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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着默然退出保慈宫的向后，高太后忽然感觉非常非常的疲倦。
“外面会如何说？”
默默叉手侍立在一旁的陈衍几乎是细不可闻的叹了口气。
“史官又会如何说？”高太后似乎是自言自语，“连你也在腹非吧？”
“老奴不敢。” 陈衍连忙欠身回道。
“不敢？腹非又有何不敢的？”高太后忽然笑了起来，笑容中，尽是苦涩，“我如何能不加封他们？我如何能不加封他们？虎毒尚不食子，难道非要我新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么？！”
除非明正典型，否则，赵颢始终是朝最亲贵的亲王！如今更是皇帝的皇叔……这中间，又岂能有第三个选择？
高滔滔（1032年－1093年），为宋英宗皇后，宋神宗母亲，宋仁宗皇后曹氏是她的姨母。毫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人。她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信任保守派旧党的大官司马光。1085年，神宗病故，新登基的皇帝哲宗赵煦只有十岁，还是个小皇上。时高太后已是太皇太后，她奉神宗遗诏辅佐年幼的皇上，垂帘听政。高太后一执政，就开始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止。
高太后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派，但是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因而，宋哲宗时期是北宋最后一个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国势较强的时期。这与高太后的贤德是分不开的。高太后也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
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年）9月，高太后病逝，终年62岁。谥号为宣仁圣烈皇后，与宋神宗同葬永裕陵（今河南巩县）。
燕云 第三卷 第十五章 天机云锦用在我（一之下）
“大行皇帝仁德爱民，体恤百姓……过往修奉山陵，时间仓促，总免不了催逼工匠。尤其本朝山陵所用石料，全部取于少室东岭百岯山，离巩县有百里之遥。要按时完成山陵修奉，这采石、刻石，三个月内就必须全部办妥，故历来修奉山陵，以此兴作最招民怨。我曾经去过百岯山，当地土人皆云，每到阴晦天气，便可听到山中有若声役之歌者，此正是因采石而横死于山谷之役夫，怨气不散所致。大行皇帝是如何爱护百姓，若因修奉山陵而使百姓受苦，这等事情，亦非大行皇帝所愿。我已经请示太皇太后：一则奉大行皇帝遗诏，丧事一切从俭；一则百岯山采石，可以提前进行，依过往之经验，采石之兵匠，大约在万人左右，人少役重，此次再增加五千厢兵采石……总之，此次修筑山陵，不能枉死一人……”
尚书省内，范翔放的那把火的遗迹，依然触目惊心。大敛成服后，宰执们可以回到两府议事、处理政务，但是尚书省的宰执们，却只好将就挤到东厢的一间较小的屋子里办公。宰执们在东厢最北面的屋子里，而山陵五使，就在他们南面的屋子里议事。两间屋子，只隔了一面墙壁——司马光的声音只是稍稍大了一点，便清晰的传到了隔壁石越的耳中。
“古礼云‘天子七月而葬’，虽说国朝制度，天子之葬期多超过七个月，但亦从未有过八个月的。按行（注一）又要等到禫祭除服以后，待到得地、复按，时日又耗费不少。相公所言，诚然有理，这修奉山陵，总是人手越多越好。只是这人手一多，费用亦多……”
石越听出说话之声音，却是李向安的。他没留意李向安何时来的尚书省，但他既然与司马光在商议山陵之事，那石越便已知道，李向安不是做山陵按行使，便是修奉山陵都知、都监——这些都是负责修筑陵寝具体事务的，主要由大宦官担任。只是因修筑山陵之劳力，向以军队为主，因此修奉山陵都护一职，却是一向由禁军高级将领担任。
这也是过去为何修筑山陵之时，总会出点事故的原因之一。历来担任按行使、都知、都监、都护的宦官、将领，总能发一笔大财。
这也难怪司马光对于修筑山陵的事情不太放心。
“修奉山陵之费用是五十万贯。”
“五十万贯？”隔壁传来李向安惊讶的尖叫声，“相公，这委实太少了些……”
“此事两府已经议定，太皇太后与皇上已经认可。”司马光断然说道，“钱只有这么多，但山陵大事，却不可马虎。都知按行之时，须多加留心，风水要好，须符合五音姓利，这些自不必多言，但亦须留意，陵区要搬迁的百姓、旧坟不能太多，我大宋不比汉唐，可以强拆百姓房屋坟墓，这迁居之费用向来都是官给，若能省下来，则是官民两便。至于役夫，尽可能多用厢军，少雇百姓……若能精打细算，五十万贯足敷使用。”
“这……相公，这是山陵大事，老奴实是不敢不言——若是延误工期，或者山陵营造得不好，将来被人参上一本，老奴固然要掉脑袋，便是相公，也要罢相流放……这五十万贯实是……实是……”石越几乎可以听到李向安急得跺脚的声音。
“都知一二十年间办事，从未出过差错，断不至于晚节不保。”司马光不紧不慢的说道，“厢军的日常供应，由枢府另外安排，不包括在这五十万贯之内；本相另外再从左右厢店宅务（注二）的收入中，拨出十万贯缗钱，助修奉山陵……”
六十万贯铜钱——即使石越一向反对厚葬，但此时心里也如同压了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赵顼的山陵，也许将是宋太祖以后，最为简陋的一座山陵，若想想赵顼一生的抱负，石越更觉抱愧于心。然而，形格势禁，除非乱印交钞，强征役夫，他亦无法可想。
如今形势，不仅山陵要从俭，宋朝皇帝死后，惯例要赐给官员与军队的“遗物”也要省。宋仁宗死时，做礼仪使的司马光获赐的遗物便有五千贯铜钱，而现在，五品以上官员，都只能赐给象征性的遗物。而其余官员与军队之赏赐——如今看来，赵顼在遗诏中说明“诸军赏给并取嗣君处分”，竟不是一句套话，赵顼当时肯定也想到过嗣君继位后的窘境……
石越不觉黯然，又想起眼前的局势，更觉心情沉重。
从目前他所掌握的情报来看，在汴京各种场合，已经开始流传朝廷将允许提前用交钞按官价交纳两税的传言……
但是，虽然相信石越决意坚持交钞的百姓、商贾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商人依旧心存疑虑。十二日颁布的政策，实际上更是收效甚微。云集于汴京的商人们，一只眼睛盯着朝廷的赋税收什么，另一眼睛却在盯着朝廷支出时，是使用交钞还是金银铜钱！商贾们不可能知道朝廷财政的底细，但他们中许多人，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嗅觉。
石越已经得到过曾布、蔡京、张商英、李敦敏等人不止一次的警告——官府在赵顼的丧事上越是节省，就越会打击到商人们的信心。如果商人们真的认定国库已经空空如也，那么即使赋税坚持收交钞，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人人都知道，那样的话朝廷将不得不发行更多的交钞，而从此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如若商人们对国库完全丧失信心，甚至会影响到石越发行“盐债”的计划。
国家也罢，个人也罢，都是一样，越是穷，越是借不到钱。更何况，宋朝政0府的信用，好得非常有限。
然而，尽管知道背后的风险，石越也无可奈何。即便赵顼的丧葬之事将是一个长达七个月的过程，但没有钱便是没有钱。别的事情可以瞒天过海，把表面功夫做得漂亮一点，但是赏赐遗物这一样，按例无法拖延，涉及面又太广，却是无法打肿脸充胖子的。
另一方面，石越也知道，到目前为止，宋朝为应付危机所做的事情还是太少，并且主要都集中在钱庄方面——消极的下令限制取款额度，虽然让许多钱庄得以苟延残喘，却也同样加剧了信用危机；至于结算钱庄，它的确可以加强流通，但在目前的情形下，根本不是对症之药，它着眼的是将来。
而更多的方案，却一件件被拖着。钱庄兼并法被搁置；与钱庄总社的妥协，一直没有具体的行动……至于针对交钞、作坊、物价，更是全无反应，连石越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自暴自弃了。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东南作坊破产的消息——当然，这不过是因为消息传递的延迟所致，此时已经过了年，破产的作坊数量会慢慢减少，而大量的作坊会暂时停工，等到六月西南季风刮起后，海商大举回国，这些作坊若能够顺利的讨到钱，拿到订单后，就会慢慢恢复元气。只不过那时候压力就会转到海商身上，“订金”这物什还能不能存在，都将成为疑问！
但这些还只是小事，作坊雇用的工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无地的农民，东南许多地方本就地少人多，这半年之内，这些人若没办法养活自己，益州的**，就保不定会在东南出现……
必须要做点什么！
石越一把推开案头的文牍，站起身来，吩咐道：“备马！”
侍中王安石赐第。
“伏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淡然无极，而不可强名者，天也……”王防恭敬的双手捧着一叠写满字的纸，站在王安石面前，朗声诵读着，“……天下之治，必以三王五帝为法，若秦汉以下，局促狭隘……”
王安石穿着丧服，坐一把交椅上，微合双眼，认真的听着王防读出来的每一个字。这数千字的文章，非同小可，乃是大行皇帝赵顼的“谥议”。在这数千字里，要说明赵顼一生的功过，议定谥号、庙号，并且说明理由。大宋朝皇帝的谥议，一般都是由翰林学士撰写，然后交由两府宰臣议定，最后再南郊向上天请谥，通过这样的形式，表明皇帝的谥号、庙号，乃是由上天赐予。对于皇帝的谥议，表面上看来，绝大多数都是歌功颂德，议定的谥号、庙号，也大都是美谥。但是，它绝对不象表面上的那样毫无意义，在谥议中，往往充斥着“春秋笔法”，而在熙宁十八年，就更显得敏感——如何评价赵顼的功过，可能就暗示了高太后垂帘期间的政治态势的走向。
如今新党在朝堂中几乎已经沦为第三势力——赵顼死前的布局，令得朝中三大势力都不可能一党独大，而其中势力削弱尤其厉害的，就是新党。今日之新党，早已经不是王安石执政时的新党，它早已经由一个主张推行王安石新法的士大夫集团，迅速的变异成一个因支持新法而获得既得政治利益的官员派系。与王安石执政时全然不同的是，他们在政见上与旧党、石党的分歧日益淡化，反倒是充满了个人的恩怨，个人政治利害的冲突……但是这个新党依然有其立场鲜明的一面——他们完全肯定赵顼在位十八年期间所施行的政策，将赵顼视为大宋朝建国以来最伟大的皇帝，反对因循守旧，主张继续变法，充实国库，开疆拓土。
也许正因为如此，不管这些人是真心这么想，还只是出于政治算计，对于他们，王安石都有天然的亲近感。因为他们最根本的主张，依然是王安石的“法三王不法秦汉”、“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而且，今日的新党，虽然表面上势力不那么强大，却也前途无量——在五十岁以下的菁英官员当中，新党依然有强大的势力。旧党太老，石党太年轻，新党在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中，却还沉潜着一大批看起来寂寂无名，却随时都有可能跨进政事堂的官员……新党绝非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经历长达十年的在野生涯，王安石早已经承认自己当初推行的新法，确有不周到之处，但这十几年的成果，亦令王安石同样坚信，变法本身是对的！没有变法图强，就没有今日之大宋。大宋朝应当继续变法，应当继续开拓进取！
但旧党谨慎有余，却全无进取之心——王安石已经看出苗头，他已经预感到司马光将会全面收缩。旧党号称“君子”，但也就是这点本事，给一个家大业大的好家产，让他们好好守着，他们能够做到；但叫他们将家业发扬光大，或者在国家危险之时，转祸为福，他们便只能束手无策。如今之局势，若无石越，只是交给司马光处理，司马光的本事，也只能废除交钞，打落牙和血吞了，然后慢慢将养着，恢复元气，虽然亏馈一些家底，却也能保住家业还能流传下去。说到底，这些人名为儒家弟子，实际上遵循的，却不过是汉朝文景之治时无为而治的不二法门，外加一点盐铁会议时贤良方正们的老生常谈——这已是司马光和旧党的全部本领。
在这方面，王安石永远都没办法看得起旧党的那些君子，哪怕司马光也不例外。那些个老调，王安石闭着眼
睛都说得出来——选贤任能，节俭去奢，移风易俗……一千多年来，腐儒们所谓的“治道”，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