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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不是高宗彰显了大行皇帝，而将是大行皇帝彰显了‘高宗’二字！”
“如今国家局势如何，侍中看得比越还要清楚，难道当此之时，侍中能为大行皇帝做的，竟然只是这区区的谥号庙号么？！”石越厉声质问着王安石。
王安石的脸色霎时便变了。王防上前一步，正要替王安石反驳石越，却被王安石挥手止住。他定定的望着石越，忽然说道：“子明说得不错。但如今我还能做些什么？”
石越沉默了一会，“越想请侍中去杭州！”
“去杭州？！”
“不错！”石越坦然回视着王安石。
厅中再次变得静默。
若非对石越的人格还有最基本的信任，王安石便会断然拒绝石越的荒谬请求；而若非石越对王安石的人格有着完全的信任，石越更不敢提出这样的非份之请。
王安石如今不仅贵为侍中、平章军国重事，而且还是赵顼遗诏中的辅政大臣之一！若无足够的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已经不是权力斗争，而几乎是一种侮辱！
“越想请侍中去杭州主持东南大局。”石越这次并没有让静默持续太久，他知道，和王安石说话，不能太直接，但更不能虚伪，“如今国家外忧内患，然一切之根本在于理财，而理财之根本，在于东南。”
“必须尽快发行盐债，必须尽快筹到这笔钱！”
“子明担心局势还会恶化？”王安石皱起了眉毛。
“如若放任不管，局势必定会继续恶化。目前的策略毫无作用，商贾们已经在怀疑国库有多少钱。”最糟糕的是，他们的怀疑是对的。“不能再从容等到禫祭除服以后——侍中若能先去杭州准备，待二月六日除服，侍中在杭州，我在汴京，便可同时开始发行盐债。有侍中在杭州，朝廷既不必担心发行盐债会失败，而在东南所筹到的缗钱，朝廷亦可放心留在东南，先稳定东南各路交钞。”
“发行盐债之事，自古以来未尝有过，各路府州县长吏，有些人心怀犹豫，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处分，有些人又想着中饱私囊……这等等情弊，皆属难免。若是侍中能去杭州，便可成立都淮、浙、江、湖、闽、广诸路盐债提举司，统一事权，正可以避免许多麻烦。”石越说到这里，忽然意味深长的说道：“不过亦我知道，这是将侍中往火坑里推…ｎ…”
“火坑我是不怕的。”王安石看了石越一眼，“只要子明知道如此做，无异于将自己架在火上烤便好。”
石越挑了挑眉毛，淡然道：“一旦发行盐债，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一定会有许多官员用各种办法逼着百姓购买——我刻意将盐债面额规定得比较大，便是希望他们要强行摊派的话也尽可能去逼有钱人买！虽说如此一来，我便会成为众矢之的，一些地方官拒不执行，台谏弹劾，清议汹汹……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越求仁得仁，何惧之有。只是这个火架，还须劳烦侍中与我一道上去烤烤！”
“这些又何足道哉？”王安石捋着胡子，嘿嘿笑道，“最可怕的，并非是这些。子明别看盐债之事，政事堂已经定策，太皇太后也已经许可。到了那时节，罪过还是子明的。子明需知，定策亦是可以变卦的……”
“只要侍中不怕被石越连累，石越又何所惧？”石越淡然笑道，“为天下先者，难免不当箭靶。侍中若是答应，不仅东南诸路之盐债发行要劳烦侍中，太府寺将在东南设立分司，负责各钱庄用交钞兑换缗钱之事，这个分司，正好一并交给侍中。除此以外，还有一桩大事，亦须侍中在东南主持！”
“大事？”还有什么比盐债更大的事？
“正是。”石越郑重的点了点头，从袖子里掏出一卷卷轴来，双手递给王安石。
“这是……”王安石接过卷轴，一面缓缓打开来，原来却是一幅南海诸岛地图，他正觉奇怪，忽然却发觉这地图与寻常的南海地图有所不同——在各岛之上，赫然用红笔标着完全陌生的国名，还有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名字。
“这是？”
“这便是石越要请侍中支持的一桩大事！”
“唔？”王安石不由得又看了一眼地图，忽然看见摩逸诸岛靠近琉求的一座大岛上，赫然标着“雍国*雍王颢”的字样！他眉毛一跳，猛然抬头，望着石越，“莫不是……子明莫不是想……”
石越默然点了点头。
封建诸王的札子，此时应当还在吴从龙的书房里，没有向外透露一点风声，但这么一桩大事，却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瞒着王安石的。此事若想成事，高太后、司马光、王安石这三人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既然想请王安石去坐镇东南，石越便决定先攻克王安石。
第三卷 《燕云》 第十五章 天机云锦用在我（三）
石越的保证并非信口开河。
在他拜见王安石的次日，两府即向王安礼与李宪下达了密令，严禁边将向李秉常部挑衅，并告知二人，若西夏得知大行皇帝升遐欲遣使至汴京吊哀，可以接纳其使者，同时，允许秉常派遣使者至夏国王陵祭祀。
强硬的对夏政策，在赵顼死后，终于开始松动。但这一切却只能秘密进行，尽管人心转向，厌恶战争的情绪开始流行，但石越与司马光都不能不顾忌许多士大夫的另一种情绪——对大行皇帝赵顼的怀念与维护。
儒家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圣人之言。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就改变他的政策，不仅会触怒反对者，便是那些支持者，在心里面也会犯嘀咕。今日的石越，可不能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来，这不仅会激怒王安石，而且更是否定了自己——这无疑是因小失大，如果他这么做，朝野中原本支持他的许多士大夫，会将他看成是只会迎合上意、反复无常、背叛赵顼的小人。
于是，在下达这道密令的同一天，诏旨颁布了对王安礼与李宪的奖赏——前者加枢密副使，后者追叙其过往之军功，封武功侯。
说是安抚也好，说是贿赂也罢……其实这样做用处并不大，对于李宪倒不必担心，他自然会心领神会，但以王安礼的身份地位，只要他在安西府，与西夏接洽便不可能瞒着他——尽管王安礼并不是那种迂腐的士大夫，尽管王安礼也贪财爱色，在意功名利禄，但王安礼始终是个士大夫。若是不幸他反感此事，那区区一个“枢密副使”，是封不住他的嘴巴的，他毕竟是进过政事堂的重臣。
然而，不论怎么样，做了总好过没做。这亦可以当成石越对王安石同意出镇杭州的一个小小的回报——王安石当然不屑于这种交易，可石越亦不会笨得竟将此宣诸于口，自取其辱。
他只要恰如其份的表露出自己的善意便足够了。
石越与司马光已经达成共识，此时赵顼虽然病逝，局势发生变化，但这个共识并未改变——司马光支持石越略显激进的挽救交钞计划，而石越则支持司马光的战略收缩政策——这亦是石越向王安石保证的全部含义。如若一直是两北不靖，西南不宁，只怕王安石亦不会有心思呆在杭州，搞什么盐债和封建。
老天似乎并未完全抛弃石越，在向西夏悄悄的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从益州也终于传来了第一个好消息——高遵惠与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城几十天后，于熙宁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攻入伏虞县城，平定了所谓的“陈三娘之乱”。
虽然这并不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三娘在城破之日不知去向，高遵惠与陈元凤搜了三天三夜，将伏虞县翻了底朝天，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在石越看来，这到底不过是一次不光彩的镇压。但胜利始终是胜利，哪怕是不光彩的胜利也要远远强于不光彩的失败。这个胜利，对于稳固益州的局势，甚至是振奋汴京的民心士气，也是有利的。
不过，益州的好消息也就到此为止了—本書轉載拾陸κ文學網—与这份捷报几乎同时送达的，还有一份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冯京告病的奏折。
顶着“知枢密院事”头衔，前往益州主持大局的冯京，平心而论，虽然他亦不过是个太平宰相的料，但其处理庶政之能力，原亦是可以信赖的。但是，在汴京十几年养尊处优的生活，损害了冯京的身体。由汴京前往成都的长途跋涉，加之不太适应成都的气候，竟然令得冯京在成都突然染病不起，根本无法理事。
这对于石越来说，无疑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益州目前的局势，依然还需要有一位重臣坐镇，而冯京无论资历、能力，以及与石越的关系，都是理想的人选。如若冯京告病，则石越不仅要为新人选伤神，对益州路的控制权更可能因此落到旧党手里——司马光已经在给高太后的表章中，暗示了不惜代价迅速停止在西南夷的战争的可能。而高太后听政数日，还从未驳回过司马光的任何建议。伏虞县的胜利，必将令司马光更加坚定从川峡撤军的决心——除了失去西南夷的“无用之地”，他再无它虑。但是，尽管石越最初就反对什么“熙宁归化”，但他同样也不愿意失去那片土地——从地图上看，西南夷叛乱的区域，比宋朝从西夏手里收复的土地还要大！
而更令石越不快的是，冯京在奏折中竟然大力推荐陈元凤——若据冯京所说，则陈元凤不仅有出众的洞察力，且处事果断，极具魄力。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期间，亲自在附近各州县、村镇覆查案件，接受百姓告发，断案公正，极得民心，更是趁机查出一些州县胥吏在赋税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情弊，帮百姓减免了不少赋税。不仅如此，他还从军粮中分出粮食，赈济百姓；迫使当地的富户豪强降低佃租；雷厉风行的打击拒收交钞之事……正是因为陈元凤的这些举措，使得当地民心迅速转向。高遵惠与陈元凤率领的，都是些未经战阵的厢军、乡兵之类，虽然陈三娘的乱党亦不过是乌合之众，但他们据城而守，这些厢军、乡兵若要强攻，原也未必讨得了好去。但陈元凤的举措，被故意传进城中，却使得围城中的民心动摇，不断有人偷跑出来向官军自首，最终高遵惠几乎是兵不血刃便攻进城中…
不仅是冯京，连高遵惠的奏折中，也对陈元凤大加赞赏，将全部功劳推到他身上，可见这些事迹不太可能是假的。石越以前一直没怎么把陈元凤这个“布衣之交”当回事，但自从陈元凤到益州后向吕惠卿反戈一击，石越便开始对他另眼相待。石越不能象范纯仁一样，做到君子坦荡荡，对他全无成见；更不能象李敦敏一样，总以用善意去想别人。陈元凤是一个他有点捉摸不透的人，此人虽然尚无资格成为他的对手，但石越却也无法放心将益州交到他的手里。
然而，无论石越喜欢与否，他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他真正的、可以放心的，又有资格节度益州这样重要的地区的朋友本就不多，而苏辙等籍贯在川峡的官员，更不可能派往益州路担任长吏这样重要的职务——这就意味着，石越几乎找不到“自己人”可以去益州。
“相公别无选择！”虽然在称呼上有所改变，但潘照临刻薄的语气，尖锐的用辞，却没什么改变，“要么做个顺水人情，无论司马光选中谁去益州，无非便是将西南夷视为化外之地，来个眼不见为静。只要在益州的军队撤回，休养生息几年，益州便能恢复过来。没了西南夷的麻烦，境内群盗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朝廷也丢了个大包袱，可以省下好大一笔开销。益州原本就与别处不同，当地原本是铁钱区，对纸币亦较为接受——只须依样画葫芦，干脆在益州全境禁止使用铜钱、铁钱，管好几条出入通道，在外面交钞不稳定时，再在本地交钞上加盖一个印章，规定只许在益州境内流通，禁止其他交钞出入蜀境，保管益州钞法、物价，迅速便能稳定下来……”
石越不由得在心里苦笑，潘照临虽然不太懂食货之术，但他的洞察力却的确是高人一筹的。益州的地理位置的确非常特殊，它完全可以自成一体的运行，对外界几乎无欲无求。这也是当地此前能够成为独特的铁钱区的缘由。而且，潘照临所说的办法，此前司马光也的确曾经向石越流露过！
这对益州还真不是个坏办法，用惯铁币的人们，对交钞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宋朝此前的铁币，除了这种货币是用铁铸的外，也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不仅铁钱的面额经常高于它的实际价值，盗铸铁钱也泛滥成灾，更糟糕的是，盗铸铁钱的技术难度，甚至远远比盗印交钞要容易——交子最先诞生于蜀地，绝不是没有原因的。石越甚至也不必为蜀商们担心，对于如何应付一个国家内的两种币制，他们的经验可远比石越丰富。
但石越对这个方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