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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足资借镜”（注：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2年第10期，1946年12月）。他们还从解放区新型文艺的出现领悟到文艺创作的正确道路：只有深入工农，改造思想，获取源泉，才能创造出为人民所喜爱的文艺。国统区和解放区虽然环境、任务有所不同，但国统区作家积极从《讲话》和在《讲话》指引下产生的文艺作品中吸取营养，用以推进国统区文艺运动，毕竟“开始了若干在毛泽东文艺新方向的影响之下的和人民大众结合的努力。”（注：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注：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076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要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这场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构成了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
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兴奋的心情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当前反压迫、争民主的政治斗争。《文艺杂志》主编邵荃麟写的《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一文，表达了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和战斗决心：“首先，作为我们当前迫切任务的，便是为彻底消灭法西斯汉奸和打击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斗争。这在主观方面是要求文艺的战斗与人民的战斗更密切结合，而在客观方面一个迫切要求，即是言论出版创作研究的自由。……其次，从文艺工作本身来说，我们应该更肩负起国民精神代言人的职责，更深广地去反映和倾诉今天人民的愿望和表达人民的意志。这就要求每个作家更勇敢地投身于现实斗争，加强自己的战斗力量。”（注：《文艺杂志》新1卷第3期，1945年9月）一九四五年秋天，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给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双十协定”的公布，使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一线曙光；但这曙光又被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云所笼罩。昆明“一二·一”流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人民愤怒的反抗。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政协”召开前后，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纷纷向“政协”呼吁，要求言论出版自由。茅盾、冯雪峰等三十人签署的《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说：“抗战八年，敌寇屈服，我们得到了建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四个月以来，国内依然不团结，不民主，人民过着比抗战时期更加黑暗更加惨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时改革，大祸就要临头。”（注：《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20日）重庆文艺界人士陈述了对“政协”会议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希望和要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抗战胜利后改名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并于次年移至上海继续领导文艺界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文协”总会发布《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郭沫若起草），文中说：“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向作家提出要求：“我们应该严密地保守着人民的立场，努力向人民大众学习，使自己的意识彻底大众化，绝对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恶势力抱一个死不妥协的态度。对于协会，应当使它尽量地健全发展，争取友人，争取青年群众，争取广泛的中间层，在各种文艺活动中应积极参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和平民主的战士。要有这种生活的实践，我们的创作才能够适合人民的要求，和当前的时代配合。”（注：《抗战文艺》第10卷第6期，1946年5月4日）当时的进步报刊曾以不同标题刊登了这个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如《文联》一卷七期登载该文时，题目为《今日文艺工作的方向——纪念第二届文艺节》），在文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民党反动派对“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并不信守、执行。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当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时候，反动派指使特务匪徒捣乱会场、殴打进步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和新闻记者六十余人受伤，造成了著名的校场口事件。接着，三月出现了南通血案，六月发生了南京下关事件。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与美帝勾结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部署完毕，便彻底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国统区人民不能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工、农、商、学各界在党的领导下，配合革命军事斗争，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大规模革命群众运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文化批评家、平民教育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到杀害；仅隔四日，西南联大教授、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也遭杀害，国民党反动派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愤怒抗议。中共代表团致信国民党政府代表，“抗议李公朴闻一多二氏被刺”，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缉拿凶手、公葬死者、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等七项要求（注：《中共代表团抗议李公朴闻一多二氏被刺》，《群众》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周恩来同志闻此凶耗，悲愤交集，立即于十八日在上海寓所举行有中外记者百余人参加的招待会，向新闻界控诉反动派的暴行。他说：“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我们非常愤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注：《周恩来将军谈三大问题》，《群众》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反动派企图杀一儆百，但全国掀起的追悼李、闻二烈士的活动，变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更大声讨。著名作家、教授朱自清，在北平身染重病，但仍积极支持民主运动，毅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至死不屈。毛泽东同志对闻一多、朱自清为人民不惜牺牲的精神作出了高度评价：“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32—1433页）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一方面组织部分作家奔赴解放区开展革命文化活动，一方面帮助大批文化工作者撤至香港建立文化革命的新据点。革命文化工作者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聚集力量，出版刊物（主要有《大众文艺丛刊》、《小说》、光复版的《文艺生活》、香港版的《群众》，并为《华商报》副刊开辟了《热风》、《茶亭》等文艺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批判错误文艺思想，提出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与抗战后期相比，这时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自觉性更加提高，而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香港进步文化界曾分别以《文艺问题》、《论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一九四七年五月，香港出版的《群众》周刊又以《毛泽东论人民的文化与人民的文艺》为题，节选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的部分章节。《讲话》的公开出版发行，为文艺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默涵的《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冯乃超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等论文，都是在当时条件下认真学习《讲话》的产物。这些文章着重论述了新文学的性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普及与提高、作家思想改造、文艺大众化、统一战线等问题。当时还开展了“方言文学”、“马华文艺”问题的讨论。“方言文学”讨论的实质，正是为了在国统区创作通俗易懂的文艺，贯彻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配合当时国共两党短兵相接的政治斗争，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宣传反共反人民、麻醉人民斗争意志的反动文艺。国民党在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文化上大肆鼓吹“戡乱”。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编印的《文化先锋》，发表《对剿匪戡乱应有的认识》（张道藩）、《文化界怎样动员》（褚百思）、《文艺作家的昨天和今天》（赵友培）等文章，污蔑共产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攻击共产主义文化是“野蛮文化”、“霸道文化”，责令作家“要挥如椽之笔，向匪徒作无情的扫荡”。他们千万百计扼杀民主文化，封闭报馆，查禁书刊，迫害作家，无所不用其极。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倒行逆施，完全违背人民的心愿，因而受到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弃。当时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以超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不左不右的姿态出现，在政治上鼓吹“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在文艺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他们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在我国对内对外关系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错误意见：对内否定人民解放战争、人民民主运动和土地改革，对外散布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进步文化界意识到这种思想的危害，曾集中火力对它进行了批评，帮助教育了受这种思想影响的文艺工作者。此外，进步文化工作者还对毒害人们精神的封建文艺、色情文艺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的意见，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罪恶，表现了人民的反抗与斗争，在反压迫争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播和解放区新文艺影响的扩大，这个时期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也有新的发展：从思想内容上看，出现了许多暴露黑暗、颂扬反抗的作品，特别是讽刺作品更为盛行；艺术形式也呈现出一种新倾向，“那就是是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政治讽刺诗的蓬勃发展，是本时期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诗歌创作抗战前期多为对民族解放的热情呼唤，到一九四四年民主运动兴起以后，便转向了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讽刺，产生了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以及群众性的朗诵诗运动。《马凡陀的山歌》等政治讽刺诗，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运动中，或被朗诵，或被书于旗帜，或被改编为街头剧演出，它们连同《茶馆小调》《古怪歌》等讽刺歌曲一起，产生了很大的宣传效果。“讽刺诗多起来了，这不是由于诗人们的忽然高兴，而是碰眼触心的‘事实’太多，把诗人‘刺’起来了。”（注：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宝贝儿》代序）。此文最早载1945年6月14日《新华日报》，题目稍有不同。）朗诵诗多半是非职业的文艺青年们创作的，它产生于民主运动，又服务于民主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集体创作的性质。这个时期的戏剧创作，由政治形势逆转时的历史剧，发展成为直接暴露反动统治和要求人民民主的作品，出现了茅盾的《清明前后》、陈白尘的《升官图》、田汉的《丽人行》、吴祖光的《捉鬼传》等作品。这些剧作或暴露官僚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压榨勒索，或揭示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丑恶，或描写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反抗斗争，具有明快、犀利的战斗特色。戏剧创作中讽刺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