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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第4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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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不是高宗彰显了大行皇帝,而将是大行皇帝彰显了‘高宗’二字!”
  “如今国家局势如何,侍中看得比越还要清楚,难道当此之时,侍中能为大行皇帝做的,竟然只是这区区的谥号庙号么?!”石越厉声质问着王安石。
  王安石的脸色霎时便变了。王防上前一步,正要替王安石反驳石越,却被王安石挥手止住。他定定的望着石越,忽然说道:“子明说得不错。但如今我还能做些什么?”
  石越沉默了一会,“越想请侍中去杭州!”
  “去杭州?!”
  “不错!”石越坦然回视着王安石。
  厅中再次变得静默。
  若非对石越的人格还有最基本的信任,王安石便会断然拒绝石越的荒谬请求;而若非石越对王安石的人格有着完全的信任,石越更不敢提出这样的非份之请。
  王安石如今不仅贵为侍中、平章军国重事,而且还是赵顼遗诏中的辅政大臣之一!若无足够的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已经不是权力斗争,而几乎是一种侮辱!
  “越想请侍中去杭州主持东南大局。”石越这次并没有让静默持续太久,他知道,和王安石说话,不能太直接,但更不能虚伪,“如今国家外忧内患,然一切之根本在于理财,而理财之根本,在于东南。”
  “必须尽快发行盐债,必须尽快筹到这笔钱!”
  “子明担心局势还会恶化?”王安石皱起了眉毛。
  “如若放任不管,局势必定会继续恶化。目前的策略毫无作用,商贾们已经在怀疑国库有多少钱。”最糟糕的是,他们的怀疑是对的。“不能再从容等到禫祭除服以后——侍中若能先去杭州准备,待二月六日除服,侍中在杭州,我在汴京,便可同时开始发行盐债。有侍中在杭州,朝廷既不必担心发行盐债会失败,而在东南所筹到的缗钱,朝廷亦可放心留在东南,先稳定东南各路交钞。”
  “发行盐债之事,自古以来未尝有过,各路府州县长吏,有些人心怀犹豫,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处分,有些人又想着中饱私囊……这等等情弊,皆属难免。若是侍中能去杭州,便可成立都淮、浙、江、湖、闽、广诸路盐债提举司,统一事权,正可以避免许多麻烦。”石越说到这里,忽然意味深长的说道:“不过亦我知道,这是将侍中往火坑里推…n…”
  “火坑我是不怕的。”王安石看了石越一眼,“只要子明知道如此做,无异于将自己架在火上烤便好。”
  石越挑了挑眉毛,淡然道:“一旦发行盐债,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一定会有许多官员用各种办法逼着百姓购买——我刻意将盐债面额规定得比较大,便是希望他们要强行摊派的话也尽可能去逼有钱人买!虽说如此一来,我便会成为众矢之的,一些地方官拒不执行,台谏弹劾,清议汹汹……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越求仁得仁,何惧之有。只是这个火架,还须劳烦侍中与我一道上去烤烤!”
  “这些又何足道哉?”王安石捋着胡子,嘿嘿笑道,“最可怕的,并非是这些。子明别看盐债之事,政事堂已经定策,太皇太后也已经许可。到了那时节,罪过还是子明的。子明需知,定策亦是可以变卦的……”
  “只要侍中不怕被石越连累,石越又何所惧?”石越淡然笑道,“为天下先者,难免不当箭靶。侍中若是答应,不仅东南诸路之盐债发行要劳烦侍中,太府寺将在东南设立分司,负责各钱庄用交钞兑换缗钱之事,这个分司,正好一并交给侍中。除此以外,还有一桩大事,亦须侍中在东南主持!”
  “大事?”还有什么比盐债更大的事?
  “正是。”石越郑重的点了点头,从袖子里掏出一卷卷轴来,双手递给王安石。
  “这是……”王安石接过卷轴,一面缓缓打开来,原来却是一幅南海诸岛地图,他正觉奇怪,忽然却发觉这地图与寻常的南海地图有所不同——在各岛之上,赫然用红笔标着完全陌生的国名,还有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名字。
  “这是?”
  “这便是石越要请侍中支持的一桩大事!”
  “唔?”王安石不由得又看了一眼地图,忽然看见摩逸诸岛靠近琉求的一座大岛上,赫然标着“雍国*雍王颢”的字样!他眉毛一跳,猛然抬头,望着石越,“莫不是……子明莫不是想……”
  石越默然点了点头。
  封建诸王的札子,此时应当还在吴从龙的书房里,没有向外透露一点风声,但这么一桩大事,却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瞒着王安石的。此事若想成事,高太后、司马光、王安石这三人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既然想请王安石去坐镇东南,石越便决定先攻克王安石。
  第三卷 《燕云》 第十五章 天机云锦用在我(三)
  石越的保证并非信口开河。
  在他拜见王安石的次日,两府即向王安礼与李宪下达了密令,严禁边将向李秉常部挑衅,并告知二人,若西夏得知大行皇帝升遐欲遣使至汴京吊哀,可以接纳其使者,同时,允许秉常派遣使者至夏国王陵祭祀。
  强硬的对夏政策,在赵顼死后,终于开始松动。但这一切却只能秘密进行,尽管人心转向,厌恶战争的情绪开始流行,但石越与司马光都不能不顾忌许多士大夫的另一种情绪——对大行皇帝赵顼的怀念与维护。
  儒家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圣人之言。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就改变他的政策,不仅会触怒反对者,便是那些支持者,在心里面也会犯嘀咕。今日的石越,可不能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来,这不仅会激怒王安石,而且更是否定了自己——这无疑是因小失大,如果他这么做,朝野中原本支持他的许多士大夫,会将他看成是只会迎合上意、反复无常、背叛赵顼的小人。
  于是,在下达这道密令的同一天,诏旨颁布了对王安礼与李宪的奖赏——前者加枢密副使,后者追叙其过往之军功,封武功侯。
  说是安抚也好,说是贿赂也罢……其实这样做用处并不大,对于李宪倒不必担心,他自然会心领神会,但以王安礼的身份地位,只要他在安西府,与西夏接洽便不可能瞒着他——尽管王安礼并不是那种迂腐的士大夫,尽管王安礼也贪财爱色,在意功名利禄,但王安礼始终是个士大夫。若是不幸他反感此事,那区区一个“枢密副使”,是封不住他的嘴巴的,他毕竟是进过政事堂的重臣。
  然而,不论怎么样,做了总好过没做。这亦可以当成石越对王安石同意出镇杭州的一个小小的回报——王安石当然不屑于这种交易,可石越亦不会笨得竟将此宣诸于口,自取其辱。
  他只要恰如其份的表露出自己的善意便足够了。
  石越与司马光已经达成共识,此时赵顼虽然病逝,局势发生变化,但这个共识并未改变——司马光支持石越略显激进的挽救交钞计划,而石越则支持司马光的战略收缩政策——这亦是石越向王安石保证的全部含义。如若一直是两北不靖,西南不宁,只怕王安石亦不会有心思呆在杭州,搞什么盐债和封建。
  老天似乎并未完全抛弃石越,在向西夏悄悄的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从益州也终于传来了第一个好消息——高遵惠与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城几十天后,于熙宁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攻入伏虞县城,平定了所谓的“陈三娘之乱”。
  虽然这并不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三娘在城破之日不知去向,高遵惠与陈元凤搜了三天三夜,将伏虞县翻了底朝天,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在石越看来,这到底不过是一次不光彩的镇压。但胜利始终是胜利,哪怕是不光彩的胜利也要远远强于不光彩的失败。这个胜利,对于稳固益州的局势,甚至是振奋汴京的民心士气,也是有利的。
  不过,益州的好消息也就到此为止了—本書轉載拾陸κ文學網—与这份捷报几乎同时送达的,还有一份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冯京告病的奏折。
  顶着“知枢密院事”头衔,前往益州主持大局的冯京,平心而论,虽然他亦不过是个太平宰相的料,但其处理庶政之能力,原亦是可以信赖的。但是,在汴京十几年养尊处优的生活,损害了冯京的身体。由汴京前往成都的长途跋涉,加之不太适应成都的气候,竟然令得冯京在成都突然染病不起,根本无法理事。
  这对于石越来说,无疑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益州目前的局势,依然还需要有一位重臣坐镇,而冯京无论资历、能力,以及与石越的关系,都是理想的人选。如若冯京告病,则石越不仅要为新人选伤神,对益州路的控制权更可能因此落到旧党手里——司马光已经在给高太后的表章中,暗示了不惜代价迅速停止在西南夷的战争的可能。而高太后听政数日,还从未驳回过司马光的任何建议。伏虞县的胜利,必将令司马光更加坚定从川峡撤军的决心——除了失去西南夷的“无用之地”,他再无它虑。但是,尽管石越最初就反对什么“熙宁归化”,但他同样也不愿意失去那片土地——从地图上看,西南夷叛乱的区域,比宋朝从西夏手里收复的土地还要大!
  而更令石越不快的是,冯京在奏折中竟然大力推荐陈元凤——若据冯京所说,则陈元凤不仅有出众的洞察力,且处事果断,极具魄力。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期间,亲自在附近各州县、村镇覆查案件,接受百姓告发,断案公正,极得民心,更是趁机查出一些州县胥吏在赋税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情弊,帮百姓减免了不少赋税。不仅如此,他还从军粮中分出粮食,赈济百姓;迫使当地的富户豪强降低佃租;雷厉风行的打击拒收交钞之事……正是因为陈元凤的这些举措,使得当地民心迅速转向。高遵惠与陈元凤率领的,都是些未经战阵的厢军、乡兵之类,虽然陈三娘的乱党亦不过是乌合之众,但他们据城而守,这些厢军、乡兵若要强攻,原也未必讨得了好去。但陈元凤的举措,被故意传进城中,却使得围城中的民心动摇,不断有人偷跑出来向官军自首,最终高遵惠几乎是兵不血刃便攻进城中…
  不仅是冯京,连高遵惠的奏折中,也对陈元凤大加赞赏,将全部功劳推到他身上,可见这些事迹不太可能是假的。石越以前一直没怎么把陈元凤这个“布衣之交”当回事,但自从陈元凤到益州后向吕惠卿反戈一击,石越便开始对他另眼相待。石越不能象范纯仁一样,做到君子坦荡荡,对他全无成见;更不能象李敦敏一样,总以用善意去想别人。陈元凤是一个他有点捉摸不透的人,此人虽然尚无资格成为他的对手,但石越却也无法放心将益州交到他的手里。
  然而,无论石越喜欢与否,他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他真正的、可以放心的,又有资格节度益州这样重要的地区的朋友本就不多,而苏辙等籍贯在川峡的官员,更不可能派往益州路担任长吏这样重要的职务——这就意味着,石越几乎找不到“自己人”可以去益州。
  “相公别无选择!”虽然在称呼上有所改变,但潘照临刻薄的语气,尖锐的用辞,却没什么改变,“要么做个顺水人情,无论司马光选中谁去益州,无非便是将西南夷视为化外之地,来个眼不见为静。只要在益州的军队撤回,休养生息几年,益州便能恢复过来。没了西南夷的麻烦,境内群盗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朝廷也丢了个大包袱,可以省下好大一笔开销。益州原本就与别处不同,当地原本是铁钱区,对纸币亦较为接受——只须依样画葫芦,干脆在益州全境禁止使用铜钱、铁钱,管好几条出入通道,在外面交钞不稳定时,再在本地交钞上加盖一个印章,规定只许在益州境内流通,禁止其他交钞出入蜀境,保管益州钞法、物价,迅速便能稳定下来……”
  石越不由得在心里苦笑,潘照临虽然不太懂食货之术,但他的洞察力却的确是高人一筹的。益州的地理位置的确非常特殊,它完全可以自成一体的运行,对外界几乎无欲无求。这也是当地此前能够成为独特的铁钱区的缘由。而且,潘照临所说的办法,此前司马光也的确曾经向石越流露过!
  这对益州还真不是个坏办法,用惯铁币的人们,对交钞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宋朝此前的铁币,除了这种货币是用铁铸的外,也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不仅铁钱的面额经常高于它的实际价值,盗铸铁钱也泛滥成灾,更糟糕的是,盗铸铁钱的技术难度,甚至远远比盗印交钞要容易——交子最先诞生于蜀地,绝不是没有原因的。石越甚至也不必为蜀商们担心,对于如何应付一个国家内的两种币制,他们的经验可远比石越丰富。
  但石越对这个方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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