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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一切反动派，他的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最艰苦的生活和最险恶的环境中，不管国民党的天下是“冬夏”还是“春秋”，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正如他一九三二年在一首《自嘲》诗里说的：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思想在这一时期更为成熟。他的通过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文艺见解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针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他写了大量文章，借此阐明文学艺术上许多根本问题，在充分的论证中渗透着深刻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他的内容丰富的杂感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处处表现着深刻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鲁迅的认识在许多方面都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显示了惊人的一致。他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一九三二年七月，陈赓将军从革命根据地来沪养伤，鲁迅曾与之亲切会见。因为地下党的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瞿秋白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把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尊重地相待，经常亲切交谈，并录清人何瓦琴（注：何溱，字方谷，号瓦琴，浙江钱塘人。工金石篆刻，著有《益寿馆吉金图》。这副对联是他集兰亭禊贴的字，请鄞人徐时栋（字定宇，号柳泉，道光丙午举人）书写的，徐时栋极称此联，遂录入所著《烟屿楼笔记》中。鲁迅于1933年2月购得《烟屿楼读书志》十六卷，《烟屿楼笔记》八卷，乃转录这副对联赠给瞿秋白）“集禊贴字”的联句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现了他对党的深厚感情。正是在这种革命的共同基础上，他们对创作问题、翻译问题、杂感问题、文学史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商榷，先后写成文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动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这些论文里可以看出：鲁迅善于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要求创造性地阐述现代文学的任务，说明他对党领导的革命有着透彻的理解，对党的正确路线存在着浑然无间的思想的契合。他对中国共产党表示无限崇敬，当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胜利地到达陕西省北部的时候，鲁迅在和茅盾一起发出的贺电里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鲁迅对这一方针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作了认真的思考，表示坚决拥护，并抱着愤怒的心情严正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污蔑。在答复他们的信里，鲁迅再一次公开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了知识分子唯一能走和应走的正确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于上海。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文学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正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斗争的最前列；正当小资产阶级中一些上层分子纷纷叛离革命的时候，他公开宣告自己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环境愈险恶，斗争愈坚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的一生，表现了中国人民临危不惧、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质。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作了最确切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节：《呐喊》、《彷徨》
在“五四”当时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尖锐对垒中，鲁迅是以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个人。后来他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开始创作的目的和他当初从事文艺运动的愿望是一致的。他写下将近三十篇小说，充分地表现了从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在这一时期里，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已经暴露无遗，从“五四”起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但是工人阶级暂时还没有和农民群众联合，广大人民依旧过着被奴役的生活。这是一个痛苦的时代，一个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时代。鲁迅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力下的农民生活的面貌，描写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些小说随后结成为《呐喊》和《彷徨》两个短篇集。和旧民主主义时期上层知识分子提倡的所谓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不同，鲁迅不仅以卓越的艺术语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白话应该是民族文学的新语言，以实际的成绩为白话扩大阵地；并且一开始便将文学艺术和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通过小说的形式写出被压迫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在具体的形象创造中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为现代文学创作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呐喊》共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间写的十四篇小说（注：《呐喊》于1923年8月由新潮社出版，列入新潮社《文艺丛书》，收小说十五篇。1926年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作为《乌合丛书》之一。北新版第十三次（1930年1月）印刷时，作者删去最后一篇《不周山》，剩小说十四篇），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意思是给革命者助阵作战，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小说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从总倾向到具体描写，都和“五四”时代精神一致，表现了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特色。《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同名的作品发表于五四运动前一年，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鲁迅利用早年获得的医学知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使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结合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艺术地贯串在小说的全部细节里，狂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是狂人说的话里又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真理。小说一开始利用日常生活里一般人对狂人常有的围观、注视、谈论，反激起“迫害狂”患者内心的恐惧，逐渐地引出“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主题。狂人看到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一路上的人交头接耳的议论，张开着的嘴，街上女人说的‘咬你几口“的话，联想到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人吃人的故事。从他大哥平常的言论开始怀疑到当前的安排。他把医生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嘱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赶紧吃他，然后归结到这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长期以来这个社会的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日记里这样写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认为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选取狂人为主角是一个十分精心的安排。在黑暗势力陈陈相因地压在人们头上的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一切都视为当然，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小说的艺术构思是巧妙的。《狂人日记》发表后，由于它所表现的忧愤的深广和批判的犀利，使许多读者耳目一新，当时吴虞还据此写了论文《吃人与礼教》（注：《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足见其影响的深入与广泛。这篇小说是向封建社会进军的第一声号角，以前所未有的彻底的精神，反映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的特征。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写了《孔乙己》和《药》。孔乙己是一个没有“进学”的老童生，穷困潦倒，封建社会一方面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培育了他的自尊的性格，另一方面又给他以最冷酷的待遇，使这种性格不断地受到现实生活的蹂躏和践踏。小说以咸亨酒店为背景，展现了一个富有地方色彩的作为社会缩影的画面：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穿长衫的上等人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柜台外面站着喝的是穿短衣的劳动者。孔乙己是唯一的站着喝而穿着长衫的人。他已经失掉踱进房子里去的资格，却仍然没有忘却“读书人”的身分，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甚至流为窃贼，也还在声辩“窃书不能算偷”。这些典型的细节鲜明的揭示了孔乙己的悲剧的性格。作品通过人物的行动抨击了封建制度，同时也暗寓着对这种性格的鞭挞。孔乙己的性格里也有一些善良的地方：不愿意拖欠酒钱，热心地教人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吃。从这些流露着同情的描写里，进一步反衬出科举制度对他精神的戕害。孔乙已的没落是必然的。他活着只是给别人做笑料，死了也无足轻重，“别人也便这么过”。小说以不满三千字的篇幅，简练地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给人以非常真切的印象。如果说短篇《孔乙己》已经点出封建制度怎样扭曲一个人的性格，那么，这个主题在《药》里表现得更为沉痛。《药》写的是茶馆主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医病的故事。封建统治阶级长期以来麻痹人民，使他们陷入愚昧和无知。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已经借狂人的嘴提到过：“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回又从此“生发开去”（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写成小说。小栓并没有因为吃了“人血馒头”而治愈痨病，终于成了封建迷信的牺牲者。小说把被杀的犯人安排为一个革命者，这位没有正式出场的革命者夏瑜抱着解放群众的心愿，为群众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群众不仅不理解他，完全不知道他是为大家而受苦，而牺牲，反而受了迷信的愚弄蘸吃着革命者的血。小栓的下场是一个悲剧，夏瑜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悲剧，鲁迅既痛心于群众因受封建思想毒害而未能觉醒，更致慨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脱离群众，这就使小说的结构含有双重的悲剧性。作家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写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只能做“人血馒头”的材料，甚至连医治痨病的效果也没有。《药》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然而它所描写的对象毕竟和《孔乙己》不同，这种沉重的感觉并没有压倒人们，人们仍然能够从残酷的现实里接触到作品所表达的理想，最后出现在革命者坟上的花环就“显出若干亮色”（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透露了代表时代特征的革命的希望和力量。
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占有显著的地位，《阿Q正传》以塑造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这一点在《风波》里也有间接的反映。小说一开始便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晚景图，在恬静的景色中回荡着时代的风波。撑航船的七斤在城里被剪去了辫子，当皇帝就要复辟的流言传来时，七斤的家里立刻紧张起来，辫子的有无成为问题的焦点。赵七爷、九斤老太等人物各具特点，一个个神态毕现。小说结尾处描绘了风波过去后的平静，暗示复辟虽然不曾成功，而生活的进行依旧没有脱离原来的轨道，既讽刺了革命的不彻底，同时也说明农民的觉醒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教育。《故乡》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