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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美，我喜欢将化学中关于平衡的论述和生活联系起来——生活就像化学反应，旧的平衡不断地被打破，新的平衡不断地产生了。
也就是那一年，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做生物医学博士论文的哥哥出了严重的车祸，幸运的是抢救及时。半年后哥哥身体基本恢复的时候，我再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妈妈，爸爸当时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二十一岁……”
折翼的梦
一九九六年，我大学毕业了，因为是女性，工作很难找，很多专业对口的单位情愿要高专毕业的男生也不愿要我这个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的本科生。幸亏中国兵器工业五二研究所宁波分所的所领导接收了我，我被分配到表面中心从事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研究所工作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尽管刚进所时工资和其它单位比起来低了些，尽管单位离家很远，来回需要骑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但是同事们之间的和睦相处、领导的信任、宽松的工作环境，却不是每个单位都有的。十二月份的时候，在所里的计算机中心，我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看着写好的电子邮件，通过一根普通的电话线和一个带modem的电脑就能够发送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觉得太神奇了，在学校里一直痛恨电脑的我对网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我收到大洋彼岸的哥哥回给我的E…Mail的时候，我兴奋极了，把哥哥的E…Mail打印出来，带回家给爸爸妈妈看。我通过E…Mail联系着美国的大学，有好几所都给我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有的大学不仅给我发来了第二年秋季班的录取通知书，同时还提供了全额奖学金。
就在我兴高采烈，为自己就快能去美国攻读化工博士欣喜跳跃的时候，我的命运之路却悄悄地转了一个弯，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九六年的最后几天，在上班的路上，我习惯性地抄着近路，轻巧地蹦上花坛，却毫无预警地摔了一跤，膝盖摔的很疼，几乎爬不起来。歇了一会儿，我拍拍身上的灰，站起来走到楼上的办公室上班。后面的几天，我的膝盖不疼了，髋关节却疼了起来，走路也开始一拐一拐的，我以为是扭伤了，便没在意。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在妈妈的催促下，我向单位医务室申请到市内大医院去看病。我骑着自行车先到了中医院，医生见了我，对我说：“你还能骑自行车？你还能走路？脸色也不错，肯定是扭伤了，给你开点药吃就好了。”我吃了两个星期的药仍然没好，髋关节反而越来越疼了起来。妈妈陪我又去了一趟中医院，妈妈担心地问医生：“会不会骨头里有什么恶毛病了？”医生仍然是那些话，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妈妈的猜想，也使我们安下了心。但是，看了近两个月，不管怎么吃药，怎么休息，我的腿因为痛总是一拐一拐的，有的同事都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有意装出来，以便于自己上班偷懒。我是有苦说不出，只好再次向单位医务室申请换个市内大医院去看病。
妈妈陪着我骑车到了宁波的另一家大医院，医生看到我之后也认为我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扭伤了，妈妈问医生能否给我拍张X光片检查一下，医生认为没有必要，觉得我们太小题大做了。妈妈恳求医生让我拍一张X光片看看，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放心，医生终于勉强答应了，开了一张拍摄单，拍好X光片后，根据规定得两天后再来看结果，那时候就能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了。
两天后，我一个人骑车去拿片子和报告，看着手里的报告，我始终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一直都很健康的我竟然会被诊断为“先天性半脱位、病理性骨折”，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还赶得上六个月后的博士入学吗？我开始快速地在心里假设治疗和恢复所需要的时间，最后觉得应该还来得及，也就松了一口气，不就是摔一跤摔坏了嘛，等我治好了，还跟原来一样。我拿着报告和片子找了一位专家门诊的医生，医生看看检查报告，又对着我的X光片反复地看着，脸上露出一种疑惑的神情，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难道比报告上还要严重？
医生有点迟疑地告诉我，我的左腿髋关节不仅有点半脱位，股骨内还有坏死部分。他让我再检查一下血液情况并做一个全身骨扫描，由于做大型检查，得经过单位领导及市卫生局的批准，我先打了电话回家告诉爸爸妈妈医生的初步诊断，听得出来，电话那端的妈妈很紧张。妈妈让我先回家再说，等爸爸回家后商量一下。
我骑着车向所里请了个假便先回家了，回到家，爸爸妈妈一脸凝重，爸爸立刻拨通了我叔公吴守义的电话，他是骨科权威，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问了一些有关关节半脱位及股骨头坏死的情况，叔公耐心地一一回答我们，让我们先放下心来，不要着急。挂下了电话，爸爸含着眼泪对我说：“都是爸爸不好，忙着工作，没有多关心你，你一开始说疼的时候，就应该重视的。”其实我一点都不怪谁，要怪就怪自己一开始挑错了医院挑错了医生，白白耽误了两个月的时间。
当我准备要去做全身骨扫描的时候，却被告知该测试仪器坏了，要修好得过一段时间。我们去找医生，医生让我改做MRI核磁共振。
我一个人被送进了核磁共振室，躺在一个长长的筒里，房间门被关上了，爸爸妈妈被隔在了门外。躺在长筒中，感到有点压抑、有点窒息，机器发出的“笃，笃，笃，笃”的声音，时而缓和时而急促，让我想起寺庙中的木鱼声，我睁大了眼睛听着，一边想着被关在门外的爸爸妈妈是否已经知道了结果。
过了不知多少时间，机器的“笃，笃，笃，笃”声停止了，等了好一会儿，我被自动地送出了这个狭小的空间，我正想坐起来，一位年轻的医生推门进来阻止了我，他的手里拿着一个针筒：“骨头里面有点问题，再给你打一针加强剂，可以看得清楚些。”我点了点头，很听话地伸出胳膊让医生打针，凉凉的药水缓缓流进了我的血管中。机器又将我送进筒中。又是一遍同样的过程，一样漫长的时间，我心中一片清明，医生的这一针实实在在告诉我，我的腿有问题，而且不是小问题。我仍然怀着一线希望，住院也好，动手术也好，但愿这一切都能在六个月内结束。
可惜结果远不如我设想得那么完美，一张核磁共振的报告就粉碎了我所有关于六个月后的美好憧憬。
爸爸妈妈拿到报告的时候，都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检查报告上清楚地写着：股骨肿瘤。
和爸爸被错划右派、哥哥出车祸的年龄一样，这一年，我也二十一岁，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定数，我仍然没有逃开二十一岁的噩运。
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意外，我原本以为，最多摔坏了骨头，动动手术，恢复原状就好了，没有想到，所有的事情性质完全变了。
医生对我说，我必须得尽快做手术，将病变的关节换成一个金属的关节。爸爸问医生，金属关节对我的腿部功能是否有影响，医生很无奈地回答，他们无法保证手术后我的两条腿是一样长的。
由于有过三次误诊的经历，每次诊断的结果又不相同，爸爸妈妈不敢再随便带我到医院去了。我开始请病假在家休息，爸爸则到处打听哪里有可以不动手术的方法。爸爸还是不相信医生的诊断，他甚至假设那个被诊断为是肿瘤的东西会不会是我摔跤后产生的淤血。尽管我心里明白地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还是很愿意和爸爸一起把事情尽量地理想化一点。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到上海去看病，最起码可以把我的病情确诊下来。
一到上海，爸爸就带着我到叔公家去，正好叔公在接待一位医生朋友。看了我的片子之后，叔公明确地告诉我，没有半脱位，也没有骨折，那一块阴影是占位性病变，必须动手术才能解决，并提出了几种手术方案。爸爸总希望我是完美无缺的，一想到动手术会在我身上留下一条丑陋的疤痕，他便问叔公，手术的刀口有多大。叔公反问爸爸：“难道手术刀口大你就不动手术了吗？”旁边的那位医生也插口说道：“小姑娘现在得的是骨肿瘤，保住生命是第一位考虑的，然后再考虑保住肢体，接下去再考虑保住骨头，刀口大小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这一番话说得爸爸和我都哑口无言，确实，这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事实，我们想回避问题的关键，想等待奇迹发生，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叔公向我们推荐了上海的两位医生，并且分析了一下两位医生的各方面情况，最后让我们到瑞金医院骨科去找杨庆铭教授，七十八岁的叔公对杨医生的评价很有意思：“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只可惜年轻了一点，只有五十九岁。”这句幽默的话一扫爸爸和我有点沮丧的心情，
带着所有的检查报告，爸爸带我去见杨医生。杨医生一看我的片子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是骨肿瘤，而且已经将我的股骨头吃空了，只剩下外面一层薄薄的软骨支撑着我的体重，我必须尽快动手术，说着，立刻给我开了一张住院单。
在奶奶家等待住院的日子里，留下我一个人在上海，爸爸赶回宁波筹手术费用，取出家里所有积蓄，再向朋友们借了一部分，带着几万块钱，爸爸和妈妈两个人一起坐火车赶到上海。在精神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下，几天之内爸爸妈妈老了很多，他们既要担心我的身体，又要担心手术费用。爸爸和妈妈对我说：“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让你治好病。”
爸爸仍然没有放弃不动手术就解决问题的念头，到处打听，即便是街头随便散发的治疗肿瘤的传单，爸爸也很仔细地看着，报纸如果有一点相关的内容，爸爸都会剪下来仔细地留着。爸爸总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我曾经跑得有多快、跳得有多高、身体有多健康、性格是多么的活泼，他是多么地希望能够发生奇迹，能有一种神奇的医疗方法在一瞬间便将我医好。每天白天爸爸就在东奔西走中度过了，而一到晚上，他就睡不着觉，总希望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又像以前一样蹦蹦跳跳了。每天爸爸都会满怀希望地问我同一个问题：“秋秋，你觉得好点没有？”我很清楚，除了动手术之外，别无他法，我对爸爸说：“爸爸，别再抱幻想了，还是尽早让我动手术吧，病灶是客观存在的，再耽误也许反而不好。”
二十一岁的春天
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终于住进了瑞金医院骨科的病房。我走进病房的时候，其他病人都有点惊讶地看着我，我一坐下，她们就开始猜我的年龄，也许是我打扮得比较小吧，大家都猜是我中学生，说我看上去只有十四岁的样子。当知道我的病情后，纷纷表示惋惜，有的病友则热心地告诉我一些和手术有关的事，从那一刻起，我喜欢上了骨科病房，这是个充满温情和希望的地方。
住院的第二天早上，很多医生来查房，其中包括了各地来进修、实习的医生，十几个医生围在我的病床边传看着我的片子，根据片子中病变的形态，初步诊断为巨细胞瘤。杨医生嘱咐我要小心别摔跤，最好不要下地，因为我的股骨头已经很脆弱了，很有可能支撑不住我的体重而断裂，手术会因此变得很复杂。
好动的我很听话地一直坐在床上东张西望着，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做检查的时候，会有专门的护工推着轮椅送我去。为了制定最好的手术方案，我做了很多检查，还做了一次CT定位穿刺。我躺在CT操作台上，通过CT确定穿刺的位置，十来个医生在我周围，主任医生都在一边看着。一位医生给我在穿刺部位上了麻醉并消毒，边上的两位医生按住我，另一位医生拿着一根很粗的针，往确定好的穿刺位置很快地扎了下去，我痛得弹了起来，只听见闷闷的一个声音，我感觉到针戳到了我的骨头中。我忍住快滴下来的眼泪，低头看着医生小心翼翼地用针抽取我骨头中的东西，一位医生笑着对我说：“很痛，是吧？你一定在想，医生怎么都这么凶，对不对？”我点点头说：“很疼很疼，快好了吧？”其他几位医生对在一边等候的爸爸妈妈说，我的运气真够好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像我这种情况，一般早就骨折了。很快，穿刺结束了，抽取出来的物质送去化验，看究竟是什么，爸爸把我从CT台上抱了下来，放在轮椅上，把我推回了病房。
在病房里，我认识了一位很有意思的朋友——王以培，他是位作家，也是我邻床病人的儿子。每天下午病人午睡的时候，他就和我聊天，他还送了我一首诗：
她用枕头盖住脸
眼泪却从脸上滑下来
滴湿了医院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