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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从语和文字拉丁化问题，大力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言，主张实行“文腔革命”，认为这是使文学以至于文化深入工农群众“最初步的必须先解决的问题”。他曾经在一九三年出版过《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一九三二年底，又整理修订为《新中国文草案》。他的意见中有时流露出语言有阶级性的错误，对于白话文作了不恰当的否定，但大体是正确的。它们推动了后来的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运动。瞿秋白关于大众化的全部文章，激荡着渴望革命文学深入群众的强烈热情，当时就被人认为是讨论中“理论最有条理，有最大的影响”的（注：《关于大众文艺问题》，《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1932年12月）。一九三四年到达革命根据地后，他还对文艺大从化工作作了进一步的实践。
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是一篇著名的文艺论文。通过分析鲁迅的杂感，《序言》深刻地论述了鲁迅的思想特点及其发展道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给鲁迅的思想作了基本上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序言》指出鲁迅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已经是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辛勤地寻找着人民解放的道路。“五四”到“五卅”前后，鲁迅坚持和反动统治的各种“意识代表”斗争，那些隐蔽在私人问题下的杂感“都包含着强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白色恐怖弥漫的年代里，鲁迅的杂感更是深刻地反映了“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斯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在这二十多年中，鲁迅始终以自己的杂感密切配合革命运动，和各种反动势力斗争。《序言》又进一步剖析了其中的发展变化，指出鲁迅的思想在“五四”以前基本上是进化论和个性主义，他以这些思想作为武器，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也使鲁迅有过“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的缺点。在革命斗争中，鲁迅一面紧张探索，一面英勇战斗，由于逐渐深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规律，日益强烈的感受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鲁迅终于克服思想中的偏颇，成为共产主义者。“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这是瞿秋白给鲁迅的思想道路所作的著名的概括。
《序言》把鲁迅放到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运动变迁和文学队伍不断分化的历史洪流中分析评价。这样，不仅具体地论证了鲁迅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历史地位、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战线上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深刻地阐述了文学运动中一些有关的事件。瞿秋白着重总结了革命文学论争的经验，他一方面肯定这次论争推动“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一部分革命作家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序言》的最后部分，具体的分析了鲁迅“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等主要特点，指出它们都是鲁迅从长期斗争的痛苦经验和深刻观察中得出来的宝贵的战斗传统，并且号召革命作家向鲁迅学习，和鲁迅一同前进。这些分析有力地驳斥了各式反动文人对于鲁迅杂感的嘲讽，也帮助革命文学队伍正确认识鲁迅。更重要的是，由于对鲁迅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理解，瞿秋白又是始终密切地联系整个现代文学运动的进程来分析的，因此，《序言》的意义远远地超越了给鲁迅个人作出正确评价的范围，涉及到革命文学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篇论文，尽管某些论点还有说得不够确切之处，所选文章基本上限于一九三一年以前之作，对鲁迅晚年思想上更成熟、艺术上更绚烂的杂文未能具体论述，因而整个评价也无法全面深入，但论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他自己原先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错误评价，实际上也有所纠正。这是瞿秋白的文学论著中极为重要的一篇。
在另外一些文艺批评中，瞿秋白针对当时的革命作家队伍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事实，着重分析和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特点。他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不定的特性，“可以转变过来又转变过去”（注：《谈谈〈三人行〉》，《现代》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1日）；他们可以成为“真正肯替群众服务的分子”（注：《红萝卜》，《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但如果“没有群众的锻炼，没有普洛的领导，这种路数的‘人物’，会突然间的堕落，绝望……叛变”（注：《满洲的“毁灭”》，《十字街头》第3期，1932年1月5日）。他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小资产阶级作家喜欢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美化自己以至于歪曲现实的通病，从而说明革命作家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意义。在强调文艺作品的战斗性和教育意义的同时，瞿秋白也反对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变成一些“公律”，“机械的表演在文艺的形象里”。他认为这种“庸俗的简单化”方式，不仅是艺术上的“失败”，而且会影响作品的思想教育作用（注：参见《画狗罢》（《瞿秋白文集》第1册，第258页）和《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870、871页）》）。这些意见切中当时不少作品的弊病。不过，瞿秋白的这些文艺批评，也带有无产阶级文学开拓时期一些共同的弱点：他看出了作家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性，但对作家如何通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生活来改造思想，认识仍有不足；他强调了作家的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但还不能圆满地说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复杂关系；他要求作品真实地反映生活，但他提出的却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尽管这样，他的文艺论著仍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理论的重要的建树。
瞿秋白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另一重在贡献，是他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不少文艺论著。他先后翻译了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爱伦斯德的信，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象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H。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以及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艺论文。同时又根据苏联公谟学院（注：即共产主义学院）《文学遗产》中的材料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等文。在这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的翻译工作，但做得比较系统而且取得很大成绩的，则始于瞿秋白。他在为这些编译的材料所写的后记和说明中，在正面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时，常常联系着国内一些资产阶级文人的“文艺自由”论、“第二国际”否认作家世界观指导创作的作用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加以批驳。他翻译的内容大多切合革命文学运动的迫切需要，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他的译文忠实流畅，“信而且达”（注：《绍介〈海上述林〉上卷》，《鲁迅全集》第7卷第778页）。鲁迅后来将他译述和编写的文章收入《海上述林》。瞿秋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他的理论活动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
“左联”后期，随着革命文学创作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译介，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以创作方法问题为中心，包括诸如反映生活的真实、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艺术规律问题，已日益引起革命作家的注意，成为理论工作的主要课题。报刊上出现了许多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塑造典型形象等问题的文章。其中大多数文章，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一些克服早先的弱点，提高革命文学创作水平的积极意见，反映了理论工作的健康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借口清算“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抽象地谈论现实主义，并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为例，将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对立起来，轻视世界观对于作家创作的重大作用的论调。如果说，在这以前，理论工作中“左”倾幼稚病的倾向较为常见的话；那末，从这时起，右的错误观点也在暗中开始抬头了。
在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中，冯雪峰在谈到文艺的社会功能的时候，曾经正确地指出：“越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现实，越能把握住客观的真理，则它越是伟大的斗争的武器。”在整个论争过程中，他是比较强调反映客观现实，反映生活真实的一个，同时他又说明，“要真实地全面地反映现实，把握客观的真理，在现在则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才能做到。”（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这本来是一个辩证的提法，中惜作者没有继续深入地发挥下去，就匆匆搁笔，却反而让苏汶把这个论点接了过去，为自己辩解，说他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得不够清楚，让人误解了的缘故。不仅如此，苏汶还歪曲原意，另加解释，继续写了《批判之理论与实践》、《作家的主观与社会和客观》等文，乘机宣扬将文学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对立起来，反对政治“干涉”文学的谬论，意在引导作家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种论调和革命文学内部上述那种轻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观点，互相呼应，彼此默契。当时，周起应作为后期“左联”主要领导人之一，坚持进步世界观的重要作用，及时地批评了这些错误论调。一九三三年五月，他在《文学的真实性》（注：《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真实’问题，决不单是作家的才能，手腕，力量，技术的问题，也不单是苏汶先生所说的‘艺术家的良心’、‘诚恳的态度’等等的问题，而根本上是与作家自身的阶级立场有着重大关系的问题。”这个论点给予文学的真实性问题的考察以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他还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说明“无产阶级的主观是和历史的客观行程相一致的”，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能够和客观的真实性相统一。针对苏汶借口保证文学的真实性以排斥文学的无产阶级党性的论调，他论证了为要求得文学的真实性，更需要作家自觉地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正确原理。同年十一月，周起应将当时正在苏联文艺界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第一次介绍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在批判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特别是它将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混为一谈的错误以后，经过长时期讨论提出来的创作理论。周起应强调这个新的口号的提出对于创作方法的发展的积极意义。在具体介绍这一创作理论时，他一方面指出象“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那样，“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把创作方法的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认为决不能因此低估以至于抹杀作家世界观在创作实践中的重大作用；他说：“艺术的创造是和作家的世界观不能分开的”，一些杰出的古典作家之所以不能达到现实之全面的真实的反映，就因为他们的“世界观的局限性和缺陷的缘故”（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这是关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在这以后不久，否定世界观对于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的论调竟又在革命文艺界内部公开出现，周起应接着又以周扬署名写了《现实主义试论》，除批评胡风无视典型的个性化这一错误外，着重阐明“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必须以现代正确的世界观为基础”，固然不应“对作家强要把习得正确的世界观当作创作前提的条件”，“但是确保和阐扬这个世界观却是诱导作家走向正确的方向去的最大的保证”（注：《文学》第6卷第1号，1936年1月），给予这种论调以直接的驳斥。否定世界观的重要性，实际上会导致作家忽视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要性，使文学离弃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当这种有害于革命文学发展的论调在革命文艺界开始出现的时候，立刻给予批判，廓清其可能发生的恶劣影响，是很有意义的。
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突破层层密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