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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学生杭得放的心思被眼神微微拉动了几下，眼神就断了，很快就又被挫败感吞没了。他万分委屈，失去常态，找不到更痛切的词儿来诅咒人们的背信弃义。他又痛恨自己掉以轻心，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是的，他应该有落选的思想准备，他应该有！别人只把他看成一只小公鸡，那是不对的！是看走了眼！他要比一只小公鸡深刻多了，复杂多了！忍辱负重得多了！后来他开始伤感，孤独，那天夜里辗转反侧，脑海里一片毛泽东诗词——啊，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早晨起来时，他已经进人惶恐。他越想越不对头，越想越害怕，他不能没有集体，不能失去战斗……
他本能地又朝江南大学飞奔而去，他还是需要他的哥哥杭得茶给他打气。爷爷已经开始受到冲击，偶像已经倒塌，但他相信，杭得茶是不会倒塌的。
江南大学门口停着一辆宣传车，有人在车上的大喇叭里反复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黄军装，标语，口号，糊糊桶，高音喇叭，宽皮带，再加上一个朗朗夏日——够了，青春就这样立刻进人颠覆期，几乎成了一种生理反应。十分钟内，三好学生杭得放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迅猛的脱胎换骨。在他的青春期，有着许多难言的痛苦，以往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通过外力来解决，更不要说是像当下那样的暴风骤雨般的外力了。现在好了，一切摧枯拉朽，一切荡涤全无，一切正常的和非常的苦恼如今都有了一个借口，一切的秩序都将彻底砸烂——我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心事都将有一个宣泄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把他那辆飞鸽牌自行车随手一扔，就跑上前去打听：中国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嗅！嗅！嗅！原来是这样，竟然有人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然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要让中国人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红色江山从此变黑！这还了得，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向他宣传革命真理的是女中的赵争争，杭得放去年在夏令营时见过她。那时她梳着长辫，辫梢也有臭美的蝴蝶结，而今迈步从头越了，两把小板刷，英姿飒爽。杭得放一开始还问她，她们这么出来，是谁组织的。赵争争气势磅确地反问他：革命需要批准吗？造反需要思许吗？克伦威尔是有了批准才进行英国革命的吗？巴黎人民是有了批准才攻打巴士底狱的吗？阿芙洛尔巡洋舰是有了批准才有了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的吗？革命者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不用理论来证明什么——你只要走出校园，从你那些棺材板文化中抬起头来，举目四望，你就知道，全中国都已经沸腾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人民已经最大限度地被发动起来了。海燕在天空飞翔，它在迎接暴风雨，它在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杭得放看着她，简直就如看着一个天外来客：这种说话的腔调、词汇，走路的直挺腿与八字脚，红袖章和扎着牛皮腰带的腰，同样是一身旧黄军装，穿在赵争争身上却显得气宇轩昂。这才是革命！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理想！什么推选——让一切推选之类的鸡毛蒜皮见鬼去吧！他拿眼前的这一位比较起他自己学校中的那几位来，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两下里一对照，他们学校的什么董渡江什么孙华正，简直就是小儿科，就是杭谚里的“蟑螂灶壁鸡，一对好夫妻”。杭得放的脑海里像是在过电，胸膛上仿佛在滚雷，真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他面孔煞白，双目发呆，他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思考。他只是强烈感受到，一定要和眼下的革命者在一起，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才有出路，才有前途，才有未来。杭得放就这样跟着赵争争进了大学门，谁知被他的堂哥泼了一盆冷水。
杭得茶决定从事他选定的专业研究时，少年杭得放就有些不理解，他自己是对那些所谓的食货之类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他的心向往未来，希望有感受新事物的狂喜。但他尊重茶哥，把这疑惑藏在心里。他不能接受的现实是，时至今日，如火如某的形势，茶哥怎么还要到湖州去考茶事之古，还要去接什么新娘子，婆婆妈妈的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他怎么会对局势发展保持这样一种少有的冷静，在他看来，这已经是近乎冷漠了。甚至在听到他亲爱的弟弟没有被推选为第一批上北京的红卫兵之后，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忧心忡仲。他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搞成多大的规模，还有待于时间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天下，事情并没有发展到一夜之间人头就要落地的地步，他总怀疑，有些人把局势估计得那么严重，是有其自身的不可告人之目的的。
杭得放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他的茶哥，他甚至认为他的思维是不是出了问题，他怎么还会得出这样大错特错的估计，一个崭新的世纪就要开始了，旧世界砸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得茶真的不知道得放的这种激情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旧世界？为什么要砸个落花流水？谁是奴隶？得茶在攻读史学中的确已经养成了吃猪头肉坐冷板凳的习惯，凡事不务虚，他对那些大而无当的口号，本能地就有了一种抵触和警惕。
“这一次你肯定错了！”得放盯住了得茶的眼睛，说，“你肯定错了！你看着吧，你会为你的错误路线的立场付出代价的。”“我不要你的结论，我要你的论据论证。”“你错了！错就错在你给我设置了一个理论的圈套，可是我不会去钻！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克伦威尔是有了论证才进行英国革命的吗？巴黎人民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攻打巴士底狱的吗？阿芙洛尔巡洋舰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有了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的吗？不用理论来证明什么——你只要走出校园，从你那些棺材板文化中抬起头来，举目四望，你就知道，全中国都已经开始沸腾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人民已经最大限度地被发动起来了。海燕在天空飞翔，它在迎接暴风雨，它在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海燕在呐喊，杭得放也在呐喊。他在得茶的斗室中来来回回地走，形如困兽，怒气冲冲；鹦鹉学舌，豪情万丈。他接受这些言论与思想，不过是在刚才，但仿佛这些言论和思想的种子从来就生在他脑子里，只是一场春雨把它们催发了出来罢了。他的口才、他的学识、他的勇气和魁力，像原子核突然核裂变，放出了人们根本无法估算的能量。
比他大七八岁的哥哥大学助教杭得茶，虽然被他依旧大而无当但毕竟如暴风骤雨般的演讲镇住了。他紧张地看着得放，心想，会不会是我真的错了呢？人民群众正在创造的历史，难道是可以用以往的一切经验来囊括的吗？如此近距离地洞察历史内在的发展规律、把握历史进程的走向，对年轻的杭得茶而言，显然是一件力不胜任的事情。他向得放递过去一杯茶，他想趁他喝茶之际，见缝插针地思索一下。茶是白夜上次信封里剩下的那一点顾堵紫笋，非常好喝，但恰恰属于得放所言的棺材板文化。杭得放显然进人状态，一边就着那棺材板文化，一饮而尽，一边继续滔滔不绝——“人民群众为什么会被广泛地发动起来？为什么振臂一呼而百应？为什么这呼声来自最高统帅？什么叫史无前例？是谁真正歪曲了真理的声音？是谁要在神州大地上建立水泼不进针插不人的独立王国？谁是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杭得放那么东一句西一句地对着他的堂哥呐喊着，仿佛得茶就是他革命的死敌，又仿佛那个死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他要通过这种穷追不舍的方式把它从灵魂深处逼出来。这样一阵没有明确目标的穷追猛打，终于把他自己给追累了，伸出手去，对得茶说：“再给我倒点茶。”现在他坐在床头，神情沮丧，昨天被选下来的失败感重新涌上心头，他也就总算和从前的他挨上了一点点边。
得茶发现他不再那么歇斯底里了，被他搅乱的思绪也才开始恢复一点正常。他当然还是同情他的堂弟的，堂弟的生活原则是永远第一，不要第二。这其中不是很有着少年人的虚荣、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吗？他的那么些排比句，那么些反洁，那么些“必须”、“绝对”、“肯定”之中，不正包裹着一个非常软弱的、卑微的东西，非常个人的东西吗？如果真要批判，他自己不正是靶子吗？不过此刻当哥哥的并不想点破他罢了。他爱他的弟弟，甚至爱他的“永远第一不要第二”，他相信他是会很快成熟起来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革命也不在乎别人挑选。”他只好那么泛泛地宽慰他。
“爷爷在政协也受冲击了。”他告诉得茶，得茶并不奇怪。这场运动会涉及到很多人，他们杭家人是在所难免的。
“就把它作为对我们的一场考验吧。”得茶回答。
得放很感动，抬起头来，说：“我会调整好自己的。我会让他们接纳我的。毕竟我还不是黑五类嘛。”现在，得放接受了这个同情和安慰，他的心情好起来了，信心足起来了。他站了起来，说：“你还要去湖州接人家的新娘子吗？等你回来，这个世界会变化得让你认不出来！”
第05章
茶学家抗汉，自马里首都巴马科乘飞机归国，在北京呆了一天。或许因为时差，他尚未从某种恍馆状态中恢复过来。
杭汉是在六十年代初马里独立后的第三年去那里的——黑人兄弟想喝在自己土地上生长的茶，他们的愿望得到了茶之故乡中国人民的支持。茶，到底是种出来了，被命名为49…60号，显然与两个国家的国庆节有关。49——60号长势特别好，插穗一年就可抽长一米，每个月都有乳白色的茶花悬挂枝头。作为主攻茶叶栽培学的中国学者杭汉，在那个懒散而又好客的热带国家里，便分外地享受着荣誉和承受着别情了。
在国外事茶，回头看东方，遥远得像梦，中国就带上了马可·波罗般的传奇色彩。西非内陆的茶园又大又静描，叫你无法想像“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现实含义。杭汉亦不是一个耽于玄想者，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家做朋友，对稻粱寂麦黍稷下功夫。那是茶学教授庄晚芳先生在他出国前赠送的，说是他早年立志学农务茶时的座右铭呢，杭汉也就把这种务实精神拿来做了自己的座右铭。
故而，人到中年的杭汉，通过各种途径听说的国内局势，不过是一个令人既感不安又生猜测的问题。杭汉模模糊糊地想到这十几年来的历次“运动”，在国外，这两个字的尖锐感，被距离磨钝了。
恢复感觉是需要氛围的。此刻，杭汉站在根本进不去的天安门前。盛夏八月，红旗翻飞，人山人海声浪如啸。所有的人都在叫喊，用的那一套词语，是以往运动中都没有用过的。杭汉除了听清楚了“万岁”和“打倒”，其他都还不甚了了。他不由想起了杭州的一双儿女，他无法判断他们会不会也在其中——他已经在西非呆了好几年，最后的那几个月，他想家想得很厉害。可是眼下他站在首都北京，站在红浪终于退去的天安门广场，夕阳西下，华灯初放，他看到一卡车一卡车从广场上捡起来的在欢呼中被挤掉的红卫兵们的鞋子，却一时找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觉了。
这种找不到感觉的感觉，一直从北京延续到上海，又从上海延续到杭州，直到他挤掉了衬衣所有的扣子，从火车车厢的窗口狼狈地跌出，终于站到了月台上。
尽管他把国外带回的东西都暂寄在北京朋友处，但火车上依旧挤得一天一夜没地方坐。他累极了，而妻子黄蕉风果然没有来接他，关于这一点，他早有思想准备。他们虽生有一双儿女，但在杭汉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是把蕉风当作大女儿来看待的。她总是出错，没有他的照顾，这个胖乎乎的女人的生活，就像她的近视眼，终日增里增懂。杭汉激动地想念着家人们，步行从城站穿越半条解放街。虽然满街都是“万岁”和“打倒”，以及五花八门的游街队伍，但没有影响机汉思家心切的情绪，他折人中山路，在快到羊坝头的一家菜场里，竟然还发现了集市上的半木桶黄鳝。杭汉心头一热，中国人的感觉，杭州人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称了三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