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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快则两年，慢则三年，你就可以完成学业，实现你的就业，重新定位你的事业，在中国热土上，重新找到属于你的那一片土地，重新找到你的自信，加入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大军，重新确立你在世界上的位置。到时候，你的魅力在中国就可以大放异彩了，杨澜、倪萍、吴士宏这几个大娘，哪里是你的对手啊！祝贺你！”
我和孟若蕴热烈握手。孟若蕴丹麦一样冰封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昆明的春风。
她站起来和我热烈告别。我所期待的她说不定会和我拥抱的事情也并没有发生。但是她说：“徐老师你知道哥本哈根吗？”
“知道呀，怎么啦？”
“我们的旅馆，就开在哥本哈根……”
我抢过话头说：“是吗，那下次去丹麦一定要招待我们啊”
“……三百六十里的地方。”
她接着说：“徐老师知道哈根达斯吗？”
“知道啊，怎么啦？”
“我们的城市，就叫哈根达斯，那里接近北极圈，冰山很多，但冰淇淋的没有。”
我大惑不解地看着这个女孩子，她居然不哭！而我，听说这个离哥本哈根三百六十里而且并不出产甜蜜冰淇淋的哈根达斯小镇，眼泪已经在我的眼中盘旋了。
我看见，她和她的孟尝君，半夜三更起床点钱。他们点啊点啊，眼睛里慢慢出现了天堂的温暖，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点着了那弱不禁风的火柴。除了这么一点点虚幻的亮光，周围是无边的寒夜。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么一个美丽高雅、热情活泼、聪明向上、潜力无限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就这样度过她的一生？
孟若蕴和我握握手，向我告辞。夜色中，她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公主，梦一般离去，正如她梦一般地来临。但我似乎看见，在这个公主的身后，尾随着一个阴险的女巫，要剥夺她的幸福生活、要吹灭她的火柴。这个女巫，其实就是滥觞于80年代、式微于90年代、但至今依然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出国集体无意识。
为公主的思考
我为孟若蕴提供人生设计，也许是独特的；但孟若蕴的人生问题，却带有普遍性。这个普遍问题是时代疾病，可以归纳如下几点：
1、中国的巨变，使得出国人群的幸福比较体系和心理平衡机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如此前所未有地迅速和巨大，许多人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时候，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孟若蕴只不过是这个落伍的队伍中，一个毕竟想挣扎着赶上来的人。孟若蕴的经济地位，是典型的西方中产阶级。但孟若蕴又是那种典型的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中国知识青年。她感到的失落，是典型的温饱之后的精神贫血。对于这80年代出国的中国海外人群，在迅速崛起的中国面前，某种形式的回归，不仅是事业和金钱的出路，其实更是精神与心灵的归宿。
2、出国人群失去的，往往不仅是中国机会，还有中国就业所需要的经验学历以及中国创业所需要的文化传统。缺少经验学历，尚可以苦读弥补；离弃了特色传统，则成为文化边缘人，在哪里都感到生疏。我为孟若蕴做的设计，就是根据她的这个危机，包含“学历和文化”这两种滋补品。让她在自己的国家，找到事业和人生的家园。
3、无论是美德还是陋习，反正中国人走遍天涯，都永远惦记着自己的故土。尤其孟若蕴这样改革开放之后受到高等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以中国为他们实现自身最高价值的灵魂归宿。以世界为舞台的中国新一代人类，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往往有这样一种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过的世界观：他们走向世界，目的是要把世界当作自己的舞台，而不是把舞台当作自己的世界。走出去，接受并回国传播西方文明，是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他们的世界，还是扎根于华夏大地。否则，把对西方文明的摄取变成对于西方文明的享受，就会产生出国意义的迷失感，产生出国价值的危机感。就像孟若蕴那样。开花的意义是为了结果，出国的价值在于回国。
孟若蕴在三十二岁人生危机的时候遇到我，我感激她来找我，使她有可能为她得到了一个改变自己人生走向的机会。否则，再次振奋翅膀向远处飞行的她，会离她向往的神州越来越远，指不定会飞到哪个宇宙黑洞里去呢！而她身上的火柴，肯定就不够用了。
◎俞敏洪点评
孟若蕴的问题，既有哲理性的一面，也有技术性的一面。她的故事给我的启发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心灵的幸福，而不是任何身外之物。孟若蕴美丽、有钱、在国外定居、有劳力士手表和外国护照、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但她却非常不幸。为什么？因为她失去了生命的根。
从技术性的层面讲，假如她在国外读了硕士博士，可能已经进入了国外的主流社会，成为社交名流，并且和她老公离了婚；假如她在国内有一个完整的大学学历，可能她就会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感到满意，满意的教育，必然会有一个满意的事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孟若蕴的问题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她的所有问题一下子集中在这里：高等教育没有完成，在国外不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回国来甚至连做个专业人士的资格也没有；如果她没有钱，那么她的烦恼可能就不是寻根，而是生存，但偏偏她又很有钱；如果她的老公没出息，她倒可以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嫁祸于他，和他离婚了事，但偏偏她的丈夫又相当不错，而且对她很好；如果她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她也不会烦恼，因为人生还可以继续浪费和赌博；或者她干脆是四十来岁，她的心态又会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要改弦更张已经很难，所以也就不烦了，因为烦了也白烦。但她偏偏处在三十二岁这个不上不下的年龄，这造成她欲行难行的困境。我没有见过孟若蕴，但是，假如我不是认识推荐她来见你那位朋友的话，我真以为这是文学创作出来的典型人物呢。
孟若蕴现象反映出一个不断被忽略却是要害的问题——出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出国的浪潮中，她回来寻找根基和土壤，寻找她三十岁的人生。为此，她要把自己重新移植和定位。如果说她今天的生存状态是由她二十岁出国时决定的，那么她在三十岁时为自己重新定位，就不能再出差错，否则到了四十岁还会像她现在这样，绝望而不美丽。小平根据孟若蕴的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她最好的扎根土壤是中国，我以为这是“中国机会论”的一次典型的应用，这一理论是小平在新东方一贯宣传的。我完全同意小平对于孟若蕴所做的人生分析和设计。我坚信她会根据这一设计，迅速找到自己幸福的归宿和人生的根基。
醉酒当歌钟图洛
案例提示：
钟图洛先生三十五岁，北京某中央媒体处级主任记者。钟先生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8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小山村做中学教师，几年后考上上海师大历史系研究生；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后来到北京。钟先生一路窜升，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是位典型的成功人士。但他不但没有成就感，反而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
2000年底，他向徐老师提出的问题竟然是出国留学。被徐老师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他喝得酩酊大醉，从此一去不回头。
2001年11月，失踪了一年的钟先生打来电话，事情似乎有了新的转机……
看似盲目的留学冲动
初次见到钟图洛先生，是在2000年底，一个朋友介绍他来采访新东方。钟先生三十五岁，在中央一家著名媒体工作，是“处级”主任记者，一看就是那种事业有成的中年自信男。很快，他写的有关新东方的文章在中央媒体上发表了，反响很不错。
看了他的报道，我给他打电话致谢。没想到，他说要请我吃饭，约我到一个比较隆重的地点。到了饭店，我正一边寒暄，一边揣测他会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他竟向我说他想留学。
钟图洛看上去怎么也有三十大五了吧？在中央媒体做到今天这一步已经非常不错。而且我也知道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想留学？我真的没想到。
我心不在焉地问：你的英语怎么样？他说：我的英语不如这个服务员。他指指饭店里面一个正在招待老外的女服务生。这并不是一个涉外饭店，服务员并不需要会说英语。那个女孩其实只是把菜单上的名字用拼音把它古怪地发出声来而已。我哈哈大笑说，你死了这条心吧，留学和你无关！好好在国内争取个副局、正局的当当、多写点有偿新闻、好好过日子得啦！
中国充满了机会。能在国内好好发展，就在国内好好发展。不留学，也可以取得留学所导向的成功。这是我在新东方从事咨询的基本思想之一。对于在国内已经取得成功的人士，留学不再是寻求前途的手段，而只是一个提升个人境界、升华个人素质的途径。而为了这个目的，在留学的时间、方式、国家这些因素上，个人就有了非常宽广的选择。
我认为钟图洛是国内发展的成功者，他也许确实需要通过留学提升自己。但决不要通过托福、GRE这样的激烈竞争的路实现留学目标。更不要只是为了留学而留学，结果放弃他目前拥有的一切。对他这种岁数到中年、事业在中途、家境属中产、英语考中下的人，如果不把留学问题想清楚，整个过程对他有可能是一次破坏性实验，弄得不好非常可能会使他已经拥有的一切土崩瓦解、荡然无存。所以，面对他的问题，我还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第一次对话就这样泛泛地结束了。我想他已经被我反对他留学的冷漠所温暖，不再做这个白日梦了吧。我高兴我又成功指导了一个人生。没想到过了几天，钟图洛再次约我出来，要和我“深聊”。这次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他的问题了。
我和别人的交往，具有一回熟、两回深，三回就会成为知己的能力。第三次见面，他已经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了。那天，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谈话。听了他的故事，我心潮澎湃，陷入了沉思。
历史久远的人生奋斗
钟图洛出身于福建一个平民家庭，80年代中期毕业于外省一个普通大学的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山西一个山村做中学教师。中学教师的地位在这里有多高？不超过北京女孩子眼中的一米六零（这似乎正好是钟图洛先生的身高）。一个一米六零的男人在北京姑娘眼中大概是特等残疾人吧。而一个中学教师在钟图洛先生任教的乡村，在女方看来，也就是一个残疾人，而不管他多么智慧高大英俊。
钟图洛告诉我，年轻时候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作家诗人，但是诗歌小说并没有给他换来金钱与美女——它们至今还在继续等着发表呢。在乡下勤奋工作了五年，他已经二十六七岁，面临父母日益沉重的要他传宗接代的压力，他瞄上了一个女学生。和女学生谈恋爱，是当地教师结婚的最佳途径。他告诉我，由于教师结婚难，所以他们不得不瞄准班上的少女学生。这样感情可以从对方的启蒙时代开始培养，让他们意识到人民教师的伟大崇高和可爱，到了女子十八岁毕业时，往往生米煮成熟饭，家里反对也就来不及了。
但是钟图洛比一般倒霉的中学同事还要倒霉。等到他这锅生米即将煮成熟饭的时候，女方父母双双拿着上吊绳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从而挟持了这个女孩，把她配给了当地供销社一个营业员。
“在当地农民心目中，营业员的地位比教师高。营业员至少可以买到便宜的煤油和红糖，而教师呢？什么也没有。”
这种环境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知识男性显然不是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钟图洛决定离开这里，于是开始考研究生。二十六七岁的时候，理论上还是处男的他（待考），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这是钟图洛人生一次了不起的转折。
三年后，把所有激情和欲望都洒在这个硕士文凭上的钟图洛顺利毕业，并被分配到了北京，来到他现在供职的这个令人尊敬的中央媒体。这是90年代初期，他已经接近三十了，正是男人一生第一个压力的高峰时期。分配到中央媒体，对于赤贫的父母和乡村教师的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社会力量对中央媒体的地位构成竞争和挑战，也没有什么社会群体能够与中央媒体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媲美。一个一米六零、三十不立、来自赤贫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