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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突破层层密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胜利的重要标志，也是整个文化革命深入的重要标志。它指出革命作家前进的方向，给予他们有力的思想武器，使他们有可能在创作中比较准确地描绘时代的壮阔风貌，把从“五四”以来富有革命传统的文学创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也使他们能够在多次论争中粉碎资产阶级和所有反动文艺派别的猖狂进攻，取得思想战线上的巨大胜利。但是这一时期内，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工作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表现在，译介者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缺少鉴别和选择的能力，以致译介的内容不免夹带了一些杂质甚至含有严重错误的东西；同时在理论的运用方面，也未能充分结合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实际，有生搬硬套、理论脱离现实的倾向。前者，在当时的实践中逐渐得到改正；后者，则到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后才有了根本的克服。
第六节：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日益壮大，左翼文艺运动的迅速发展，这固然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传播，科学的真理为更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所掌握；同时，也和广大群众在民族危机下不断觉悟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有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武装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鼓励下，日本侵略军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次年一月二十八日又发动了上海战争。上海停战后不久，日本侵略者以溥仪为傀儡，扮演了伪“满洲国”的丑剧。一九三三年更进兵山海关，威胁平津，企图控制华北各省。国民党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烟幕，对外屈膝退让，对内加紧镇压一切革命活动和爱国运动，并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面临着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左联”在“九一八”后的第八天，就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5期，1931年9月28日），呼吁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接着又以《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的公开信形式，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打击侵略者，“同着工人的盒子炮和红军的梭标枪炮，奋勇的前进”。在同年十一月公布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把“在文学的领域内，加紧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作家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等要求放在首要地位。尽管这些文告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分析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反映了革命作家强烈的抗日救国要求。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和“左联”的具体组织下，许多作家参加了抗日的宣传活动，并积极创作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文艺新闻》、《十字街头》等刊物都以反帝抗日为主要内容。《文艺新闻》在“一二八”战争中出版了战时特刊《烽火》，激励上海军民的斗志。不少革命作家加入“中国文化界反帝联盟”组织，并起着核心的作用。随着爱国浪潮的不断扩展，在文坛上出现了各种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文学口号：“革命战争的文学”（注：瞿秋白（发表时署名同人）：《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左联”出版的小册子《文学》，1932年3月）、“革命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注：《文艺新闻》社评：《榴花的五月》，1932年5月2日）、“民族革命文学”（注：茅盾：《“五四”与民族革命文学》，《文艺新闻》，1932年5月2日）、“民族的革命战争文学”（注：丹仁（冯雪峰）：《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到一九三四年，周扬介绍了苏联的“国防文学”，并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今日”，“国防文学”就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注：《国防文学》（署名“企”），《大晚报·火炬》，1934年10月27日）。这些口号虽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或者讨论，却共同地反映了革命作家要求抗日并用文学武器进行配合的强烈愿望。
一九三五年，包括日本军阀在内的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战争迫在眉睫，和平深受威胁，共产国际于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在此影响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因为红军尚在长征途中。同年十月，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的任务。十一月，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又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再一次主张成立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当国民党在日本武力讹诈下企图进一步出卖华北时，以“一二九”运动为新起点，北平、上海以及全国各地出现了惊天动地的反帝抗日的风暴。
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举行会议，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作了完整系统的分析，着重地指出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说明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也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在抗日问题上不断分化。以工人、农民、红军和革命小资产阶级为主力、包括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分子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酝酿之中。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在一九三五年底和一九三六年初先后成立，分别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保护爱国运动等政治主张，并号召全国文化界联合起来，以各种实际行动，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
在群众爱国浪潮不断掀起的形势下，许多不同阶层、不同思想倾向的文艺工作者，一致表示了要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愿望，又一次纷纷提出“民族自卫文学”、“国防文学”、“救国文学”、“民族的革命文学运动”以及“非常时期的文学”等文学上团结抗日的口号。这时，已经失掉了和中央联系的上海文艺界党组织的负责人，从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上，读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大会上的发言《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即《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他们根据这些文件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正式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的王明指令“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肖三给国内写信，认为“普罗文学”的口号造成关门主义，提出解散“左联”。这封信通过鲁迅转给了“左联”党组织的领导人。鲁迅认为，“左联”不必解散，它可以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核心继续存在；如要解散，亦应发表宣言。“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出于种种考虑，未能充分尊重鲁迅的意见，在一九三六年春解散了“左联”，没有发表宣言。但革命作家在总结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时，一致肯定了提倡“普罗文学”以来的巨大成就。
由于“国防文学”口号反映了人民爱国的要求，提出后引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视。许多作家发表文章，初步阐述“国防文学”提出的现实基础与精神实质，并相继出现了“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在创作上也有新的收获。《文学》、《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上，陆续刊载和推荐了不少“国防文学”的作品，中国诗歌会还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不久，徐行先后发表《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等文，从“左”的观点出发，抹煞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要求，否认在中国有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也反对文艺界在抗日旗帜下的联合。他指责“国防文学”提倡者是“资产者的辩护士”，“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注：《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新东方》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29日）。当时从国际到国内，托洛茨基分子正在反对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诬蔑革命力量，徐行的观点实际上附和了这种思潮，因此遭到革命作家的驳斥。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等文，分析了在抗日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指出徐行实质上是在以“左”的面目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批判徐行的过程中，“国防文学”的倡导者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周扬在《现阶段的文学》（注：《光明》第1卷第2号，1936年6月）一文中，简约地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接着指出：“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同时，周扬认为，统一战线内部“斗争并未终熄”，“革命文学应当是救亡文艺中的主力”（注：《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茅盾也就“国防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产文学。这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这是排除一切自馁的屈伏的汉奸理论的文学。这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的文学”（注：《需要一个中心点》，《文学》第6卷第5号，1936年5月，署名波）。郭沫若认为“国防文学”的创作内容“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注：《国防·污池·炼狱》，《文学界》第1卷第2号，1936年7月）。“国防文学”主张者还着重地说明，这种文学同鼓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尖锐对立的，而同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文学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根据当时抗敌斗争的任务，他们虽然强调创作抗日救国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并不排斥不写或少写抗日题材但赞成抗日的作家。
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历史转折关头，“国防文学”的某些倡导者还不能充分认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因而也暴露出若干“左”的或右的不正确观点。有的以“国防文学”口号划线，提出“国防文学的联合战线”（注：黄俞：《新的形势和文学界的联合战线》，《文学界》第1卷第3号，1936年8月）；甚至断定‘从今以后，文艺界的各种复杂派别都要消灭了，剩下的至多只有两派：一派是国防文艺，一派是汉奸文艺“（注：《文艺界的统一国防战线》，《生活知识》第1卷第11期，1936年3月20日）。有的人看到民族矛盾上升而低估国内的阶级矛盾，盲目乐观地认为”这里没有这样的问题；谁统一了谁“（注：《论两个口号》，《文学界》第1卷第3号）。也有人错误地提出：”普洛不应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注：徐懋庸致鲁迅信），”’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注：新认识社同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新认识》第1卷第2期，1936年9月20日）。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从陕北革命根据地来到上海，他向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