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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还是被拒绝了，但我走出了第一步，就得继续走下去，后面的每一步都很艰难，会有各种阻碍。虽然我宣布退出了比赛，但是，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完全退出比赛，只要网络存在一天，比赛就会继续一天。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网络是怎样一个平等、自由的空间。而我们的现实生存空间也会因此而变得更明亮、更宽广。
这一天真是漫长的一天，我都记不清接了多少个电话，回了多少封E…mail了，接待了多少家媒体，一整天就在忙碌与不平静中度过了。当我终于有机会坐下来静一静心的时候，发现整个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我想着，自己是否应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然而，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了事情的焦点和矛盾所在，身不由己，无法选择退出旁观或者一点也不受影响。
在都市快报之后，紧接着是钱江晚报、浙江青年报、羊城晚报、成都商报、北京日报、文汇报、宁波晚报、宁波服务导刊、上海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扬子晚报、网络周刊、人民政协报……国内几百家媒体都用大幅版面报道了这件事。看到那些或转载或采访过后写出来的报道，我有点招架不住。善良的人很多，善良的愿望很多，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根本不了解事情的整个经过，他们只是盲目地支持、盲目地关心着我、支持着我。甚至有记者来电话问我：“你是否和胡秘书长联合起来炒作？”我哭笑不得，炒作吗？我有必要用自己的尊严和健康做代价去炒作吗？我的平静生活全被打乱了，这就是“炒作”的结果。如果真的要炒作，直接让我参加决赛不是更好的炒作吗？我只能说，胡秘书长和我都不懂炒作，却偏偏成了一种炒作。为了这个意料之外的炒作，我身心疲惫不堪。
宣布退出比赛
事情到了十一月十四日又是一个转折，曾担任过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人的许行贯开始关注这件事，并表明了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浙江省大赛组委会也表明了态度，我作为特邀选手而浙江省第二名将作为正式选手的说法被推翻了，在浙江青年报头版有一个醒目标题：“就浙江网姐冠军‘菜青虫’陈帆红退出‘中国网姐决赛’事件浙江赛区组委会明确表示：陈帆红是浙江赛区参加全国决赛的唯一合法代表”，文中浙江赛区组委会秘书长王文序表示将为我争取正式参赛的权利，如果全国组委会不接受我作为正式选手，浙江赛区将放弃参加网络小姐全国决赛。有意思的是，几乎每篇报道里，都是用了“残疾青年”来描述我。整个事情不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转化成了残疾人是否应该平等参与社会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我仅仅是因为手术后的康复而坐在轮椅上，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大家已经把我当作是残疾人了，我有点担心，如果有一天我康复了，能够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说“看！陈帆红是个骗子，她欺骗了我们大家！”？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想那么多，我只能跟着事态的发展走一步是一步，我和所有人一样，不知道事情会是怎样一个结果。
浙江赛区组委会的态度，打消了我曾经有的疑虑。在我参加浙江赛区选拔赛的时候，浙江组委会专门请了一个学生帮我推轮椅，他们也专门去为我借了才艺表演用的钢琴，每个人对我都很友善。是啊，他们没有理由为了将浙江赛区的第二名作为正式选手而伤害不知情的我，他们也没有理由不为自己选出来的冠军争取她应有的平等的参赛权利，我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猜测脸红。
再看看来自世界各地的E…Mail，更是让我惭愧不已，我真有大家说的那么坚强吗？我真有大家说的那么优秀？我真的值得大家那么关心吗？我审视着自己的内心，菜青虫啊菜青虫，你还是那条快乐地眨着眼睛的小虫吗？我快乐，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我痛苦，我必须得“坚强”地为自己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人生为什么总是快乐与痛苦交织着？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将来很迷茫，我能度过这个难关吗？我能找回自己被践踏了的尊严吗？我能要回属于自己的平等权利吗？
电视里滚动播放着关于我的采访，那个女孩说话很锋利，眼神很冷，神情很陌生，那是我吗？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平时的微笑后面，还隐藏着另外一面，在不得不反击的时候，我会成为另外一个人。我坚持着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我又是随和的。我一点也不后悔把自己的另一面表露出来，这是真实的我，缺少任何一面的我，都不是完整的。
想起大学时代经历过的一件事，和这一幕是多么的相似。记得那是一个早晨，上实验课，老师迟到了一刻钟，在他迟到的这一刻钟时间里，同学们都开始做其它的事了。老师一走进实验室，发现我们都没有开始做实验，立刻大发雷霆，叫我们全部都回去，不用做实验了，“这次实验你们都是0分！”，我不敢相信这竟是一位迟到的老师应该说的话。难道他不应该为他的迟到道歉吗？他自己浪费了大家一刻钟的时间，却又表现得好像错都在学生身上。性格中的另外一个我在那时忍不住站了出来：“你自己迟到了这么久，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其它的事？”老师显然是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自己的话竟然会受到质疑。接下去，老师又说了一句：“其他人继续做实验，你不用做了，回去吧，0分。”这是我听到的第二个0分，意外之余觉得非常气愤，于是一把拉了老师就往实验室外走：“走！我们一起去见校长！”老师愣住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去见校长？”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校长要是说这种情况可以打0分那就随你怎么打分！”可能这位老师从来都没有碰到过像我这样的学生，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到了实验室门外，他看了我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进去做实验，是多少分就多少分。”尽管我做的很好，最后这次实验我还是只得了三分，当然比起0分要好了许多，幸好后来这个老师再也没有带过我们实验课。如果我不曾坚持自己是对的，那么我可能只能得到0分了。现在也是一样，如果我不坚持对的，我也就得不到一个对的结果。很多人都说我太锋芒毕露，也有人说我太硬没有韧性，中国人喜欢“忍”，似乎“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我却不这么认为，有很多时候确实需要忍，但是忍是有一个度的，在一些特定环境下，只有保持一种“强”的状态才能使自己坚持下去。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要保持着那种状态，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浙江赛区组委会表态后，媒体纷纷将焦点集中到全国大赛组委会上。当天下午，钱江晚报头版上刊出了一篇《大赛组委会：乐见“菜青虫”参赛》，这是一篇采访胡秘书长的报道。
这篇报道中有一些问题很奇怪，似乎和很多现实情况不大一样。“组委会自始至终没有正式通知她不能参加决赛”，确实是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不能参加决赛，只不过有人通知我不能作为正式选手参赛。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不是一样，但是对我来说，实质是完全一样的。我经过严格的竞赛程序并在有公证的情况下获得浙江赛区的冠军，本身就是浙江赛区的唯一合法代表，不存在什么可不可以参赛的问题，只是以何种身份参赛却变成了大赛组委会需要协商的问题。我的正式参赛资格是我的合法权利，没人可以剥夺。对我来说，我在乎的只是一个平等的对待，而不是什么在比赛前就准备好的“特别奖”以及一个“特邀代表”身份。
“选择谁参加比赛，浙江方面有最终的决定权”，浙江赛区组委会不是一直在为我争取参加比赛的权利吗？难道说他们一直在为我争取的只是一个特邀选手的参赛权？那么他们在为谁争取正式选手的参赛权呢？
“但决赛的规则不能因为个别人的特殊情况而改变。如果因为陈帆红腿不好而更改比赛规则，这对其他省市的参赛选手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为什么不跳韵律操就是对别的参赛选手不公平？为什么不能选择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我没有要求一定要弹钢琴，我所要求的只是一种对大家都公平的方式。既然浙江省的比赛能够灵活地运用大赛规则来让每位选手都充分地展示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女性风采，为什么全国大赛组委会却反而做不到呢？其实如果组委会坚持要求比赛中要跳韵律操的话，我想我也完全可以做到，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跳他们所要求的韵律操。其实，参加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参赛资格对我来说也只是一种形式，看了前一天晚上浙江卫视电话采访胡秘书长，听到了他说“陈帆红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走台步、跳韵律操”，听到了“我们早就准备颁给陈帆红特别奖”，再看到这篇报道，我无法相信对方是把我当作和普通人一样看待的。
媒体已经开始把焦点放在大赛组委会是否让我参赛，或者是如果大赛接受我，我是否应该参加比赛。在我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之前，在我没有得到我要的平等和尊严之前，我又怎么去参加比赛？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和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他们都在看着我，我走的每一步，都可能是他们会经历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明白，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只是要回属于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至于比赛不比赛，一点都不重要。而很多人却误解为我想作为正式选手参加比赛。无论我是残疾人也好，不是残疾人也好，每个人的尊严与平等的权利难道不是应该被尊重的吗？
我对每一个来采访我的媒体都这么说着，不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为了这一切，我无法再过回我原有的平静生活，家里从早到晚挤满了媒体，我们的用餐时间也变得很不正常，往往是下午两点多才吃中饭，晚上八点多才吃晚饭。而休息时间更是完全被打乱了，每天得十二点多才能睡觉，早上六点钟不到就得开始接各种电话。我们全家都处于一种疲劳状态下，爸爸妈妈无时不在担心着我的身体，他们都害怕肿瘤再一次地复发，而我，为此可能需要再次动手术。
战斗的状态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阶段，事情不断地在变化着。十一月十五日浙江赛区组委会秘书长王文序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将和浙江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就大赛组委会道歉问题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我们全家都以为事情可以结束了，开始设想着第二天的平静生活。下午，他们来了，王文序和黎洁，同时来的还有好几家媒体。也许对于媒体来说，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卖点——浙江赛区组委会负责人带着全国组委会的意思和陈帆红对话。对于我来说，对方如果对事情能有一个明确的解释，那么事情到这里应该说可以结束了，我和任何组委会都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也许是因为在场的媒体太多，所有的镜头、话筒都对着我们，王文序和黎洁对我说的所有话仅仅限于对我的看望和慰问。从头到尾有关全国大赛组委会的话只有一句：“我们还在和他们沟通。”看着周围那么多的记者，有的举着相机在对我猛拍，有的举着灯爬得高高的，有的扛着摄像机很近地对着我特写，有的拿着笔在本子上不时地记录着些什么。我心中反而释然了，众生百相，我不能要求人人都和我一样，我只能自己坚持着不放弃初衷。
情况微妙地变化着，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上海某报的L记者打来的。他想通过电话采访我，一想到在场的人都很紧张，缓和一下气氛也好吧，我便答应了。没想到对方问出来的问题，竟然个个都是反面的：“你是不是一直就因为自己的残疾而自卑？”、“全国大赛组委会把你作为特邀选手，你有没有想过这实际上是对你的关心吗？”、“你是不是比赛前就打算退出？”……当我耐着性子回答完了前几个问题后，便提议请他去采访胡秘书长。L记者告诉我他已经采访过了，从对方的回答中他觉得我自身似乎有些问题，从L记者的话里我听出另外一层意思：你不仅身体残疾，你的心理好像也不大健康。对于一个不了解我的人，我无法解释更多。末了L记者又说：“胡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