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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后也沉寂了一小会，高太后才说道：“卿有何言？尽可直陈。”
“谢太皇太后。”韩忠彦重重的顿首拜谢，他也不敢抬头，马上便说道：“臣万死。敢问太皇太后不欲朝野议论‘封建’之事者，果真是不欲生事么？臣以为非也！太皇太后所以不愿听到‘封建’二字者，臣以为所为者，雍、曹二王也。然臣冒死直言，果真能保全雍王者，果真能令*子孙后代宝贵永继者，亦‘封建’也。太皇太后若不愿行封建事，则太皇太后在时，雍王可保无事，太皇太后千秋之后，雍王亦死无日矣！”
帘后再次沉默。陈衍如同雕塑一样站在那里，但额头上却微微浸出冷汗来。
半晌，方听帘后高太后承认道：“固是为二王计，亦是为朝廷安静。”
“若是为二王计，以太皇太后之明，臣愚昧，不知太皇太后为何不肯速定封建之策？”
“海上行舟，非安全之地。况海外瘴疠地，二王素养尊处优，纵平安抵达，只恐亦难长寿……”
“唐时皇子贬瘴疠地者多矣，以贬责之身，而多能返回长安。况二王纵往海外，亦是一国诸侯，更非诸李可比。且太皇太后以为，汴京果真安全过海外？瘴疠虽可惧，然终不及鹤顶红、牵机药！”
韩忠彦已是彻底的豁出去了。他这么无所顾忌的直言，虽主要是因为忠心，但亦是因为雍王之事若能得到彻底解决，待小皇帝亲政之后，他亦能铲除一个心腹大患。小皇帝那边的情况，他亦略有所闻，虽然他所作所为，并无私心，然保全雍王，他终究是主力，若有人在小皇帝那里进谗言，十几年后，韩家是何下场，可也难说得很。
当然，在他心里，亦的确是想竭力调和太皇太后与小皇帝两方面的关系的。若全出于私心，他也不会有勇气为十几年后的事情，在此时去冒更大的风险。
太皇太后若是恼羞成怒，他韩忠彦立时便要没了好下场。
说已出口，韩忠彦突然间，竟又生出几分惧意与悔意来，似乎自己说得太直接了一点。他跪在殿中，静静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但他伏着身子等了很久，帘后的高太后却并没有发怒，高太后的声音中，反而带着征询的语气：“若老妇死前，给官家留下遗命……”
“太皇太后又可能保证其时官家身边没有欲借此事富贵的佞臣？自来小人无孔不入，纵官家无此意，只恐到时雍王亦难自安。”
帘后再次沉默了。
不用去想欲生事的小人，只需想想向太后、王氏的态度就成了。
韩忠彦又说道：“官家年岁渐长，有些事终是瞒不过的。章献明肃太后之事，太皇太后岂可忘了？”
高太后心头一震。
韩忠彦说的乃是仁宗皇帝的事情。章献明肃刘太后，乃是大宋朝第一位垂帘听政的皇后，当年仁宗皇帝本是李宸妃所生，但直到章献明肃刘太后病逝，这件事都被瞒得天衣无缝，仁宗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刘太后亲生。但是刘太后一死，向仁宗揭发此事，伸直攻击刘太后的人，内则亲王，外朝大臣，竟是数不胜数。当年若非刘太后用再向吕夷简之策，在李宸妃死后，以一品之礼葬之，只怕刘家满族，都不会有好下场。
仁宗皇帝乃是刘太后亲自抚养长大，而且仁宗一直视之为生母，母子情谊非比寻常，犹如此易受离间。何况她与官家之间，还隔着向太后、朱妃？
“然封建果能弥祸？”
“官家聪颖，实由天授。太皇太后保护官家既尽力，小人便难以构隙其中。纵先帝在，以先皇帝之友爱，亦当如此处分。所为日久现人心，太皇太后与官家相处，年岁尚久，皇太后、太妃亦贤而知礼，又岂能不知太皇太后苦心？”
殿中又沉寂下来。
过了很久，才听到高太后说道：“卿且退去罢。”
韩忠彦连忙叩头谢恩，退出殿中后，他才惊觉，自己的**，已经全部湿透。
回到府邸，韩忠彦吩咐了下人不得打扰，便将自己关进书阁。他亲**了一炉香，然后盘腿坐到书案前，缓缓的磨起墨来。
他很想学学古代名臣的风范，平静从容的写好遗书，等待诏令的到来。
但是，他的心情却也很难平静下来。他的脑海中，一会儿是贡生骂他不忠的场面，一会有事高太后严厉的眼神，一会又是他死去的父亲为曹太后撤帘……
我是遗命辅政大臣！韩忠彦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他一生都会记得听到高宗皇帝遗诏时的心情——尽管在先帝生前他便很受信任，但他却从未想过，原来皇帝是如此看重自己，他从未想到过，原来在皇帝的心里，他是与王安石、司马光、石越一样重要的、值得信赖的大臣！
若说先皇帝驾崩之夜，他的所作所为之事出于家教，那么此后，韩忠彦的所作所为，却有更多的原因——对先父韩琦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平叛后的赞誉与荣耀，受命为辅政大臣后的感激……
一夜之间，韩忠彦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要求。
所以他才敢自作主张，保全雍王。
直到今日……
回想到他竟然公然对高太后说出“鹤顶红”、“牵机药”，韩忠彦就觉得自己疯了。他甚至想找面铜镜来看看，看看镜中之人，还是不是他自己？
看起来高太后并没有责怪自己。
所以，虽说天有不测风云，但他终是觉得写遗书很可笑。
但韩忠彦暗暗告诫自己，绝不可在任何场合再主动提及封建之事。他要全当今日的事，完全没有发生过。
【1】宋制，太皇太后垂帘，自称“吾”。这是比较正式的自称，犹如皇帝自称“朕”。
第三卷 《燕云》 第十七章 安汉当年一触龙（七）阿越
安汉当年一触龙7
熙宁十八年，三月。
尚书左仆射府。
早春的阳光，透过窗外的竹林，投射在司马光的书阁内，书阁里处处都透着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清新明亮。阁外，几只燕子互相追逐打闹着，在翠绿的竹林间，高飞低掠。
这种春日的明媚，令司马光忽然间诗兴勃发。他快步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想要写一首诗记录下心中的感触，但他刚要落笔，却又摇了摇头，苦笑着叹了口气，终究还是笔重又放了回去。
司马光自嘲的笑了笑。一直被繁琐的政务所纠缠，虽然一时诗兴大发，但待到落笔，才知道自己一时间竟已写不出好诗来。但他亦不想浪费这大好的光阴，停了一下，便快步走到书架前，抽出日记，重又回到书案前坐了下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才是司马光真正的理想。《资治通鉴》所记录的历史，只到宋初开国。司马光一直有个愿意，希望在致仕之后，能够写一部宋朝的国史——这部国史的范围，将不限于各朝实录与国史馆所修的国史，它的材料将更加丰富，立场也更加公允。因此，十几年来，司马光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将他听到的、看到的，他认为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在每一条记录下，他都明确的记录下这是他在何时何地，自何人口里听到；另一件事便是写日记，记下他为政十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任何人看到这本日记，便可以对熙宁一朝的政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两件事情，司马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着，从未有过任何的懈怠——哪怕在他意识到自己致仕以后，恐怕将不会再有精力去写一部史书之后，司马光也没有停止下来。
他将这两本笔记，珍之重收的收藏起来，即使是家里的子侄，也从不许他们翻看，几天前，他又在笔记的第一页上，加上了遗言，禁止后代在三代之内公布这些笔记。
这即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祸端，亦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记录，更加公允。
司马光将日记在书案上放好——他的日记已经累积了几十卷，这是最新的一卷，是从新帝柩前即位那一日开始的。他将这一卷日记小心的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时日，竟已经缺了六日没有记录了。
他决定趁着这难得的空闲，补上这几日的日记来。
他一面整理着思路，一面翻到前几页的日记。
“……知左右仆射蔡京等上书，请以左右仆射兼门下长官，余与右相越上表，以先帝改官制，欲凡军国事，两府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京言不当。先是……”
他不觉又摇了摇头，目光移到下面一条。
“……以端明殿学士判河阳府曾孝宽为兵部侍郎，右相越、侍中安石荐。以曾孝蕴为蜀币局丞。孝蕴，曾宣靖公从子，太府寺少卿张商英荐。”
王安石很欣赏曾孝宽兄弟，现在看起来，石越对曾氏兄弟也青眼有加——司马光认为这正是石越为政的缺点之一，在选拔人材方面，石越不太重视文章，司马光也是赞同的，但过于重视吏材，而很少考虑德行，却令司马光无法苟同。曾氏兄弟，包括都水丞曾孝广，的确都颇有吏材，但在德行方面，却并无令名。
司马光快速的跳过这一条，目前来看，曾孝蕴处置事情还是极为得当的，而眼前最重要的，便是蜀币推行顺利。
后面几条，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司马光扫了一眼，便翻过这一页。
但接下来几条记录，却有些刺目。
“……太府寺详定各路、府、州、军、监、县盐债额……”
“……京师发行盐债。知开封府蔡京面奏言，开封府界，三日之内，发行盐债六百七十万八百贯，士民踊跃，请增京师盐债额至八百万贯，并请比京师例，增上县盐债额，免下县盐债，下县士民欲购盐债者，可令京近州县购买。诏依蔡京所奏，令太府寺重定各县盐债额以闻。帘后并赐玉带褒之。”
“……言者论知开封府蔡京发行盐债，强行抑配，诏京分析。”
“……殿中侍御史吴兰等三人以诬蔡京，责授监某州场税……”
“……天章阁待制韩周、文选司郎中范放……等十人，以论发行盐债不听，自请出外。诏可……”
这实是司马光入仕以来，最苦涩的事情之一。
韩周、范放等人，许多都与他关系极好，不料因盐债一事，竟然闹得割席断交。而在明面上，司马光却还不得不坚定的站在石越一边。发行盐债一事，对当今朝廷的财政来说，实是至关重要，不容有失。有了这笔钱，连司马光都觉得底气要足了许多。
以汴京为例，在蔡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卖出六百七十多万贯盐债以后，太府寺旋即在曾布的主持下，与钱庄总社达成合作，钱庄总社每年向太府寺交纳其存款总额的千分之一，并将其往来帐目抄送太府寺审查，以换取太府寺为钱庄总社下属之钱庄提供存款保证，即使钱庄倒闭，太府寺亦替所有储户提供上限为五百贯的赔偿——就此迅速平息了汴京钱庄的挤兑风波。而与此同时，交钞的购买力也稳步上升，虽然还很难与铜钱相提并论，但市面上的交钞，毕竟又渐渐多了起来。
这已是自交钞危机以来司马光所见着的最好的状况。
然而这并不能封住反对者的嘴。司马光的许多老友，更关心的却是汴京渐渐多起来的开国男、诰命，甚至汴京还多了两个开国子，这是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许多读书人的骄傲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对于读书人来说，他们十载寒窗，想的就是一朝成名，光宗耀祖，很多有节气的士大夫，并不在意自己的官位，却盼望能替自己的母亲讨个诰命，替自己的父亲要个封赠——但如今，这些在一夜之间打破，一个诰命只值二万贯盐债，一个开国男，只值十万贯！
这岂止是不利于淳厚风俗，简直可以称为伤风败俗。世风已经日下，被寄予厚望的司马光，却还要雪上加霜。
而且，发行盐债的过程也激化了矛盾。先遣王安石去杭州，已是令人感到侮辱；而封驳案中，石越更形同独断专行，不容异议；最后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推行——这与王安石当年简直如出一辙。
而结果也是一样的，蔡京在汴京发行盐债，已招致攻击，据说蔡京派开封府的公差、府兵，强行将汴京最有钱的一百多个富户——包括经常出入界身巷的豪商、熙宁蕃坊的大掌柜，还有凡是家里娶了县主的富人等等一起请到陈州酒楼吃了顿饭，然后便卖出了六百七十多万贯的盐债，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与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时，有什么区别？简直形同劫掠。
又是一个青苗法。所不同的是，这次蔡京强行抑配的，只是那些有家藏万贯的豪富之家。但在汴京是如此，在其余州县呢？难免许多中产之家，只怕将要落得家破人亡。
但司马光却认为这样的批评，难称公允。
或许蔡京的发行盐债时，确实令有些富户不满，但是司马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