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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作品中某些低沉情绪已扫除干净，在深刻精细地描写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同时，如火如荼的气势分明可见。作品避免了国统区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革命文学作品常有的工农形象苍白、人物转变突然或硬加上一个光明尾马的公式化、概念化缺点。比较起来，《还乡记》虽然在人物塑造的丰满程度和艺术表现的完美方面不如《淘金记》，但这部小说毕竟表现了新的主题和人物，而且艺术上仍能与思想内容达到基本统一。生活实感较强，乡土气息浓郁，人物刻划真实，仍然是这部作品的特色。
抗战胜利前后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短篇集《呼嚎》和《医生》，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迅速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统区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表达了城乡人民在民主运动中的战斗要求。有的作品通过人物对某种件态度的集中描绘，鲜明地刻划了性格特征并表现了尖锐的主题。如《范老老师》和《呼嚎》，由于突出地刻划了范老师的诚实、认真和廖二嫂的耿直、倔强的性格，强调了他们的单纯而牢固的信念，揭示了矛盾的深刻、激烈，因而充分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反对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强烈愿望。有的短篇在精心选取的生活片段中，通过一两个典型情节，对反动事物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如《医生》一篇象一个绝妙的独幕讽刺喜剧。它写四川解放前夕一个老中医在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的情况下，愤怒地咒骂蒋介石是“瘟牛脑壳”，而且由他所熟悉的种种“疮症”联想到已经无用的钞票上那张“突颧骨丑脸”，因而决定用钞票来摊膏药，于是满怀恶趣和愤恨地将膏药往那张“丑脸”上涂。作品以毁灭性的笑为武器，揭示出违背民意的将介石反动政权的必然崩溃。此外，写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的《炮手》，讽刺伪国大选举的虚伪性的《选灾》，揭示反动分子色厉内荏、本性难移的《酒后》等，都表明作者对于短篇体裁愈益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技巧更趋圆熟。综观沙汀的短篇小说，大多选材精严，构思巧妙，善于截取表现力强的侧面，提炼不落俗套的故事情节，从小见大，以部分暗示全体。情节单纯而丰满，描写精炼而从容；在最能表现性格特征的环境中突现人物，在一个片段里提出现实中发人深省的迫切问题，因而能使人在短小篇幅中得到思想启示和艺术感染。但也有某些短篇，或者失于冗长繁琐，或者偏于曲折晦涩，妨碍了读者对作品内容的理解。
从上面概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沙汀的小说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抗战以来国统区农村的生活和斗争，艺术上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虽然由于生活面和政治视野不够开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但在作品所写到的题材范围内，他的小说对时代的本质进行了开掘，从讽刺、暴露的角度反映了现实的主要矛盾斗争，在深入揭露国民党农村反动统治基础——保甲、帮会制度和地主豪绅势力方面；在写出个性鲜明而又有概括意义的人物方面；在短篇小说体裁的运用和富有特色的四川农村风俗画的绘制方面；在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力求思想、生活和艺术三者的统一方面；在战斗的、讽刺的艺术风格的探索和实践方面：他的小说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第四节：报告文学、杂文、散文
报告文学在抗战初期异常发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当时，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用相当多的篇幅发表通讯、报告一类作品。以本时期影响较大的两个刊物《抗战文艺》和《文艺阵地》为例，从一九三八至三九年，每期发表的通讯、报告少则二三篇，多至五六篇。报告文学丛书也大量出版，如以群主编的《战地生活丛刊》，第一辑就出版了八种；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也出版了许多报告文学集。其它如《战地报告丛刊》、《战地小丛刊》、《抗战文艺丛刊》、《抗战报告文学选辑》、《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等，也都纷纷出版。“文协”研究部一九三八年秋在重庆文化座谈会上一个报告中说：“我们从前方的通讯来看，就可以看出报告文学正开始尽着一个伟大的任务，这任务就是给战士们传递战斗经验和教训。”又说：抗战以来，“结构极为庞大的作品渐不多见了，已大抵属于短小精悍，富有煽动性的速写和随感——即所谓报告文学和杂文一类。”（注：《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界》，《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1938年10月15日）可见报告文学在抗战初期的活跃。从作者队伍来说，除了坚信“文艺与抗战无关”的梁实秋们以外，很少作家没有写过这类作品，如郁达夫、台静农、适夷、夏衍、丁玲、沙汀、东平、周文、何其芳、卞之琳、萧乾、刘白羽、荒煤、曹白、姚雪垠、吴伯箫、罗荪、以群、骆宾基、碧野、黑丁等，他们虽然是在战前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流派和创作思想不尽相同，但这时候都为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所鼓舞，或多或少写了一些通讯报告作品，以自己的笔为救亡图存的急迫任务服务。他们与原来不知名的许多青年实际工作者一道，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通讯、报告文学的作者队伍。除前面已作为小型作品提到的一些散篇报告之外，这里着重介绍几位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将上海“八·一三”战争血与火的战斗实况呈献在读者面前并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家，首先要推丘东平。他发表在当时抗战刊物上的许多篇战地特写（注：丘东平遇难后，这些战地特写曾由胡风作为短篇小说编入《东平短篇小说集》（后改称《第七连》）中，因而常被人误作小说看待）和通讯，有力地抨击敌人的罪恶，赞颂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借一个女难民之口，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屠杀上海市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表现了上海市民不甘屈服，在敌人屠刀下奋起自卫反抗的壮烈图景。《第七连》和《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两篇则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背景上表现了国民党抗日军队下层军官和士兵的爱国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同时也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在对日作战中仓促应战、武器装备恶劣、士兵缺乏军事训练等导致战争失败的不良现象，揭示了国民党长期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恶果。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本质所致，这些作品中弥漫着战争失败的浓重的悲剧气氛。《叶挺印象记》（注：载《七月》第3期，1937年11月16日出版）一篇，则记叙了刚从国外归来、即将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的刚毅、朴实、平易可亲的性格。一九三八年春丘东平参加新四军以后，积累了许多新的生活素材，写了一些迅速反映人民军队抗击日寇、开展人民战争的报告作品。这些作品扫除了过去那些战地报告中过于沉重阴暗的气氛，充满着战斗的乐观主义和胜利的信念。《王凌冈的小战斗》显示出新四军迥然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本色：与农民群众结成的鱼水关系，使他们在对敌作战中不是被动挨打，而是机动灵活，充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友军宫长》和《溧武路上的故事》，通过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不同本质的对比，歌颂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新的斗争生活。《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一篇，则以我方特务营营长及其全家被汉奸、反共分子杀害的真实事件，揭发和控诉了国民党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破坏抗日、分裂倒退的罪行。
在抗战初期许多报告文学作品只拘泥于事件的单纯记录而忽略人物刻划的情况下，丘东平的战地报告由于注意写人，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而引人注目。他表现国民党前方将士时，能从实际生活出发，着笔较有分寸，不是一味歌颂。这些作品大多运用第一人称手法，但不是由作者直接出面，而是借助作品主人公（如军官、难民等）的自述，在紧张剧烈的战斗中凸现人物，写出事件的进展。笔锋刚健，描绘真切而又倾注着作者的感情，有浓烈的战争气氛。
带来上海战争的战火硝烟的，还有写作报告文学很活跃的作家骆宾基。他不仅写了收有《救护车里的血》、《在夜的交通线上》、《难民船》、《一星期零一天》等七篇报道上海军民英勇抗日、列为《烽火丛书》第五种的《大上海的一日》，并且发表过著名中篇战地报告作品《东战场别动队》。这篇报告写作者亲自参加过的上海郊区一支由工人与学生自愿组成的别动队的故事。队伍刚刚组成就仓促地投入了战斗。激烈的征战，严峻的考验，战争的炉火把钢与渣区分得清清楚楚。平时军纪不严的一些工人队员在生死关头表现得坚定果敢，而平时夸夸其谈的个别知识分子，关键时刻有的胆小怕死，有的临阵叛逃。作品通过对比的手法来表现战争对人的锻炼，显示出多数人在战火中愈战愈有经验，终于取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作品写得很有战争气氛。但游击队活动的特定环境没有清晰的表现，人物也缺乏性格刻划。
不同于丘东平、骆宾基笔下上海市区与近郊阵地战的惨烈战况，作家碧野的战地报告则描绘了北方农村广袤原野上游击健儿在八路军影响下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壮丽图景，展示了以农民为主的群众自发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的画幅。在抗战爆发后，碧野有六个月跟随部队转战于滹沱河畔、太行山麓。战争的实际感受促使他写下了两部报告文学集：《太行山边》与《北方的原野》。它们各包括一组彼此可以独立，又互相连贯的短篇。这些作品显示了自己的风格特色：笔力雄健，气势奔放，人物的紧张的战斗行动与雄浑壮观的自然景物交融在一起，渲染出浓郁的战场气氛。《太行山边》主要写部队的作战场面，其中《滹沱河夜战》一篇，记述并描写了激烈多变的战场景况，艺术感梁力较强，在刊物单独发表时得到了好评。《北方的原野》是把部队的战斗生活与农民自发的抗日武装斗争（如自卫组织红枪会等）交织起来写的；主要不是直接写战斗场面，而是着重写行军见闻。作者善于利用紧张战斗的空隙，从容地揭示人物的精神境界。在众多的人物中，青年农民黑虎、农家孩子桂儿和河北河南两省红枪会的总头领朱司令写得颇有声色。整个作品的笔触明快、奔放，其间穿插着诗情画意的片断，更增加感人的力量。如描写远望着原野上的城池：那“闪耀着武安城的雉堞，一条银白色的小河在城旁飘泻过，象一个钢盔旁边摆着一支剑。……”形象贴切，从生活中得来，与整个作品的战争气氛非常协调。
上一时期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散文通讯的萧乾，抗战爆发后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曾在国内外进行广泛采访，写了大量通讯报告，最初结集的是一九三九年出版、列为《烽火丛书》第十种的《见闻》，以后又将这些报告收入《人生采访》。对于国内的抗战现实，他“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注：《人生采访·题记》），一方面赞颂了国民党军队下层军官士兵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支撑抗战局面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则揭露了“这个古国在种种现代花样下，蕴藏着怎样根深蒂固的腐朽卑污”（注：《人生采访·题记》）。《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一篇，以动人心魄的笔墨，描绘了二千五百万民工“铺士、铺石，也铺血肉”的事迹，对修路民工唱出了热情的赞歌，表现了人民群众无比的创造力；同时作品还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不顾筑路民工的生计和死活，使他们在过着几乎乞讨的艰苦生活和不安全的施工条件下成千上万地死亡的罪行。萧乾也有赞颂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作品。一九三八年秋天写的《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用八路军爆破队长自述的口吻，写出了敌后游击战的威力。作者本时期曾到过英、美、印度、印度支那等地。在英国写的《矛盾交响曲》、《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等篇较有特色。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以绚丽多彩的笔墨，展示了战时英国伦敦“善与恶”“好或是坏”相交织的五花八门的景象。作品还多次表现了英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和支持，如在伦郭上演的一个名叫《雷岩》的戏剧中，两个美国青年对话时说：“生命？在中国才有生命，因为善恶在交搏哪！”这里表达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热烈的向往。萧乾的通讯报告新闻性强，材料丰富，善用典型事例，文字活泼洒脱，手法富于变化，因而既有较强的说服力，又能给人以艺术感染。
在报告文学中较早、较深刻地暴露了国统区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