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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一沉：“他没说理由吗？”
“说了，但我没听。”美妹说，“好像是说留在这儿不安全。走就走，冷空气马上要下来，这里的冬天简直吓人，难道我非要赖在这儿不走吗？我……”
她的眼圈和鼻翼现出一轮淡红，我深深地忧虑。吴国斌已回连三天，她对美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笑脸相迎，拉拉扯扯，夜间两个人说说笑笑；当着卷毛的面，吴国斌大声赞颂美妹的美貌。我觉得那黑女孩是在演戏，会使那场爱情蒙上浓雾。我老记着她会夺战利品似的夺回卷毛。
“美妹，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坚强。”
“你想到哪去了！”她破涕为笑，“以为人一走茶就凉吗？世上找不到比我更爱卷毛的人，所以，即使他动摇几次，最终还会来找我。”
我相信，美妹在十七岁时就炉火纯青地掌握了爱情之本。后来，经过一系列曲折磨难。她与卷毛结成美满伉俪。在我的婚礼上，她没借用大路货的贺词。只说：“假如你真心爱他，那就尽可能待他好些，切记，切记！”
我们朝木刻楞走去，小房间收拾得太整洁，缺少了住家过日子的温馨，如同一片净地。倪娜正坐着织婴孩的小毛衣。见了我们，她无声地指了指椅子。
美妹说：“我明天就回泰兴。”
倪娜凄楚地望着她：“挺突然的。”
“说不定隔几个月我又会来这儿。”美妹说，“到时候我来抱小倪娜。”
“也许。”倪娜嘴角边现出细弱的苦纹。
美妹走的这天，哭得轰轰烈烈，天昏地黑；倪娜光脚拖着皮鞋跑出来，她倚着栅栏，紧抱双肩，惊愕地张开嘴唇，仿佛在那对恋人的抱头悲号中听到了有关她命运的伴音。
以后，倪娜神情惚恍，沉默寡言。连里再也见不到那个走路轻盈盈的女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步履老迈的大肚子孕妇，通常，她只用手势回答别人的问话。
瓦西里那儿一直沓无音信。我去找邢指导员，他摊摊手，小孩要坏脾气似的咆哮道：“我哪知道？当初就不是我整他；现在林场管这事，我好比碰上灰堆里的豆腐——吹不得打不得。”我把目光投向知青头，他铁青着脸，眼睛泛着靛青色幽光，很像伤了元气的狗。瓦西里事件使他在连里成了臭狗屎，冷言冷语刮满耳。连本来拥戴他的卷毛也改编了不少歇后语：知青头照镜——里外不是人。除去失人心外，知青头可能还陷入了别的泥坑；他焦灼不安，脸上发出密密的小水泡，挠得血迹斑斑；远远看到倪娜的身影，他便仓皇地绕开。
倪娜的腹部越来越大，走路就像要倒下来似的。我每夜都去木刻楞陪她。临睡前，她常常絮絮地谈到她母亲，说是生下孩子后，要以母亲的小名为她命名。她能一气说许多跟母亲相处的故事，有时我一醒来，仍能听她娓娓地描绘着：
“她高大丰满，身上暖烘烘的，有种好闻的香味；她的眼睛细而长，弯弯的，像豆荚，特别美，特别仁慈。夏天她穿绸衣绸裙，走路轻轻的，窸窸窣窣响，脚上是白帆布凉鞋，搭扣的形状像珍珠，滚圆、饱满，我总想摸它、搓它……”
她不在意我是否在听，仿佛那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情感；那儿积蓄满了，只能扑腾着溢流出来。很奇怪，那段时光她一直未提到瓦西里；不知是她矜持地把他藏在最深的心底，还是由于跟母女之情相比，爱情便轻若鸿毛。
初冬来临，连着下了几场雪，四处白皑皑一片。瓦西里那儿仍没有一点消息，托人打听，据说是收容审查。倪娜即将临产，她的踝关节肿胀得厉害，整条小腿都亮晶晶的，走路瞒跚；我催她去医院，她说日子还未到。
大约三天之后，已到点灯的时候，天孕着雪，阴｝的，寒气直钻骨缝。我从楞场下来。心脏扑棱棱乱跳。在公路边遇上山岭上人，他骑着马，马背上挂着一串羽毛艳丽的山鸡，远看就如漂亮的马缨。
“你来看倪娜吗？”
“啊！”他把又薄又瘪的嘴张大着回答。
他常来送山货，通常不进木刻楞，像个义士般笔挺地站在门外。待到有人进出，他便把山货垃圾似的扔在地上，扬鞭策马而
我推开门，拉亮灯，不由大惊失色；倪娜歪倒在地，牙关紧闭，四肢抽搐，摇撼她，她眼睛上视，已处于昏迷状态。我急得大声呼救。
闯进几个人。大家把她抬到铺上，她缓和了一阵，突然又发作起来。
“快送医院！快！”知青头声嘶力竭，他站在后排，在那儿来回踱步。
“没车了！”
“这么晚，不会有运村车上来。”
“怎么办？这儿没人懂接生！”
外面几声马嘶，听见马的硬蹄叩击着地面。有人叫：“外族老头跑了！”
“他留在这也没用！倪娜哪还能骑着马颠到医院！”
“挺过今晚，熬到明早就好了。”
知青头吆吆喝喝：“去几个人到道口去站着。见车就拦下。”
可是，天黑路滑，迟迟不见来往车辆。站道口的几个冻得缩手缩脖。倪娜已苏醒过来，脸色苍白，嘴唇也失去红润，她说让大家都休息去，她能挺过今晚。
我独自守着她。她捂着腹部呻吟起来，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发梢滚下来：“小姑娘，我要生了……你帮我好吗？”
“我怎么做？”我几乎要昏眩——我瞥见两滴血水从她的下体渗出，染红了床单，如同印上了一大簇烂漫的山花，可怕的是，那簇山花迅速地绽开。绽开、她像是通体浸在血水里。
“血！倪娜！倪娜！”
她攥紧衣角，下颚痉挛似的颤动，咬紧牙，嘶嘶地吐着冷气，“拉上窗帘。你，你去烧一壶水，别，别怕。”
在阵阵肝胆欲裂的惨烈叫声中，我对女人，对生育大彻大悟了。做母亲的迎接新生儿就如经历一场酷刑，是一种迸裂，一种分割，一种脱胎换骨的苦难。我就在那当儿感到心收缩成一个枣核，仿佛即将出生的新人便是我，而那个挣扎在艰难中的女人便是母亲。
倪娜脸黄下去。她抓我的手，抓我的衣角，她脸上代表青春的柔软的茸毛全部竖起，有两滴泪晶莹透彻地挂在她的睫毛上，水晶般地凝结着，她翕动着嘴唇断断续续地喊着：“妈妈，哦，妈妈。”
马蹄声由远至近。仿佛近得要破门而入，马嘶叫一声，震得窗玻璃颤动。我觉得马的热腾腾的臊味已送进窗缝。
“咚！”一样东西沉重地落地，打夯似的。随即，响起一个非常熟悉的嗓音，几乎在他发第一个音起，我就厌恶到极点。
“来人哪！有人绑架我！”
呼拉拉围上来许多人，纷纷说道：
“太好了，大拿亲自来给接生。”
“大夫万岁！救死扶伤！”
大拿凶相毕露：“别欺人大甚！我可不是来行善的，那老头拿刀把我绑架到这里。喂，叫你们的头儿来说话！”
知青头拨开众人走上前去，“大夫，先救人吧；我们的阶级姐妹……”
“别废话，先把这老头扣起来。他无法无天，撬开医务所大门，用刀逼我上马！”
周围的人都插嘴道：“不那样你能来？”
“摆臭架子！”
“敬酒不吃吃罚酒！”
倪娜猛然竦地一颤，昏死过去，两颗珍珠般的泪珠滑下来，无声无息地润入双鬓。她的脸安详超脱，仿佛已对这个世界一无所求。后来我总想，在那一刻中，她的灵魂已飞离躯体，去追踪遥远的天国中的母亲，那个丰满美丽、有着细长豆荚般仁慈双目的女人。
那一夜居然也出了月亮，冬中的它又高又白，孤独悲切。大拿最终被山岭上人的刀子逼进木刻楞。全连人都静守在门外，黑压压的如一片密林。每个人都怀着父亲般虔诚的心情，盼望黎明前的那一声婴儿啼哭。在那个有月亮的不眠之夜中，一个不幸女人的遭遇唤起多少人濒临混灭的圣洁感情。
倪娜死于子痫病，据说是妊娠中毒症的一种。她和女儿合葬在郑闯的墓旁，她曾说过她喜欢这片清苦的泥地，那墓场是她亲自选定的。多少年来，我心里总有个不灭的渴望，盼望能有个女儿，总觉得惟有她才能寄托我对好友永恒的爱。
下葬那天，我居然没有伤心得死去，仿佛已是墓场的常客，对死亡熟悉了、宽容了，毫无戒备了。风刮在脸上，很麻木，知觉大概已被抽空，留下的只是坚硬的躯壳。
几天后，瓦西里被释放回连。他老是蹲在栅栏边，门大大地敞着，屋子冷冰冰的犹如地窖，那是因为美丽娟秀的女主人陨落了，她是这木刻楞里的太阳。来来往往的人路过那儿，纷纷加快步伐，不忍惊动这失魂落魄的男人。
自从瓦西里成为倪娜的新郎，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就突然拔高一节，说不上是什么效应，反正他就成了个靠得住的男人。没人再嘲笑他，过去的那段轶事被当作陈旧的一笔。我不懂是由于一个好女人改变了丈夫的恶习；还是由于这个好女人，人们才把目光公正地射向她深爱的丈夫。
瓦西里瘦了，脸显得狭长。夜里，能看见他直直地站在月光下，背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暗影。遇见我，他总是直视我的眼睛，仿佛想从里面挖取什么珍贵物。
“她留下了什么话？”
我摇摇头。除了爱和善，她没有什么留给这世界的；她独自承受着辛酸凄楚去独行。
“你再想想，”他恳求道，“哪怕想起一句。”
“她对她的一生毫无遗憾，她满足了，一无所求了。”我觉得这才是好友的境界。
“谢谢。”他含混地嘀咕道，“我明白。”
隔了半个月，有关火灾的定论下来，属意外事故，免于瓦西里任何刑事处分。就在那个夜里，瓦西里神奇地失踪了；木刻楞没锁，一切物品都按倪娜生前的摆设，甚至那只老得五音不全的旧口琴，唯有那杆猎枪不见了。
瓦西里去向不明。在以后的几年中他的行踪一直成为整个连队的神话；有人说他跟随山岭上人去了鄂伦春人的村集，并且娶了当地的女人；有人说他去内蒙当了牧民，至今仍是个鳏夫。但我总觉得瓦西里随时会挎着猎枪英气勃勃地出现在木刻楞背后的矮树林中，他身材剽悍，两眼快乐又滑稽，喜欢嘬起嘴唇打委婉的唿哨。
瓦西里一直未露面。但每年早春时节，总有人在一夜之间给那两穴墓坟培上高高的新土，那几乎成了个神秘的默契。每年这前后，总有人穿梭着去那儿，看看那高高隆起带着野草叶的黑土，便感慨地说一句：他还没忘掉她。
瓦西里失去的妻子，是一切女人中最优秀的一个。即使有朝一日回来，他也早已是另外一个人了。
我觉得有必要提及那个豹头环眼的大拿大夫，他面孔红堂堂，声若洪钟，其表如慷慨大度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内在却隐晦诡秘。我不知他为何如一个克星，总是闪闪烁烁地出没于我每个倒运的隘口。
据说，那夜山岭上人策马急奔山下，意欲去区医院求救，路过贮木场，突然腹痛难忍，翻下马想找个僻静处，无意瞥见了卫生所的红十字。里面亮着灯，当夜值班的大拿大夫正举杯独酌。老头在门上急擂一阵，大拿三言两语问罢，回答不出外诊，就把老头轰出门外。老头找个地方方便一通，踅回来又是一阵擂门；大拿在里置之不理。老头擂得心火上攻，眼角刺痛，从破皮鞭内抽出利刃，一刀削了插销。见大拿横竖不肯上山，便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将他劫持上马。
然而，倪娜还是死去了。大拿便成了众矢之的。知青们联名告到区里，控诉他贻误时机，见死不救；区里见民愤极大，便要求场部处理。场部将他一撸到底，发配到最边缘的知青连劳动，言明以观后效。
我总觉得类似的惩罚太皮毛，不过是刹一刹人的尊严。倔傲一世的大拿大夫变成个谦卑的烧炉工，却带着大夫的习惯：戴口罩，手套，把柴摞得极规则，站得远远的看那炉口倒喷出青黑瓦蓝的浓烟，悲悯地摇着头，仿佛面对一个濒死的病人。
那种阴错阳差触动着我，仿佛那种屈辱正在漫蔓，成了公众的一个笑柄。有许多次，我帮他架上了火。他面带三分笑：
“你真是个善心人。”
“善良不是橡皮膏，可以到处乱贴的。”我冷冷地回敬他。
“你去学习的那事，真是个误会。”他厚着脸皮说，“天大的误会。哪天咱们聊聊。”
“它对我已毫无价值了。”我说。
他呵了一声，从此再无下文。
三个月后他疏通了各道关节，打道回府。据说他去了一趟倪娜的坟地；但坐在专程接他的小车内，他又恢复了昔日的矜持，面红堂堂，眼风诡秘。
一个人内心的情感究竟有多少层？三个月的烧炉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