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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姑娘怎样爱美——致一位法国作家的公开信
尊敬的M。 德克布拉：
世事多变。我上次在福州路的裕丰泰酒楼与你晤面，我们当时不仅吃螃蟹肉，饮绍兴酒，还有上海的几位窈窕淑女陪坐。想到你们的“夜间快车之女”，我建议你写一篇“螃蟹与淑女”的随笔，但你不以螃蟹为意，专在倾听淑女的谈话。酒美蟹佳（你却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淑女俏丽娇媚。那天晚上的情趣至今使我回味无穷。我在席间不禁想到，你有幸看到的中国现代女郎正值青春韶华，这样的运气可能会改变你对中国女人的整体看法。我不知道，你的热情会使你忘乎所有，你对中国女人的过誉之辞会置你于尴尬境地。现在我们北平有些女大学生在向你抗议，说你夸赞她们漂亮等于唐突了她们。也许你自己弄不清楚惹祸的原因，我愿为你分析中国女大学生的心理，帮你排忧解难。
现在，我遇见所有属于一流艺术家的欧洲游客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姑娘美丽娴雅，她们的衣饰也有着欧洲女士身上找不到的诱人魔力。但就我所知，你是开诚布公敢于宣称中国姑娘漂亮的第一人。据说你的品味很差，你喜欢中国的菜肴，还喜欢中国的姑娘，更有甚者，兴许你有一天会放弃你坚定的独身主义而娶一个中国女子。像你这篇石破天惊的言论，见诸中国报刊还是头一遭。我从未听到侨居上海的欧洲人赞美过中国菜肴、中国服装、中国建筑或中国女人，就算我个人听到过，但整个“中华民国”仍然不知道自己有如许值得赞美的事物。有些英国人私下羞怯地承认他们真的喜欢中国菜肴，但体面的英国人绝不会在上海的夜总会里声言他喜欢中国菜肴、中国女人或中国民众，否则他会被讥为“怪种”而即刻面子丢尽……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中国人当着洋人的面不敢按自己的方式啖饭吃菜，不敢穿自己的长袍，不敢讲自己的语言，不敢拥有中国风格的园林。现在你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胆敢说中国姑娘很漂亮，当然没人相信你，中国姑娘自己更不会相信你。女大学生们不愿信任你了。在北平发起抗议你的潘小姐当然说你是在挖苦人。当然你是开玩笑——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你是在嘲笑她们。一位女作家在《大晚报》上问：你为什么要嘲笑中国女人而不嘲笑巴黎女人？潘小姐质问你为什么不谈文学仅谈女人（这是大学生提出的有代表性的问题）。给《中国时报》撰稿的一名男耶提的问题更是一针见血：你为什么不侮辱其他国家的女人，而偏偏侮辱中国姑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女人难道不也应当反思吗？《大晚报》上登的一位女读者的回声词意诚恳，发人深省：虽然我们不高兴受人侮辱，可我们也应引咎自责……啊，姐妹们，我们必须猛醒……所有这些就因为你说过（据《申报》消息），你理想的女人是快乐的东方美女！
不，我们吓怕了，我们受辱丧气，我们再也不能相信任何说中国好话的人了。看到外国游客虔诚地呆立于天坛之前，我们感到天坛应当俯首自惭。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天坛不是钢筋混凝土建的，楼高也才三层。听到洋人说天坛漂亮，如果天坛是潘小姐，即使不指控洋人是在蓄意侮辱，也要不满地对他说：“你没半句正经话。”天坛像个女奴，尽管一生备受虐待，但突然发现有人拍她的背，她就会惊怒地叫喊：“你怎敢无礼！”但是，德克布拉先生，你偏敢这样做。现在除了你老是赞不绝口地说“中国姑娘美极了”，再没有别的法子使她们相信你。倘若以后有个欧洲小说家跑来赞同你的观点，他的烦恼也许会比你的少些。
当然，你知道我用意何在。“自卑感”一词虽然已是陈腐的老调，现在还得重新弹起。作为一个小说家，你当然知道，自卑心理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一个人是真正的卑下。你只需对某人说他不中用，一天说十次，他自己很快的就会信以为真。主日学校就是这样培养了那么多的“坏孩子”——培养的方式就是警告孩子们，他们想要红带或糖果，他们就是坏孩子——于是他们像罪犯一样回到家里，告诉父母他们是坏孩子，真令人焦躁不安。德克布拉先生，你在远东的白人兄弟都是主日学校的传道士，他们凭胡须剃尽、貌似和善的优势，总是说他们憎恶肮脏、肥脸的黄种人。这样一来，使得我们也以为我们是魔鬼的孩子，而且还在我们对此半信半疑时，他们就会这样直率地告诉我们。当然，上海夜总会里的白色火种表现出的优越感，并非完全出于自私。他们需要优越感。人生通常乱成一团，人类又是如此渺小。所以，能有一个好祖先，沾点祖传的光辉，这于人实在大有裨益。如果没有那份福气，如果并非每一个侨居此地的洋人都能在自己的客厅里挂上一幅祖先的油画像，他就应该相信他身上流动的是他那穴居时代的优秀始祖的正宗血液，这样对他也很有好处。如此做来就会一切如意，就能产生自信心。自信意味着成功，正知所有美国心理学教授一致指出的。自信的人是不必去为中国的事情操心费神的。但我刚才讲的是自卑感的由来，特别是解释潘小姐何以自卑。不管白种人的优势怎样，不管梅·韦斯特与葛丽泰·嘉宝主演的电影如何，中国女大学生对这些金黄卷发的蓝眼人都是求之不得。潘小姐从没想到，垂发乌亮、柳腰款摆的中国姑娘居然能迷惑欧洲人。电影广告的作用真不小，其显著效果是，潘小姐主张举国声讨你，因为你胆敢说你的理想就是东方美人。真是东方美人！你们为什么不讨论文学。却单单谈论我们可怜的女子呢？
现在你该明白了，为什么你对中国姑娘竭力鼓吹，说她们是多么的妩媚文雅，也许比她们的西方姐妹更加端庄高贵，而你没有灰心丧气吧，是吗？那么请你回到巴黎去，研究一套为女士涂染金发蓝眼的方案，你再来中国便能发大财。你下次光临中国时，不仅有中国女大学生代表团挥舞彩旗拥向码头热烈欢迎你，而且所有的中国女大学生们都会是你热诚的好顾客。那时她们才相信你不是开玩笑了。
你的林语堂
纪元旦
今天是廿四年二月四日，并非元旦，然我已于不知不觉中写下这“纪元旦”三字题目了。这似乎如康有为所说吾腕有鬼欤？我怒目看日历，明明是二月四日，但是一转眼，又似不敢相信，心中有一种说不出阳春佳节的意味，迫着人喜跃。眼睛一闭，就看见幼时过元旦放炮游山拜年吃橘的影子。科学的理智无法镇服心灵深底的荡漾。就是此时执笔，也觉得百无聊赖，骨胳松软，万分苦痛，因为元旦在我们中国向来应该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最清闲的一天。只因发稿期到，不容拖延，只好带着硬干的精神，视死如归，执起笔来，但是心中因此已烦闷起来。早晨起来，一开眼火炉上还接着红灯笼，恍惚昨夜一顿除夕炉旁的情景犹在目前——因为昨夜我科学的理智已经打了一阵败仗。早晨四时半在床上，已听见断断续续的爆竹声，忽如野炮远攻，忽如机关枪袭击，一时闹忙，又一时凉寂，直至东方既白，布幔外已透进灰色的曙光。于是我起来，下楼，吃的又是桂圆条，鸡肉面，接着又是家人来拜年。然后理智忽然发现，说《我的话》还未写呢，理智与情感斗争，于是情感屈服，我硬着心肠走来案前若无其事地照样工作了。惟情感屈服是表面上的，内心仍在不安。此刻阿经端茶进来，我知道他心里在想：“老爷真苦啊！”
因为向例，元旦是应该清闲的。我昨天就已感到这一层，这也可见环境之迫人。昨晨起床，我太太说：“你应该换礼服了！”我莫名其妙，因为礼服前天刚换的。“为什么？”我质问。“周妈今天要洗衣服，明天她不洗，后天也不洗，大后天也不洗。”我登时明白。元旦之神已经来临了，我早料到我要屈服的，因为一人总该近情，不近情就成书呆。我登时明白，今天家人是准备不洗，不扫，不泼水，不拿刀剪。这在迷信说法是有所禁忌，但是我明白这迷信之来源：一句话说，就是大家一年到头忙了三百六十天，也应该在这新年享一点点的清福。你看中国的老百姓一年的劳苦，你能吝他们这一点清福吗？
这是我初次的失败。我再想到我儿时新年的快乐，因而想到春联、红烛、鞭炮、灯笼、走马灯等。在阳历新年，我想买，然而春联走马灯之类是买不到的。我有使小孩失了这种快乐的权利吗？我于是决定到城隍庙一走，我对理智说，我不预备过新年，我不过要买春联及走马灯而已。一到城隍庙不知怎的，一买走马灯也有了，兔灯也有了，国货玩具也有了，竟然在归途中发现梅花天竹也有了。好了，有就算有。梅花不是天天可以赏的吗？到了家才知道我水仙也有了，是同乡送来的，而碰巧上星期太太买来的一盆兰花也正开了一茎，味极芬芳，但是我还在坚持，我决不过除夕。
“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我说。“怎么？”我太太说。“今晚×君要来家里吃饭。”我恍然大悟，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我家有一位新订婚的新娘子，前几天已经当面约好新郎×君礼拜天晚上在家里用便饭。但是我并不准备吃年夜饭。我闻着水仙，由水仙之味，想到走马灯，由走马灯想到吾乡的萝卜果（年糕之类）。
“今年家里没人寄萝卜果来。”我慨叹的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寄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三四年前我就买过。”
“不见得吧！”
“一定有。”
“我不相信。”
“我买给你看。”
三时半，我已手里提一篓萝卜果乘一路公共汽车回来。四时半肚子饿，炒萝卜果。但我还坚持我不是过除夕。五时半发现五岁的相如穿了一身红衣服。
“怎么穿红衣服？”
“黄妈给我穿的。”
相如的红衣服已经使我的战线动摇了。六时发现火炉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上有金字是“三阳开泰”“五色文明”。
“谁点红烛？”
“周妈点的。”
“谁买红烛？”
“还不是早上先生自己在城隍庙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我问。“真是有鬼！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我的战线已经动摇三分之二了。那时烛也点了，水仙正香，兔灯、走马灯都点起来，炉火又是融融照人颜色。一时炮声东南西北一齐起，震天响的炮声像向我灵魂深处进攻。我是应该做理智的动物呢，还是应该做近情的人呢？但是此时理智已经薄弱，她的声音是很低微的。这似乎已是所谓“心旌动摇”的时候了。
我向来最喜鞭炮，抵抗不过这炮声。
“阿经，你拿这一块钱买几门天地炮，余者买鞭炮。要好的，响的。”我赧颜的说。
我写不下去了。大约昨晚就是这样过去。此刻炮声又已四起。由野炮零散的轰声又变成机关枪的袭击声。我向来抵抗不过鞭炮。黄妈也已穿上新衣带上红花告假出门了。我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写不下去了。我要就此掷笔而起。写一篇绝妙文章而失了人之常情有什么用处？我抵抗不过鞭炮。
说避暑之益
我新近又搬出分租的洋楼而住在人类所应住的房宅了。十月前，当我搬进去住洋楼的分层时，我曾经郑重的宣告，我是生性不喜欢这种分租的洋楼的。那时我说我本性反对住这种楼房，这种楼房是预备给没有小孩而常川住在汽车不住在家里的夫妇住的，而且说，除非现代文明能够给人人一块宅地，让小孩去翻筋斗捉蟋蟀弄得一身肮脏痛快，那种文明不会被我重视。我说明所以搬去那所楼层的缘故，是因那房后面有一片荒园，有横倒的树干，有碧绿的池塘，看出去是枝叶扶疏，林鸟纵横，我的书窗之前，又是夏天绿叶成荫冬天子满枝。在上海找得到这样的野景，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发见，所以决心租定了。现在我们的房东，已将那块园地围起来，整理起来，那些野树已经栽植的有方圆规矩了，阵伍也渐渐整齐了，而且虽然尚未砌出来星形八角等等的花台，料想不久总会来的。所以我又搬出。
现在我是住在一所人类所应住的房宅，如以上所言。宅的左右有的是土，足踏得土，踢踢瓦砾是非常快乐的，我宅中有许多青蛙蟾蜍，洋槐树上的夏蝉整天价的鸣着，而且前晚发见了一条小青蛇，使我猛觉我已成为归去来兮的高士了。我已发见了两种的蜘蛛，还想到城隍庙去买一只龟，放在园里，等着看龟观蟾蜍吃蚊子的神情，倒也十分有趣。我的小孩在这园中，观察物竞天择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