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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辱家门，把她打伤了，内心却很难过。没有收入集子的短篇《集成四公》，刻划骄横凶狠的地主，在得知农民揭竿而起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对于这类人物的外强中干，写得入木三分。作家将剥削者压迫者的丑态揭露出来，加以嘲弄，但写得比较含蓄，主要不是依靠夸张，而是揭示出事件本身的矛盾所在，因而具有内在的讽刺力量。他写的小说题材不同，表现方式多样，注意构思和剪裁，而且都有严肃的思想意义。抗战爆发后，蒋牧良主要从事新闻报导工作。
当时相当活跃而又享有盛名的作家还有丁玲。丁玲出身没落士绅家庭，早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五四”以后多种思潮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七的秋，在彷徨苦闷中开始写作小说。她后来概括自己进入创作生涯时的思想状态是：“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上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注：丁玲：《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人民文学》三卷二期）这种思想情绪在她初期作品中留有明显的印记。丁玲最初引起注意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初。其中描写的莎菲，是一个在“五四”浪潮中冲出封建家庭的叛逆女性，她痛恨和蔑视周围的一切，却没有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她将“个性解放”的要求和自己的全部生活目的混同起来，错误地理解为应当“享有我的一切”。这种没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使莎菲堕入自我毁灭的绝境。小说曾在一部分由于大革命失败而彷徨歧途的知识分子中间激起过共鸣。后来收入短篇集《在黑暗中》的其它各篇，大多也弥漫着比较低沉的情调。一九三年前后，由于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又得到“左联”的直接帮助，丁玲的创作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三年春上海》（注：丁玲曾经写过两篇题为《一九三年春上海》的小说，此外所指的是第一篇）写的是知识青年美琳为蓬勃展开的革命形势所吸引，毅然抛弃庸俗的生活和爱情，在实际斗争中发现了新生的喜悦。小说的视野较前开阔，色彩也较前明朗。写于一九三一年秋的中篇《水》，以该年震动全国的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反映了湖南地区农民在空前的天灾面前，更加认清阶级矛盾、思想迅速变化的现实，暗示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际上乃是比汹涌的洪水更大的祸患。这篇小说以主题的战斗性和题材的现实性，受到读者的好评，发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此后，丁玲还写了一些短篇：《消息》刻划一群工人家属盼望革命队伍胜利的迫切心情：“要他们早些来！”《奔》通过几个农民在农村中无以为生、到城市又找不到工作的遭遇，从侧面反映出城乡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局面，烘托革命形势的高涨。艺术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外，写于一九三一年的《田家冲》，虽然在主题安排上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通过复杂的生活，塑造了几个富有性格的人物，象么妹、大哥和三小姐，都写得生动活跃，有血有肉，便连着墨不多的姐姐和小哥，也各有特点。小说对当时那种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作风，实际上是有力的否定与冲击。丁玲的创作在以后的更重大的发展。
创作比张天翼他们开始得早些，在这个时期以新的成就受到文坛注意的，有魏金枝、彭家煌等人。他们都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写作的。魏金枝（1900—1972）以《奶妈》、《白旗手》等作品见称于时。《奶妈》从侧面描写一个艰苦斗争和英勇牺牲的女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后残酷的阶级斗争，并对于那些失业后过着“没有纪律的颓败的生活”的小市民们也有所批判。《白旗手》写一群招来的新兵不安于“豸虫”般的生活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对于这些新兵们的生活和心理作了比较细致的描绘。作风略近于魏金枝的是彭家煌（？—1933），他有《怂恿》、《茶杯里的风波》、《喜讯》等短篇集，在细腻简洁的笔触下流露出作者对世事的愤懑和抗议。《贼》画出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和冷酷无情的灵魂。《奔丧》写的是农村破败和荒凉的景象。《喜讯》一篇，则通过拔老爹盼望儿子，而他得到的“喜讯”却是儿子在外因为“政治嫌疑”被判十年徒刑的故事，对时代的血腥恐怖作了侧面的反映。他的小说题材多样，由于大多来自亲身的经验或者实际的观察，写得真实动人，而且结构自然，文字朴素，给人以亲切之感。魏金枝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作品不多，而写作勤奋的彭家煌又过早去世：这些都限制他们获得更多的成就。但他们的作品同样反映出左翼作家沿着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摸索前进的步伐。
比张天翼等人稍后出现，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是艾芜和沙汀。他们在开始文学活动之后，曾经联名给鲁迅写信，请教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鲁迅那封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就是对他们的答复。可以说艾芜和沙汀是在鲁迅的关心下，遵照鲁迅的教诲而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
艾芜，原名汤道耕，出生于四川新繁县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家庭。五四运动爆发时，艾芜还是一个小学生，但他自述：五四“给我的影响是不小的”，“总是捧着《新潮》、《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国》来读，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管白费多少力量”（注：《艾芜短篇小说选·序》）。一九二五年，由于不满守旧的学校教育和反抗封建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从“劳工神圣”的信念出发，决心“凭我的双手、我的劳力走到世界上去”，“坦然接受着一个劳动者在旧社会里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难”（注：《艾芜短篇小说选·序》）。从此，在整整五六年的时间里，艾芜漂泊于我国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在社会底层过着自食其力的贫困生活。一九三一年春，因为参加缅甸的革命运动，被英帝国主义遣送回国。在国内，他怀着把他“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的决心，开始从事创作（注：《南行记·序》）。这些经历，为艾芜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领域。把我国西南边境的绮丽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首先带到文学作品中来，是艾芜对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他的第一个短篇集《南行记》中的八篇小说，都是作者漂流生活的反映。首篇《人生哲学的一课》，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描写知识青年“我”流落昆明、走投无路的遭遇。他四出寻找混口饭吃的职业而不可得，因为交不出房金，眼看就要被人赶出客栈，连个栖身之处也将失去；但仍然执拗地表示：“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下去！”这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作者自传的性质；而蔑视困难、勇敢地向生活挑战的坚定不屈的态度，也确实贯串在艾芜的许多作品中，成为他的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其中《山峡中》是一篇技巧圆熟的作品，它描写了为当时一般人所不熟悉的生活天地和人物性格。这是一群被不合理的社会抛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人们，他们懂得“懦弱的人，一辈子只有给人踏着过日子”，却还不曾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只是过着流浪和盗窃的生活。作品着重地描写了一个叫做小黑牛的悲惨的命运。这个老实的农民，“在那个世界里躲开了张太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在这里，作品严厉地批判了逼迫小黑牛走上这条不幸道路的旧世界。作者把故事放在一个夜色凄厉的背景上加以描画，情景交融，气氛更为动人。《洋官与鸡》和《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两篇，写的是帝国主义者对边疆人民的勒索和蹂躏。在对那些海盗进行笔伐的时候，前者含着轻蔑的嘲讽，后者充满难以遏抑的愤怒之情。短篇集《南国之夜》中的《南国之夜》和《欧洲的风》，写的虽是缅甸和中缅交界地方人民的生活，但改变了自叙身世的第一人称的写法。《咆哮的许家屯》一篇，反映我国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兽行的浴血斗争。有些人物形象如蔡屠户、阿龙和汉奸马老么等写得相当鲜明。在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的一九三三年，《咆哮的许家屯》的发表起到了积极的鼓舞斗争的作用。除《南行记》和《南国之夜》外，艾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有中篇《芭蕉谷》及《夜景》、《海岛上》等集。写得较早，没有收入集子的短篇《太原船上》，借着与红军作过战、为红军所俘的国民党士兵的口，曲折地歌颂红军的英勇业绩，反映苏区的崭新风貌，曾经得到鲁迅“写得朴实”的首肯（注：转引自《艾芜短篇小说选·重版题记》）。
艾芜的小说善于将抒情、叙事、写人三者结合起来。在他笔下的下层人民，包括那些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盗贼，虽然性格已经不同程度地被社会扭歪了，沾染上许多恶习，内心深处依旧保持着善良诚挚的品质。当周围是那么黑暗和污浊，命运对于他们又是那么残酷和不公正的时候，这些品质就显得格外光采夺目，增强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念和斗争下去的勇气。不是凭借外加的标语口号，或者硬添的光明尾巴，而是透过人物形象本身表现出来，因此洋溢于整个作品中的明朗氛围和乐观精神，使小说具有一种内在的战斗的思想艺术力量，这也是艾芜作品具有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而生活实感又很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沙汀与艾芜曾经是成都省立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一九三一年在上海重逢后，共同献身于文学事业。沙汀最初的创作企图是反映当时的伟大土地革命和多方面地刻划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短篇《法律外的航线》可以说是这时期作品的代表。作家把他摄取生活的镜头放在航行长江的一只外国商轮上，既写出了帝国主义者对待我国人民的海盗式的面貌，也显示了长江上游两岸逐渐咆哮起来的农村图景，可以看出作家可贵的革命感情和巧妙的艺术构思。但由于缺乏斗争生活的实际体验，描写无法深入；有关红军的活动和党领导下的农民暴动的情节，一般都用侧面的、虚写的方式表现，若隐若现，不容易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沙汀以后便把笔端转向了他所熟悉的四川农村，赢得了“农民作家”的称号。农民中被压迫者的苦难生活和纯朴心灵，以及封建统治者及其走卒们种种可鄙可笑的行为，成了他接着出版的短篇集《土饼》和《苦难》的主要描写内容。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可是在地方军阀的中世纪式的统治下，闭塞落后，生活象死水般沉滞，霉烂发臭，又充满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和丑事，是个十足的黑暗王国。在《凶手》、《丁跛公》等篇中，沙汀已经显示出他善于表现这种阴暗的现实生活的特殊才能。沙汀同张天翼一样，也是在描写人物的性格和遭遇的时候显示出讽刺锋芒的；但沙汀没有张天翼那种明快和机智，而以含蓄和深沉见长。沙汀是一位以革命现实主义著称的作家。在怎样真实地揭露和有力地鞭挞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方面，他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功。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和理论方面的情况一样，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这种现象一出现，立即受到鲁迅的批评；没有多久，也引起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象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人，正是在小说创作中率先纠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初期的这种幼稚倾向而取得了可喜成果的代表作家。他们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有所克服；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这样的进展，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成就，同时也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成长。
第二节：叶紫和“左联”后期的新人新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比上述小说作家出现得稍晚，而在描写农村阶级斗争方面有重要成就的作家是叶紫（1912—1939）。叶紫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当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他的叔父是益阳县农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父亲和姐姐也都参加了农会斗争。暴见骤雨式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