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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子弟董渡江和排第二的工人子弟孙华正相比，他不得不感到心虚，不得不显出底气不足。他那颗敏感的心灵，总弥漫着一层说不出来的危机的阴影。尽管从小学到高中，每到关键时刻，他都没有落下。挂红领巾、当大队长、升重点中学。但人团，他小小年纪，就有危如累卵之感。他能从人们的信任的目光之中，发现某一种尚未言说出来的困惑。
这正是杭家后人杭得放和他的祖父杭嘉平看似相像实质大不一样的原因。一句话，如果嘉平是希腊，那么得放就是罗马。
如果他们看上去都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那么，青年杭嘉平的所有努力，在于从那个整体秩序中厮杀出去，以个体的形象冲击社会，以对旧有制度的拒不认可为最高原则，以盗火者为最高使命，以叛逆者为最高荣誉。少年杭得放的所有努力却恰恰相反。他渴望参与集体并打人集体的核心，他是以顺从为手段，以认可为目标的。在他的少年血液里流淌着两种成分：一是热爱，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一切教我们去热爱的事物；二是斗争，斗争帝修反，斗争地富反坏右，斗争封资修，斗争一切教我们去斗争的。热爱加斗争，等于革命。而革命是不用论证的。最远大的终极的东西，是人家早已为我们考虑好的，就像我们一生出来就有父母一样，我们抓呗落地，扑通一声，顺理成章地就掉在那只金光灿灿的思想的托盘上了。
所以少年杭得放的真正痛苦，不是叛逆的痛苦，而是认同的痛苦。没有人知道，他的少年早熟的心灵总是绷着一根弦，他担心，恐惧，搅得内心世界惶恐不安。从上中学开始，他就迅速地发现了什么叫阵营，什么叫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左、中、右，在少男少女组成的班级中也分成干部子弟、一般人子弟和出身不好者子弟。他怀着一种近乎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每一次都成功地打人左派，但每一次他都疑惑着，都以为别人暗暗地把他划在中间。他恐惧着那种中间的感觉，就像他以为小业主比资本家还差劲，中农比地主还可疑一样，他觉得中间比两边都平庸，而且更危险，甚至更不安全。他形容不出来落在中间的那种上不上下不下的悬置感有多么可怕。那时他已经知道希腊寓言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了，他觉得，“中间”就是一把随时会落到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为了避免落人“中间”这个深不可测的陷讲，他自己努力地在任何地方都出类拔革。考上高一的那一年，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写了人党申请书。这份申请书他只给几乎混饨未开的妹妹迎霜看过。妹妹是他的崇拜者，她也非常努力，可惜能力有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个中间人物。她无限敬仰地看着哥哥，向他取经说：“有什么办法才能做到像你那样的进步呢？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已经进人前十名，但他们还是不给我评优秀少先队员。”得放一边仔细地叠着申请书，放到贴胸的口袋，一边语重心长地教导妹妹：“这就说明你做得还不够。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能够争第一，第二就不行，一定要第——…除了加加林，谁能记住那第二个登上了月球的人。”迎霜吃惊地看着哥哥，然后把这段话记在她的小本本上。她是个十分认真的糊涂姑娘，严肃而又轻信，每天晚上都用铅笔记录各种各样的人生格言。在有一段人人都吃不饱饭的日子里的一个晚上，她坐在床头，突然哭了起来。奶奶黄娜走到她身边，问她是不是饿了。她泪眼汪汪地看着奶奶，说她害怕美帝国主义。原来学校白天刚刚宣传了国际形势，说美蒋特务可能要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常常飞到中国来。迎霜越想越害怕，万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仍原子弹的时候，她却偏偏睡着了、被炸死了怎么办？
黄娜听了哭笑不得，就把她抱到自己的被窝里来，搂着她睡。就在她快要睡着的一刹那，突然又惊慌失措地醒了过来，疑惑地盯着奶奶，问：“奶奶，如果你是美蒋特务，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带你上公安局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黄娜很吃惊，她不明白为什么七八岁的孩子会生出这样奇怪的念头。迎霜却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是要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吗？”那是指黄娜出国探亲的事情。说这话不久，奶奶黄娜就真的去英国。大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她懂得什么是探亲，什么是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在哥哥得放眼里，她是一个因为缺乏洞察力而犹犹豫豫的头脑一般的姑娘，于是他开导妹妹：“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做到第一，那么就有可能做最后一个了，明白吗？”迎霜不明白，她继承了母亲性格单纯的那一面，生来不要强，也没有危机感。因此得放便叹了一口气，并想到了他们的父亲。他知道，父亲很好，但父亲的面目总是不清，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站在左边的还是站在中间的。有的时候，你甚至以为他已经跌入了右边。父亲出国援非之前有过一次惊天动地的政审，那一次，刚刚上初中的得放，甚至以为父亲要像那个小叔方越一样，成为右派呢。
杭得放来自心灵深处的恐惧，可以用一句话作出结论：因为家庭出身的暧昧，他认为他自己的革命思想也是生来暧昧的。在现有的社会秩序里，他实在是拿他的这个“家庭出身”没办法。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给了他个人一个重生的机会。在这个机会中，他有望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革命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但他依旧担忧，唯恐自己落后于革命了，因此这个对政治实际一窍不通的大孩子，成为一个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人物。否则他不会为了一篇社论花几小时等着他的堂哥。6月1日运动正式开始的那天夜里，他是在得茶的宿舍度过的，可说彻夜不眠。当时还与得茶同室的吴坤对形势也有着巨大的关注，这种热情甚至已经超过了他多年来对爱情的穷追猛打的热情。他把他的新娘子扔在一边，自己则一口气拿出一叠报纸：《资产阶级立场必须彻底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修正主义的反党口号》、《揭穿用学术讨论掩盖政治斗争的大阴谋》、《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等等。实际上杭得放没有一篇是读懂的，但又可以说是已经领会了深意。他问大哥哥们，中学生有可能介人这场运动吗？从那时候他就看出得茶和吴坤的区别了。但他把这种区别理解成得茶的斗争性不强。他是烈士子弟，他斗争性不强是觉悟问题，没关系，但有的人斗争性不强就是立场问题了啊。杭得放也不清楚自己若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划在觉悟上，还是划在立场上。他想关键的关键是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二天一早他从江南大学出来时，一路上眼前晃来晃去的仿佛尽是那些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撞憧鬼影。
事件发展甚至超过了他们对运动的估计，停课闹革命了，成立红卫兵了，贴大字报，斗老师了。得放一样没落下，但人家偏要落下他。昨天他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一见学校里挤满学生，就有一种不祥之感。到班级教室门口时，看见了教室里已经一群群地拥着了许多同学。董渡江眼尖，已经看到了得放，她先跑了出来，声音有些不太自然地说：“你到哪里去了，怎么现在才来？”杭得放不知道班里发生了什么，但他决定先发制人，热火朝天地喊道：“哎，到江南大学去了！”一下子就拥上来许多同学，杭得放用眼角扫了扫正在讲台旁的孙华正，立刻就开了讲，原来江南大学造反派给毛主席党中央拍电报了，有近两千人署名，还到省委大院去静坐呢。他的消息够惊天动地的了吧，但同学们看他时都有一种奇怪的神情，仿佛他是条恐龙化石。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一夜之间，他已经失掉了民心，也就是说失掉了天下。你想他甚至不知道今天班级聚会的原因——原来是选上北京的代表，他当然没份。他问了一句为什么，孙华正冷冷地说，问你爷爷去吧，大字报上都写着呢。顿时就把杭得放问得哑口无言。那天上午从教室出来，他跌跌撞撞，热泪盈眶，怒火万丈，全然没有杭保尔的半点影子。他出乎意料之外地不在第一批上北京名单之中，理由是这样的显而易见，他的血液不纯粹，离无产阶级远着呢；小心你的爷爷被揪出来吧。
如果不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挫伤，杭得放不会注意走在他前面的那个长辫子姑娘的。他满肚子的理想计划，从来也没有真正注意过班上的那些不是班干部的女生。此刻他走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目光发直地盯在了走在他前面不远处的那两根甩动着的长辫子上。长辫子的发梢上有着两个深绿色的毛线结，它们轻轻地磨擦在那件浅格子的布衬衣上，突然停住了。
杭得放和这个名叫谢爱光的同班女同学，没有说过几句话。在他眼里，她和他的妹妹迎霜一样，都属于一般的女孩。况且，他还听说这个谢爱光有一个背景十分复杂的家庭。班长董渡江曾在一次公开场合上声称，谢爱光能进他们这个学校，完全是一个疏忽，她是条阶级斗争的网箱中的漏网之鱼。这个比喻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一看到这个苗条的姑娘，眼前就出现了一张破了一条口子的大网，一条真正的鱼，缓缓地悄悄地从口子中漏了出去。
现在，这条鱼儿静悄悄地等在了他的身旁——这条长辫子的鱼。
他走到她的身边，看看她。她也看看他，朝他笑笑，像一条鱼在笑。一片碎叶的树影村在她的脸上，她的脸就成了一张花脸。
“干什么？”他生硬地问。
她显然有些吃惊，脸一下子红了，半张开了嘴。她的嘴很小，像小孩子的嘴。杭得放也有些吃惊，怔住了，说：“你怎么先走了？”班里的同学还在表决讨论，有许多事情需要立刻作出决断，杭得放被自我放逐了。
她的红云退了下去，她轻轻地说：“我和你同路。”她的脸又红起来了，她又张了张嘴，像鱼儿在水里吐气，她真是个黄毛丫头，额上颈上毛茸茸的，松软的头发，亮晶晶的，长长的，她同情他吗？那么她为什么要同情他呢？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因为他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吗？
他的心尖子都惊了起来，他的一只眼睛警惕万分，另一只眼睛委屈万分，除此之外，他必须保持自己的杭保尔的一贯风度。他干咳了几声，说：“我没关系。”说完这句话他吓了一大跳，他怎么说出这句话来，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她却突然抬起头来，坚定地同时也是张皇失措地表白：“我选你的！”她的眼睛并不亮，直到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睛才突然亮了一下，然后立刻又黯淡了下去。她的眼睛，和她的头发一样，都是毛茸茸的，不是油亮油亮的。
杭得放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像外国电影里的那些人一样，耸耸肩膀。他只有一张嘴巴，却同时想说两句话，“我不在乎”是一句，“谢谢你”是另一句，可是他没法同时说，所以他只好沉默。在沉默中深入了话题，问：“为什么？”现在她不再脸红了，她缓缓地走在了他的身边，看样子她也是一个杭保尔迷，只是隐藏得更深罢了。她依然激动，但注意控制自己，她说：“一个人应该公正。”他看了她一会儿，出其不意地问：“你们家也有人被贴大字报了吧？”她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话。她怔住了，脸白了下去，他亲眼看到她的脸从鼻翼开始发白，一直往耳边白过去，甚至把她面颊上的浅浅的几粒雀斑也白了出来；然后，他又看到她的浅浅的眼窝里水浮了上来，像是小河涨水一样；他看到她的眼睫毛被大水浸泡了，有的竖了起来，有的倒了下去，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女孩子的眼睫毛。最后，他看见她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地，倒退着，走了。她走过了操场边的那排白杨树，走过了白杨树外的沙坑，走过了双杠架子。阳光猛起来了，晒得操场泛起了白光。杭得放先是看不到她的绿辫梢，接着就看不见她的长辫子，再接着，就看不见她的人了，她仿佛整个儿的，都被耀眼的强光吞没了。
生活所呈现出的奇异瑰丽的一面——那些瞬息即逝的一瞥，那些游离在主旋律外叹息一般的副调，那些重大事件旁的琐屑细事，原来正是它们，像被树叶倒影切碎的阳光一样，闪烁在我们度过的时间深处，慰藉我们的生命。然而，在阳光没有被切碎的岁月，往往在我们把它称之为青春的那个阶段，我们看不到世界对我们的体恤，我们看不到那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
总之，中学生杭得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