“情况属实,同意调出”的意见,并亲自叫厂革委会,秘书盖了章。
李乔林想起,以前汪大年碰到他就好象没有生眼睛一样,一直到他抽到工业局去后,汪大年的态度才有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县里召开“学大庆”会议时,李乔林曾熬了一通宵,帮汪大年起草了一份“经验总结”,把电厂的“学大庆”运动吹得天花乱坠,结果赢得了一面奖旗,这件事使汪大年大为高兴。“幸亏我预先钻准了炮眼,”李乔林得意地想道,“所以今天的爆破才这样有效。”
工业局这一关就比较麻烦,这倒不是说,陈亮权会刁难他。
对于陈局长,李乔林一直是感激涕零的。当初他在服苦役时,多亏陈局长亲自过问,汪大年才不得不把他调出煤场,否则他早已一病不起了。去年又是陈局长亲自点名将他抽往县工业局“大庆办”,这才使他在厂内的地位全然改观。自然,李乔林明白,陈局长抽他去,一半是出于同情——陈局长自己在县里也屡遭排挤,长期坐冷板凳;一半是出于需要——工业局缺一个笔杆子。李乔林来局工作不久,就已成为陈局长的得力助手,在很多重大的业务问题上,陈局长都征求他的意见。可如今,他却要求调动,这将使陈局长多么失望啊!
李乔林考虑再三,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对陈局长说实话,坦率地说明自己的政治处境,以求得他的同情与支持。虽然,照顾爱人关系是最有力的理由,可是,他觉得有点说不出口,尽管陈局长并不知道他与韩小雯的事,他还是怕陈局长会因此而鄙视他。
陈局长住在城外三里多路的一个山凹里,那房子原先是土地庙的一部分,年久失修,非常破旧,他进去的时候,陈局长全家正围着一张矮桌子吃饭。
“小李,你那么快就回来啦?”看见李乔林,陈局长微笑着点点头。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人,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宽大的前额、深陷的双目、高直的鼻梁和后梳的长发,使他具有一种思想家的风度。可他身上却是典型的农村干部的穿着:洗得发白的学生蓝中山装,凸纹已经发毛的黑灯芯绒裤,带扣绊的厚底圆口布鞋。“吃饭没有?没有吃就在这里吃——”“我已经吃过了。”李乔林随即往墙边的小凳上一坐。
饭后,陈局长把李乔林让进内室,陈妈妈送上茶来,闲聊了几句后,李乔林单刀直入正题:“陈局长,我想调回家乡去。”
“怎么,找到接收单位啦?”陈局长不经意地一笑。
“是的,我有个舅舅在江苏省苏南县,他帮我活动了一下,那边已答应收我了。”
“你在这里不是工作得挺好吗?”陈局长很亲切地看着他。“你到那边去,还不是只蹲在县里吗?”
李乔林听出了陈局长的话外音,立即把早已准备好的演说词搬了出来:“陈局长,我跟你老说实话。陈局长这样信任和重用我,我也想在陈局长领导下,一心一意地干工作,力争做点成绩出来;但是,县里的某些人却不允许我这样做。以前的事,该算在林彪、”四人帮“帐上,不谈了。可是,时至今日,”四人帮“已打倒一年多了,中央三令五申落实政策,可他仍然拒不给我平反,不但不平反,还在编造罪名,想继续整我。”说着说着,不禁激愤起来。他的手不知不觉地捏成了拳头,不断地在空中用力挥动。
“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有党中央英明领导,早晚会落实的!”陈局长和蔼地笑笑。
“天高皇帝远啊!”李乔林无限感慨地摇摇头。“报纸上叫得再凶,他依然无动于衷,甚至照样整你。陈局长!你不知道,我前不久去找牛朝杰,要求他落实政策,他是怎么对待我的——”从陈局长那若有所思的神情中,李乔林猜出他早已听说了,不过为了加强效果,李乔林还是原原本本他讲了一遍。“除非他调走”,李乔林最后总结道,他本来想说“除非他垮台”的,不过他煞住了,“否则我将永世不得翻身。”
“他现在也不敢再整你啊!”
“不错,现在形势不同了,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整我。再说他手里根本没有证据,想公开整我也不那么容易。可是,我是在全县大会上亮过相的人,只要没有公开平反,一般人不了解情况,说起来,‘你总是有问题才会挨斗的,为什么就不斗我啊?’我这口黑锅就只有背到死。今后不管来什么运动,我总是第一号运动员。不但我,如果我在这里成了家,连我的老婆小孩都逃不了。比如说我孩子要考大学,或者参军,或者入团入党了,人家就会说,‘他父亲有历史问题,还没有搞清楚。’那就够了……我这说远了,其实他现在都可以整我。不是说马上把我抓起来,而是用其他办法暗地里整我。自然我这辈子是休想入党或者当劳动模范了,不过到了提工资的时候,比如说我本来足够资格的,只要他轻轻一句话……”“李乔林突然住了口。他看到陈局长的脸一下子变得严厉了,嘴唇紧闭,鼻孔微张,前额上出现了两条很深的皱纹,眼睛注视着前方。他心中不禁一跳:”怎么啦?我说话不当,无意中得罪他啦?“
沉默,虽然只有十多秒,却好象很久很久。
“你想得太远了,”陈局长抱歉似的笑笑,表示他刚才的变化与李乔林无关。“其实不会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你年纪轻轻,前途正远大着呢。”
听得出,陈局长说这话时,他自己的信心也不足。
“前途?我在这里有什么前途?”李乔林忽然想起了一个新的论据:“我学的是造船,可这里许多人连船都没见过。现在报纸上不是天天在说,用非所学是最大的浪费吗?我之所以要调到苏南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专业对口。”
“那里有造船厂吗?”陈局长露出专注的神情。
“有一家配件厂,专门生产轮船上的机电设备。”李乔林毫不迟疑地说:“这是个新厂,正缺技术人员。他们就是听说我是造船系毕业的才肯收我。”
“那好,我同意你走。”陈局长爽直地说:“只要你学的东西真正能发挥作用,对国家有利,我也高兴!厂里同意了吗?”
“同意了。”李乔林高兴地笑了,“都在请调报告上签字盖章了。”
“我看看,”陈局长掏出老花镜,仔细看了一遍,“原来你在那里找到爱人啦?怎么不早点说呢?”
“嗯……”李乔林尴尬地笑笑。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陈局长以一种长辈的态度关切地笑笑。“你这个年纪也该找得啦。好吧,我抽个时间和老钱、老张研究一下,签个意见就给人事局送去。”
“那就太感谢你了,”李乔林心中一惊,他没想到陈局长还要同钱副局长和张秘书研究,要是这两个人都反对,那就糟了。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他们两人同时站了起来。
“这几斤粮票请陈局长留着用,”李乔林急忙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百斤粮票,“你家人多……”“你给我那么多,自己吃什么?”
“这是我探亲时节余下来的。我回家吃饭不用交粮票,放着也没什么用。”
“那好,你先借给我,我秋后还你。”
“不用了。”李乔林又从书包里摸出一只用塑料袋包装的保温杯,忸怩不安地递给陈局长,“这只杯子给你喝茶用……”“这怎么行?”陈局长惊奇地看着他,说着,就掏口袋。“多少钱?”
“这个……算了……”李乔林支支吾吾地说。他知道陈局长是从不收礼的。去年他抽到局里后,曾拿了两瓶酒送给陈局长,略表感谢之意。不料陈局长坚决不收,推了半天,结果是照价付钱。所以这次,他改送粮票,因为这不是他花线买的,陈局长不便拒绝。而对陈局长来说,这比任何东西都宝贵,陈局长的妻子和小孩都是农业户口,口粮不够吃,听说青黄不接的时候,黑市要卖到四角多钱一斤哩。可这保温杯呢,他也明知不该送,却又不得不送。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道理。原来李乔林这次探亲前,副局长钱修德曾请他“带”一只保温杯。李乔林心里明白,说是“带”,其实是要。因为钱修德不比陈亮权,他是什么人请客都去,什么人送札都收的。然而,李乔林早就看到钱修德家里已经有一只保温杯,那么这回要的一定是带到办公室用的了。这一来问题就不大了。如果钱修德在李乔林探亲回来后立即拿出一只崭新的保温杯来喝茶,陈局长在对面办公桌上马上就会猜出其来源,将作何感想吧?钱修德曾多次在李乔林面前隐晦地说起陈局长的坏话;陈局长虽从来未有什么表示,但也看得出来是有戒心的。因此,钱修德既开了口,李乔林不敢不送,那么为了保持平衡,就只有同样送一只给陈局长。
“不行,不能算!”陈局长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硬塞给李乔林。
“不,不,算了……”李乔林一面推,一面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