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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于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钦敬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他的尊敬，远过于更显赫的庄子或更适合逻辑的商鞅，或理论更透彻的王安石。关于孔子，除了他对于普通的东西的爱好之外并没有什么显著，除了放一些陈腐论调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重要，最神圣的一件事便是他的伟大的人性观念。
比他更无趣味的人再也不会有了。要中国人才会崇拜这样的一个人，正好英国人才会崇拜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麦克唐纳的政治生活是按照英国人的态度力求其矛盾，那是一种伟大的态度。一个工党分子的麦克唐纳，有一天踏上唐宁街十号的石阶，嗅到它的气息，感觉到愉快。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而安全，他便要努力使它更为安全。达到了这个地步，他便要像孔子那样，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工党主张付诸东流了。因为孔子一定会赞成麦克唐纳的，正如他赞成约翰生博士那样。伟大的精神正是这样地超越了时代相接触了。
欧洲今日所需的和现在世界所需的，并不是更多心智上的伟人，而是生活的智慧。英国人并没有逻辑，可是有的是中国式的智慧。一个人觉得因为英国在那里欧洲人的生活一向较为安全，欧洲的历史的发展前途也更为稳健。使一个人觉得很确信的事情少得很，看见一个人对自己这样确信实在是一件好事。
英国和中国的最大分别，便是：英国文化更富于丈夫气，中国文化更富于女性的机智。中国从英国学到一点丈夫气总是好的，英国从中国多学一点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也是好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这种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
有人说过，理想的生活便是住在一所英国的乡间住宅，雇一个中国厨子，娶一个日本妻子，结识一个法国情妇。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我们便会在和平的艺术中进展，那时才能够忘记了战争的艺术。那时我们才会晓得这个计划，可是我相信这样在生活艺术中的合作，将要形成国际间了解和善意的新纪元，同时使这个世界更为安全而适于居住。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住在纽约的中国太太喜欢纽约，成为宇宙之谜。始而百思不得其解，用心思维，才恍然大悟。没有问题，这奥妙在于“你自己来”四字，西文所谓do it yourself。中国太太住纽约，生活比较简单，比较独立，比较自由。要洗衣服，你自己来，何等简单，要买菜，你自己来，何等独立。要烧饭请客，你自己来，不仰他人鼻息，何等自由。要擦皮鞋，你自己来，这是何等自力更生。听人家说，这就是人类平等，“德谟克拉西”。
我居纽约，先后三十年，饱尝西方的物质文明。尝细思之，方便与舒服不同，个中有个分别。居美国，方便则有，舒服仍不见得。远东文明，舒服则有之，方便且未见得。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皆方便之类。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却不见得如何舒服。长途驱车，挤得水泄不通，来龙去马，成长蛇阵，把你挤在中间，此时欲速未能，欲慢不得，何尝逍遥自在，既不逍遥自在，何以言游。一不小心，性命攸关，惊心吊胆，何来舒服。
地道车，轰而开，轰而止。车一停，大家蜂拥而入，蜂拥而出。人浮于座位，于是齐立。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前为伧夫之背，后为小姐之胸。小姐香水，隐隐可闻，大汉臭汗，扑鼻欲呕。当此之时，汽笛如雷，风驰电掣，你跟着东摇西摆，栽前仆后，真真难逃乎天地之间。然四十二街至八十六街，二英里余，五分钟可达，分毫不爽，方便则有，舒服则未。
德谟克拉西，必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必无佣人老妈。既已平等，何必老妈？于是烧饭，太太自己下厨，不靠别人，不受佣人的气。纽约太太，没有佣人问题，这是何等快活。于是上街买菜日劳，而烹调之术日进，又是何等可喜。大家就席，张太太恭维李太太：“你海参做得那么好！”“哪里！你的板鸭，才真够功夫。”于是操劳愈甚，精神愈好。平心而论，总比打麻将强。及至席终，端盘撤席，你自己来，客人亦急公好义，大家也来帮主妇忙，这是何等潇洒。而且操劳，于人身体是好的。
我一向最忌狗领狗带，未知狗领束缚脖颈，是何道理，然入乡随俗，亦自不欲长衫大褂，招摇过市，触人耳目，张大千弟兄来纽约，仍穿中装；甘地游伦敦，仍然赤膊。他人可以，我则未能，然张大千乌髯可掬，威仪棣棣，自有其一副气象，令人肃然起敬。我何人斯，走一条街，没人认识，最是乐事，所以一生不敢做官，即忌此黑领带。一人至带黑领带时，已无甚可说。利锁名缰，害人最大，交头耳语，始当权耍。东西皆是如此，不足为奇。我家居中服，出门西服。只要样样有一定挂处，三分钟内可以改装，毫无困难。以三分钟之麻烦，易数小时之舒服，仍是值得。东方男人穿裳，女人穿裤；西方男人穿裤，女人穿裳。今则西方小姐已改穿裤子，东方征服西方是必然之事。
纽约中国菜馆林立，越来越多。杂碎之谣，虽然可恶，千年皮蛋，更属荒唐。然中国杂碎寻常味道，已经确胜西方，所以风行也不足怪。春卷、馄饨、蘑菇鸡片（粤音拼作Moo Goo Gai Pien）西人已经耳熟能详，独中国人吃来，北方味少，广东味多，求真正北平东兴楼之醋溜鱼片，宫保鸡丁，或四川的九曲回肠，干炒牛肉丝，几不可得。于是四川与江浙，混为一谈，江北与江南，菜馆无别。什么名菜，名存而实亡。香酥鸭香而不酥，回锅肉往而不回。天津馆可吃蟹壳黄，岭南春不叫涮羊肉。我走遍西半球，认为犹能保存真正北平菜者，惟有巴西圣保罗。
西报评中菜，都是捧场，只有《纽约时报》食评，绝不敷衍，不买账。食评之事，美国尚未讲求，法国则不然。此《米师兰指南》（《Guide Michelin》）一书之所以可贵。此书每年一版，各酒馆茶楼之名菜名酒鉴赏极精，历历能详，以为食客指导。其于菜馆，超等者以一星、二星、三星别之。一星已经难得，三星全法国只有七八家。因为米师兰绝不敷衍，不买账，所以成为权威。升级降级，赏夺惟我独尊。所以列名超等，真不容易。或已得三星，稍为懈怠，明年立即降级。法国人讲究吃，所以成此风俗。
做到不敷衍，不买账，也是不容易。食事如此，天下事莫不如此。流芳千古，青史留名，谁不愿意。唐朝许敬宗之流，便可买账，不但拍武则天之马，且可卖钱乱史实。孔子便不买账。笔则笔，削则削，门人不能赞一辞。所以吴子惧，而天下乱臣贼子皆惧。
不敷衍，不买账，孔子是第一人。
谈中西文化
自从朱柳二先生那夜谈劳伦斯以后，数日不曾会面。这夜朱先生饭后无事，踏月向沧浪亭走来，有意无意地走到柳先生家门，顺便进去，也不管柳先生正在吃饭，一直走到上房。柳夫人与柳先生正在月下对饮，自然也不回避。朱先生自己拿条板凳凑上，一屁股坐下。不一会撤席，老王排上水果，大家且嚼且谈，甚是自在。起初大家乱扯乱谈，后来谈到英国新出一部轰动欧洲的讲中国文化之书。
柳：“文化这个东西，谈何容易。东西文化之不同，其实都是基于生理上的。你想日耳曼族信奉耶教一千余年，这耶教是由小亚细亚传过去的，所以也有和平谦虚恶魔罪孽等等观念，日耳曼族名为信奉，骨子里何曾变了丝毫，还是进取冒险，探北极，制大炮，互相火并，就是因为西人身体气质不同。你看他们鼻子那么高，眼孔那么深，下巴那么挺，就晓得了。十年前也有西欧和尚来到中国，佛号叫做‘照空’，我也跟他谈过话，哪里有一点出家人相貌，谈起话来，就像一颗炸弹，时有爆发之势，恨不得欧人天诛地灭，当时我称他为火药菩萨。老实说，清净无为还是我们东方的玩意儿。你想一个天天探北极，赛摩托车，打破飞机纪录的民族还能做真正佛门弟子吗？西洋人要扮出清净无为的相貌，只觉得滑稽好笑罢了。”
朱：“想起来也好笑。西洋人到我们中国来传教，叫我们和平忍耐谦虚无抵抗，这真太岂有此理了。难道世上还有比我们中国更和平忍耐的老百姓吗？”
柳：“我就是这么说。中国文化就是有什么好处，西洋人也是学不来的。西洋的个人主义，不在于他们的书上，而在于他们的骨子里头。你看看西洋女子之刚强独立，跟中国女子之小鸟依人一比就明白了。你再看中装与西装之别，舒服温暖，西装不如中装；而间架整齐，中装不如西装。其实西装也何尝无舒服温暖的衣服，你看他们在家穿的，dressing gown及slippers（便服软鞋）何尝不跟中装一样？只是我们中国同胞经过几千年的叩头请安，骨子都软了，所以在家在外都穿他们的‘便服’及‘拖鞋’罢了。他们的祖宗在我们明代还在出入绿林，骑马试剑，到现在胸部臂上还有茸茸的红毛，让他们再文明了二千年，你且看看他们要不要在家在外都穿长袍软鞋。西妇常有嘴上一撮胡须，中国女子就少有，中国女子有‘白板’，西洋就没见过这名词。中国女子皮肤比西洋女子嫩，就是因为二千年的深守闺中，难得出汗，所以毛孔也细起来了。凡此种种都足见中西体格气质上之不同。再加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容人多管闲事，中国社会制度，不容人太出风头，即使生下来有一点英灵之气，都被这种社会压完了，大家俯就常局，八面玲珑，混过一生，了此公案，怎么不叫聪明的人都明哲保身，假装糊涂呢？如果有什么真正英雄豪杰，必不容于家庭，不容于社会，一驱之于市井，再驱之于绿林，剩下一些孝子顺民大家争看武侠小说过瘾罢了。再加上家庭制度把你的个性先消灭，而美其名曰‘百忍’，于是子忍其父，媳忍其姑，姐忍其弟，弟忍其兄，妯娌忍其妯娌，成一个五代同堂的团圆局面，你说怎么不叫中国人的脸庞也都圆了起来？你想社会制度如此不同，他们来讲我们的文化有什么用处？”
朱：“吾兄所言诚是。我想处世哲学、社会制度终归东西不同，但是西方主动，东方主静；西方主取，东方取守；西方主格物致知之理，东方主安心立身之道，互相调和，未尝无用。世事如此纠纷，西人一天打，打，打。照道理，学所以为人，并非人所以为学，以人为一切学问的中心，这是中国文明之特征，人生在世不满百，到头来盘算一下，真正叫我们受用的，还不是饮食男女，家庭之乐，朋友之快，心地清净，不欠债，及冬天早晨得一碗热粥，一碟萝卜干，求一温饱吗？常人谈文化总是贪高骛远，搬弄名词，空空洞洞，不着边际，如此是谈不到人生的，谈不到人生便也谈不到文化。这样一来就有点像盲人骑瞎马了。我最佩服一句孔夫子的话，叫做‘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是真正东方思想的本色。这样一讲，把东西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平上一称，才稍有标准。”
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半谈东西文化的人，都不得要领，打不出这个圈套。其实这也不限于做文章的人。处在今日世界，无论男女老幼贤不肖，哪一个不在天天作中西文物的比较。比方你穿的是卫生衣，还是中国短衫，造的是洋楼，还是中国园宅，此中已含有中西文物的比较了。文化范围太大，此刻也不讲中外处世哲学文学美术之不同，只讲常人对此种问题的态度。常人是不肯看到底的，不肯参透道理的，总是趋新骛奇，赶时新，赶热闹。讲到我国的文物，不外‘虚张声势’与‘舍己耘人’两路，这两条路正是外强中干的正反两面。忽然耻中衣，耻中食，说必洋话，住必洋楼，穿必洋服，行必洋车，过一会儿又是什么孔孟尧舜仁义礼智，连不知有无之大禹也要搬出来崇奉。这是近来国弱，国人神经失了常态，故郁成这‘忧郁狂’及‘夸大狂’出来。你想单讲礼貌一端，还有什么值得自吹自擂。中国社会是世界最无礼的社会。你只消一坐电车，一买戏票，一走弄堂，便心下明白，在中国人之心理中，路人皆仇敌，还配跟人家比什么礼貌吗？要复什么礼？你坐电车，看是洋人司车有礼，还是中国司车有礼？你到公司买物，看是外国伙计有礼，还是中国伙计有礼？然而大家还在糊涂复古；不具批评眼光，所以吹也是乱吹，骂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