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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人能够这样优美地了解，感觉，以及表现出我们心中的情感时，我怎能够不对日本人的艺术意识和诗意感到钦佩呢？首先，他们了解简朴之美，那种简朴之美很可以从日本人的居室内见到，等于中国人的“明窗净几”这个理想，而且又可以在他们喜欢把不加油漆的木器的表面揩拭得很洁净这一点见到。
如果要用几个字来表达出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之点，我要说日本人缺乏明理精神，缺乏广大的眼光，缺乏和平主义，以及中国人的民主观念。这些特性是连结在一起的。日本人有的是较中国更大的对皇帝和国家的忠心，更严格的纪律，更大的生活下去的决心，以及——这里是一个惊人的结果——更墨守礼法。日本人比较忙碌，可是中国人比较智慧。
我有这样的见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当你要探求深邃和创作力——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工作的最后的试验——日本人在这一方面的成绩却很令人失望。然而，一个民族并不需要深邃和创作力才能生活下去，因为世界上尽有许多人缺乏深邃和创作力，可是却生活得很顺适。我所说的是关于那些文化上的较奢侈的现象。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日本人了解精巧这一点，一种偏狭的精巧，他们也许要比任何的国家更为了解小型的，细小的，轻的，极小的东西的美点，可是我仍旧要在他们的艺术里找寻一种对神秘的深邃和伟大的感想。据我的一般印象看来，一切都是像他们的木屋那样轻浮而不稳固。
这个“明理的精神”一语——那精神上圆熟之母——究竟能解释上面所举出的异点吗？也许它能够的。日本人的好战精神，日本人的决心，日本人对皇帝的热烈的忠诚，以及日本人的高度的民族主义，便是缺乏明理精神的表现。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好战的；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坚决的；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狂热的。
中国人太明理了，所以不会好战；太明理了，所以不会坚决，太明理了，所以不会赞成任何一种热狂；而且太明理了，所以不会成一个十足完美的人。中国言语中，两方面争执时最动人的一句话便是：“这个有理吗？”承认不合理的一方面便已经是失败了。
例如，这种明理的精神调和了中国人的墨守礼法观念，调和了中国人对女子的态度和对君主政体的态度。一般人假定中国人交际时是很拘礼的，这种假定是极端错误的，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外国人从中国的一些客套的称呼推论出这一些夸张的见解，事实上这种称呼在中国人看来毫无意义，因为它们不过是一些客套罢了。
事实上中国人是我所知的人类中，生活之道最为自由的民族——最自由是因为他们是最能随遇而安。他们讨厌日本人喝茶时那种墨守礼法。日本女子现在仍然在他们的现代女学校里学习怎样合度地鞠躬和低头徐行。现在试试去教中国女子怎样鞠躬吧——简直难以想象！
中国人轻视女子，可是，至少当他们看见日本做丈夫的带歌妓回家，要他们的妻子来款待她们（日本做妻子的总是乐于听从），他们会认为是不合理的。中国的妇女也不像日本的妇女那样，对男子称呼时，用另一种自抑的言语，日本妇女甚至做母亲的对儿子说话时也是这样子。
所以，儒家所主张的女子顺从男子，平民顺从贵族，以及人民顺从皇帝的制度，在日本实行得很严格，可是在中国却从来不会这样。日本人对皇帝的崇敬，在中国人看来只觉得是一种热狂心理，一种热狂心理无疑对于民族力量有功效，可是，它成为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思想。日本产生一个武士阶级，在中国却不会产生。结果，甚至在中国的君主政体下，精神仍旧本质地是属于民主的。
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是：虽然经过了二千年的历史，幕府的变迁是这样频繁，日本却有一个继续不断的皇朝，同时中国已经有过二十多个朝代。甚至在诸侯争雄战乱的时代，例如一三三六——一三九二及一四六七——一五八三这两个时期，日本皇帝的权力已濒于消灭，皇族系统和皇朝的宝座却始终安然无恙。总之，日本的皇帝是一种半神圣的人物，这种特点中国皇帝从来不会有的。中国人太富于明理精神，决不会承认这样的一个人物。中国的历史学者推定出一个理论，认为皇帝都是受命于天，统治天下，他一旦统治不善便是放弃他的权利，这一来，叛乱便成为合理的了。这种思想在日本要被认为是“危险思想”的。
不久前，一个日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曾发表过一个震动全国的论调，他认为“皇帝是国家的一个器官，而不是国家本身”。据我记得，这个教授后来终于要撤回这句话。这样的思想简直是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
这一点便解释日本这一个民族的团结力。日本是一个比较有秩序，比较有纪律的民族，这一点是毫无疑间的。要是对一个中国人说起团结的利益和纪律的美德，他便要掩口窃笑了。
你不能使一个旷达的个人成为一个优秀的公民。照现在的世界那样地组成，民族间的冲突这样剧烈，说不定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一些头等爱国者，总比较有一些过着合理生活的明理的个人更好呢。中国人最后说不定会跟这种见解适应。可是他们这样做，只是对于这个他们不幸生于那里的世界的一种让步罢了。你必须费许多唇舌才能使中国人相信民族伟大的美点。你可以叫他观看一场热闹的游行，或是观看一队令人生畏的舰队，他会承认这是美丽可观的。有一队舰队来看，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日本人很适合变成一个好战的法西斯民族，像机械一般地动作，中国人却很不适合。困难的一点便是中国人的个人太会思想了，你决不能把一些会思想的个人，构成一个法西斯的民族，用着“鹅步”走路。人类用“鹅步”走路，总是没有意思的。
我以为思想统治在日本简直是多余的，因为一切日本人无论如何都是同样思想的。
这一点便说明了我所说的中国人的较大的明理精神，广博的观念，较大的民主思想以及和平主义是什么意思了。中国人究竟推翻了他们最后的一个皇朝，可是日本的皇帝显然要永远继续下去。至少，它在理论上已经继续了差不多二千年了，一直回溯到太阳女神的时代。
要轻视现代的日本是不中用的。日本的突然飞黄腾达，成为一个世界上强国，并非一件偶然的事情。民族团结力，纪律，组织的能力，改作的（也可以称为模仿的）能力，勇武精神，以及强大的劳作能力——这些都是重要的特点。要显示出日本具有真正的民族力量，更切当的也许是指出她每年出版的书籍超过美国和英国，只逊于俄国和德国。
可是，由于缺乏“明理的精神”，缺乏圆熟，机敏，以及自由批判精神的缘故，现代日本却也有她的危机。日本已经用“鹅步”步伐走上各民族的前列，可是踏步时也用“鹅步”，未免太疲乏了，永远地用“鹅步”步伐而不稍用思想是危险的。
日本无疑已经达到前列。我认为她达到这个地位，纯粹是由于性格的力量，可是没有什么思想。明治天皇的维新，便是用“鹅步”的步伐，使日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当你把现代的、工业的、科学的，以及军事的利器，放进那些短小的富于团结性，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封建社会现成的勇武，忠诚，民族性精神，等等特点的岛国人民的手里时，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这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日本把西洋的文化整个吞咽下去，它的军国主义，它的资本主义，它的民族主义，以及它的权力的信仰，把它加在一个封建社会上面，没有时间替自己思想。这一来，给她的文化一种机械的，缺乏幽默的，不近情的特点。这种机械的，缺乏幽默的特点，可以从日本税关人员和替察那种令人讨厌，爱好规律，以及极度严肃的态度，从军人的虚荣梦想，以及从“日本高于一切”式的对世界（包括大不列颠）的外交挑战的傲慢态度看到。
我想这种傲慢态度一定时常使西园寺公以及几个老年的政治家感到头痛。由于她的完全而不和谐的傲慢声调和态度，日本使自己投入一个国际孤立的地位，然后把法西斯的德国拉来做同盟者，连她自己也感到惊异。这样便证明了我所说日本人缺乏机智这一点。纯然信仰权力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很抱歉地说，日本甚至连“武士道”这种可敬的精神也丧失了。我希望日本人会有更大的机智，而不至于要求中国人去压制那种由日本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完全自然的反日情感，并且有更大的机智，而不至于派遣战舰和轰炸机去消灭反日情感。日本人完全是抱了诚意希望消灭反日情感这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认真态度，使这件事显得很悲惨。他们没有明白，有些东西即使用轰炸机也不能消灭的。他们跟反日情感斗争时，不啻跟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斗争，跟自然斗争是愚蠢的。甚至大炮也不能跟自然斗争。
所以，结果是日本在中国所成就的正跟她所要做的相反。日本人性格上的最不愉快的一面，不幸在近日的日本支配着。而且在政治上握了权力——日本人性格的这一面是由军人代表了。日本的进步主义分子当然看到这种“跨在虎背”，趾高气扬，向着毁灭前进的愚蠢，而更安稳的结果也许会由较温和的方法而获得成功。
中日两国的接近，必需日本政府的内部发生变化，文治派领袖能约束军人，才可以想象到。这一点不成功，即使世界上最佳的战争机构也不能把日本从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拯救出来。
女人
我最喜欢同女子讲话，她们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伦的名句：
“男人是奇怪的东西，而更奇怪的是女人。”
“What a strange thing is man！and what stranger is woman！”
请不要误会我是女性憎恶者，如尼采与叔本华。我也不同意莎士比亚绅士式的对于女人的至高的概念说：“脆弱，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我喜欢女人，就如她们平常的模样，用不着神魂颠倒，也用不着满腹辛酸。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所谓“第六感”（The Sixth Sense），在她们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她们了解男人，而男人却永不了解女人。男人一生抽烟、田猎、发明、编曲，女子却能养育儿女，这不是一种可以轻蔑的事。我不相信假定世上单有父亲，也可以看管他的儿女，假定世上没有母亲，一切的婴孩必于三岁以下一齐发疹死尽，即使不死，也必未满十岁而成为扒手。小学生上学也必迟到，大人们办公也未必会照时候。手帕必积几月而不洗，洋伞必时时遗失，公共汽车也不能按时开行。没有婚丧喜庆。尤其一定没有理发店。是的，人生之大事，生老病死，处处都是靠女人去应付安排，而不是男人。种族之延绵，风俗之造成，民族之团结，都是端赖女人。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世上没有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有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男人不会居住在漂亮的千篇一律的公寓、弄堂，而必住于三角门窗而有独出心裁的设计之房屋。会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而且最好的外交官也不会知道区别白领带与黑领带之重要。
以上一大篇话，无非用以证明女子之直觉远胜于男人之理论。这一点既明，我们可以进而讨论女子谈话之所以有意思。其实女子之理论谈话，就是她们之一部。在所谓闲谈里，找不到淡然无味的抽象名词，而是真实的人物，都是会爬会蠕动会娶嫁的东西。比方女子在社会中介绍某大学的有机化学教授，必不介绍他为有机化学教授，而为利哈生上校的舅爷。而且上校死时，她正在纽约病院割盲肠炎，从这一点出发，她可向日本外交家的所谓应注意的“现实”方面发挥——或者哈利生上校曾经常跟她一起在根辛顿花园散步，或是由盲肠炎而使她记起“亲爱的老勃朗医师，跟他的漂亮的长胡子”。无论谈到什么题目，女子是攫住现实的。他知道何者为充满人生意味的事实，何者为无用的空谈。所以任何一个真的女子会喜欢《碧眼儿日记》（Gentlemen Prefer Blondes）中的女子，当她游巴黎，走到Place Vendome的历史上有名的古碑时，俾要背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