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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五元龙币的赋税缴纳后，老百姓其实剩下的没有几块钱了，根本不舍得花。因此不利于国家钱币的流通和商业的发展。如果不征收农业税的话，老百姓便可以用这五块钱购买很多的工业品和生活品，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旋即，张云飞下发诏令，宣布中国永远不征收农业税。这样一来，农民高兴了，商人高兴了，资本家高兴了，工人高兴了，张云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爱戴，这回张云飞才真正的深入民心。因为老百姓不会去问谁当皇帝，谁执政，他们只关心能否吃饱穿暖，谁让他们吃吃饱穿暖，谁就是他们心中真正的英雄。
在工业上，中国先后建立了七个工业基地，由于东北工业基地已经成型，成为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并支配整个中国的工业基础。基地内实现了采矿、钢铁、机械、化工等四大支柱行业。
其他工业基地按照东北工业基地的布局和管理，来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华北工业基地，主要为煤炭基地。包括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为中国长江以北输送煤炭。
华东基地以上海、江苏、浙江为主，主要因上海皇家造船厂的带动下，形成了全面综合性的工业基地。其中以制造业和材料加工为主。
华南基地以香港、澳门和两广为主，由于吕宋成为中国版图，东南亚作为帝秦海军的势力范围，带动海上贸易。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基地再次南迁，从上海地区再度回到了广州，形成了以海洋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基地。
西疆基地，以西藏、新疆、蒙古为主，发展畜牧业，大批的牲畜和毛皮输送华东、华南加工。由于中国轻工业发展原比重工业要快，因此中国的毛纺织工业已经占据世界一半的产量。当然，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世界一半，出口的少。主要是为国民服务。但是，庞大的国内需求使得中国的轻工业，尤其是毛纺织工业发展迅速，而且壮大了起来，渐渐的出口也在逐年增加。
北疆基地，以尼布楚为中心，以西伯利亚稀有金属矿产和林业为主，发展中国的稀有金属加工工业和木材加工工业。成为中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吕宋基地，以马尼拉为中心，仅次于东北工业基地，是一个综合性工业基地，采矿、钢铁、机械、化工、能源、材料样样俱全。由于苏比克海军基地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基地，数年来，一直为中国和全世界建造战舰、船只两百多万吨，带动了整个工业基地的综合化。
夏威夷基地，以珍珠港造船厂和檀香山作战实验室为主，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领军地位，因为夏威夷缺乏能源。张云飞已经不可能再用钱来堆积工业和军队了，但是夏威夷是张云飞的起家之地，其超然地位不亚于东北工业基地。这里，中国的作战实验室，成为了中国科技的顶尖之地。几乎所有的成就，都出自这里，而珍珠港造船厂之所以还在使用，正是为了给作战实验室用来试验新科技的。
当然，张云飞已经在中国本土，天津大沽附近打造了一处国家科学院，正在不断的将夏威夷的作战实验室的科技和员工转移过去。
但是，依然有很多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转移的，很多的大型项目正在进行当中无法中断，因此目前夏威夷依然是中国的科技领军之地，不容替代。
在商业上自是不必多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商人，随着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农业建设，其中的商机无限。加上帝秦政府的商法典是仿照美国商业法所订立，作为存在了一百多年的美国这个纯商人国度，他们的商业经验积累对于中国商业的发展实在是大大的有利。七年来，中国的商业发展迅速，起先仅仅限于国内，随着商贸的队伍的壮大，如今已经出现了许多的跨国贸易公司，前景一片美好。
在教育方面上，一直一来，帝秦政府获得的大笔战争赔款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如今却是派上了用场。大规模兴建学校，实行义务教育制。原本以为建立几万所学校在初期可能会发生学员不够，浪费教育经费。因此，帝秦政府教育部颁布学声义务教育，以增加生员。可是，帝秦政府远远没有估计到中国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渴望。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个传承了几千年的思想，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中国人的灵魂里了。老百姓拼着砸锅卖铁也要供自己的孩子上学念书，以求的将来出人头地。
由于帝秦政府实施教育财政逆补，义务教育制度，学生上学不用花钱，因此导致了初期建立的两万多所学校人满为患。帝秦教育部急忙紧急下拨教育经费，扩大学校数量和规模。
然而，直到这时，唐绍仪才意识到将钱砸倒教育中，尤其是义务教育制，再多的钱都不够用。帝秦财政部下拨的教育经费一年比一年多，几乎是以平方数增长。
财政部大臣张寨无法忍受这种烧钱方式，数次觐见张云飞，要求停止义务教育。张云飞起初只是想要模仿美国，完全免费教育，以获得空前强大的国民素质，从而让中国尽快的成为综合性强国。
然而张云飞似乎忘记了一个问题，中国人口庞大，义务教育比起大规模军备竞赛还要烧钱，那就是无底洞。而且，如今的美国并没有实行义务教育，都是有偿教育，或者半公费教育。因为，义务教育只能在国民经济高度发达时才能够实行。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张云飞只好先取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由公费义务教育，改成了半公费义务教育。
不过，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上得起学，张云飞着令教育部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帮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
令张云飞高兴的是，国民对于求学的渴望，丝毫不影响是否公费自费。首批入学的孩子高达两千万，让教育部的官员们和各地大小学校的教师们差点儿忙的崩溃了，不过好在头几年的高峰期渡过以后，后序的教育制度完善才使得全国的教育体制和程序走向平稳。不过，按照蔡元培的估计，十年内中国完成下一代人的小学文化普及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教育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好好引导，否则将会误国愚民。
前朝遗留下来的教育弊端在帝秦政府教育初期影响甚大。清朝覆灭前夕，三所国立大学共有学生不到500名。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1900年才正式招生上课，但没有大学毕业生。
北洋大学堂大学部仅有工科毕业生35名，法科毕业生9名。上海南洋公学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1年才粗具规模，没有大学毕业生。可见清末的大学教育尚在幼稚阶段，而且发展缓慢，举步维艰。
帝秦政府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帝国皇家大学”，性质等同于中国最高学府，为博士后和导师进修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中科院）。北洋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原来的京师大学堂学员都被安排到了北京大学。上海南洋公学上院改成复旦大学。由于初期，这些大学但离现代化的大学标准，差得很远。除了帝国皇家大学是把夏威夷大学完整的给搬迁到了北京，成为了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学校外，其他的大学都是前清的旧有体制下的学校。
第493章 航空霸权
【今日第二更，见证中国航空工业称霸世界】
帝秦政府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帝国皇家大学”，性质等同于中国最高学府，为博士后和导师进修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中科院）。北洋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原来的京师大学堂学员都被安排到了北京大学。上海南洋公学上院改成复旦大学。由于初期，这些大学但离现代化的大学标准，差得很远。除了帝国皇家大学是把夏威夷大学完整的给搬迁到了北京，成为了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学校外，其他的大学都是前清的旧有体制下的学校。
据教育部第一大臣蔡元培给张云飞提交的报告称：早期的北京大学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学生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里有地位的人来兼课，尽管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教师作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学习上很有妨碍的。
京师大学堂办了五六年。几经周折，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外国人视之为“蒙养学堂”，连清朝廷都自认其水平太低。帝秦执政初期，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尚未变化，因为都是迂腐和投机的人，没有接受先进思想。
随着帝秦政府战争的结束，一些恢复正常，蔡元培开始着手大刀阔斧的改革现有大学。
首先是封建衙门习气仍重。京师大学堂时期，北大主旨就是为了培养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漫延，学堂像衙门。帝秦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而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
如沈尹默记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仪。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丝毫不允许被借阅。课堂教学内容陈旧。因循守旧，沿袭了清末大学堂的风气。
学生也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虽然取消了科举，但一般学生认为从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仍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学生有做官发财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终目的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和，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于北京大学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历即可。
其次，学风不正。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花钱一年在上千龙币，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000龙币。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北京大学还流行一种坏风气：无聊师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
为毕业以后做官，许多学生在校期间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还流行“结十兄弟”，即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的钻营费由十人分摊。如此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成立前一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它的创办者本是几个印刷工人，戊戌维新后由于张元济、蔡元培等文化人的加入，在清末和帝秦初年迅速发展为我国文化人的出版阵地，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随着蔡元培当上了教育部大臣，张元济辞掉帝国皇家大学教授身份，亲自到北京大学任校长，针对性的整顿中国大学风气。
张元济是个非常保守的文人，由于帝国皇家大学是完全的西方教育体制，他看不惯，他要打造中国人自己的教育体制。同时，也为了帮助蔡元培进行教育改革，因此才会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他在国内德高望重，文人尊重，再有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于是张元济毫无顾忌的狠狠的清洗了北大的学气学风，学风不正。学术不精者，一律开除。其中不乏帝秦政府官员和富豪家公子，因此被国人称为“张屠夫”！不过，他的“心狠手辣”却是狠狠的刹住了北大的不良风气，使得北大真正的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高等学府。
随后，蔡元培按照张元济的方法，对全国旧有大学，以及新建大学，全部实施严格的赛选制度，严进严出，为中国教育把好最后一道关，让从大学出来的学生全部都是社会栋梁，国家精英！
教育是推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国民受教育的人不断增多，当他们不断的加入到国家建设大军中后，将像化学中的催化剂一般，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