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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不世出”、“吾之子房也”。建安十八年，董昭等拟劝曹操进爵魏公，受九锡，就商于荀彧，荀彧认为现实政治对曹操称公很不利，主张暂时维持东汉朝廷。但曹操此时功业日隆，想取汉而代之。荀彧的反面意见使他“心不能平”，曹操南征孙权，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后汉书》卷七十《荀彧传》。荀彧终被置于死地。
娄圭（字子伯）年轻时和曹操交厚，“后归曹公，遂为所用，军国大计常与焉，刘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节迎曹公，诸将皆疑诈，曹公以问子伯。子伯曰：”天下扰攘，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曹公曰：“大善’，遂进兵。从破马超等，子伯功为多，曹公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吴书》。后来娄圭只因跟随曹操父子出游时，看到曹操车马仪仗甚隆，故讲了一句”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的戏言，曹操”以为有腹诽意，遂收治之“。《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魏略》。许攸本为袁绍谋士，官渡之役，弃袁归曹，并献袭乌巢粮仓之奇策，助操破绍，”得冀州“。然”许攸自持勋劳“，不拘小节。”时与太祖相戏“，曹操就”内嫌之“，加上人进谗言，”遂见收之“。同上。
杨修为人“谦恭才博”，他任曹操主簿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称得上是曹操的左右手。后仅因和曹植关系较好，就被操以“交关诸侯”罪收杀之。《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传》注引《典略》。再如崔琰为曹操典选举，“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这位“伯乐”在和杨训通书信时，写了一句“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其“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对曹操并无不恭之意，然曹操却大发雷霆，认为“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曹操遂下《赐死崔琰令》，理由是“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故陈寿叹惜道：“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
其二，诛戮恃才不羁与不愿为己服务的士人。
陈留人边让，“素有才名”，曾著《章华台赋》，传颂一时。大将军何进曾特予征召，著名学者蔡邕、孔融、王朗等对其极为推崇。他本人也做过九江太守。边让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太看得起曹操这个宦官养子的儿子，可能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史载他“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后汉书》卷八十下《边让传》。，遂成了曹操开刀的第一个名士。北海相孔融名噪当时，因其“好士”，而宾客“日满其门”；他“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曹操专横跋扈惯了，岂能容忍“处士横议”，便以“大逆不道”之罪，把孔融杀了。祢衡才气横溢，而恃才傲物，得罪了曹操，操遂用借刀之计，把他放逐于刘表处，为表将黄祖所杀。
名医华佗医术超群，“太祖闻而招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后由于华佗不愿在曹操左右长期充当侍医，遂“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曹操一再派人传令追逼，仍遭华佗拒绝。曹操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假”，便将其逮捕治罪。结果查得华佗确系推托。曹操遂将华佗“传付许狱，考验首服”。大臣荀彧认为华佗是一代名医，世罕其匹，故向曹操求情道：“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但曹操仍坚持要将华佗处死，他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华佗临刑前，将“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三国志》卷二十九《华佗传》。华佗被曹操杀死后，他的医术也就此失传。可见，曹操对中国古代医学的摧残。
其三，屡兴大狱，滥杀大批无辜士人。
建安二十三年，耿纪、韦晃、吉本等人因反对曹操而被诛。但曹操并不就此罢休，欲趁机树威，杀戮大批士人。操下令“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者乃实贼也’，皆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建安二十四年，魏讽大狱，株连被戮者达一千余家，其中功臣张绣之子张泉、刘廙之弟刘伟、王粲二子都在这次大狱中被杀。
有些贤士虽没有被曹操所杀，但亦被操借法所废，终身禁锢。如毛玠对崔琰之冤有些不满，发了“使天不雨盖此也”的牢骚，结果“太祖大怒，收玠付狱”。《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又如杨彪为人“海内所瞻”，“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幸孔融不避斧钺，与曹操理论，“操不得已，遂理出彪”，然彪出狱后即被免官，还殃及宗族子孙，“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彪传》。
曹操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戮和废黜了大批功臣、贤士，削弱了自己的实力，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许多奇才，或行权诈之术，以保其族，善其身，不为操献良策；或遁迹林泉，坚拒操之征辟，不愿为其所用；或另投新主，与曹操为敌。使操之事业遭受损失。就三国实力而言，曹操所占的地盘要比吴、蜀大得多，人口多得多，军事、经济实力强得多，但三国鼎峙局面却延续几十年之久，终曹魏之世始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其因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曹操统治后期出现的人才难尽其才的局面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3。曹操用人的“二律背反”
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生涯来看，他一方面倡导“唯才是举”，使用了大批贤才；但另一方面却又嫉贤妒能，雄猜极测。究竟是何原因导致曹操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呢？笔者认为：其一，曹操从初起兵到自称魏王，建立曹魏政权，前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其用人政策也随之而变化。曹操出身“赘阉遗丑”《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的宦官之家，故为世族所不齿。他在群雄并起互争霸权的斗争中，一开始势单力薄，无资以凭。而和他争天下的袁绍、袁术兄弟，是四世五公“势倾天下”的大贵族：“八俊”之一的刘表是当时的大名士；益州牧刘焉是汉室宗亲；枭雄刘备则是汉景帝苗裔，中山靖王之后，汉献帝之皇叔。曹操的身世使他既不能像袁绍、刘焉那样制造“天意实在我家”、“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的舆论，又没有条件像袁术那样“捏造符瑞，刻玺称王”。所以曹操打天下所能争取的唯一资本就是延揽英才，为其臂助。《三国志·武帝纪》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可见，曹操估计到自己的力量远未足与袁绍相敌，身世所决定的号召力也不能与袁绍可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任“天下之智力”，争取不同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归附，使大批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为其所用，才能实现“统御海内，芟夷群丑”的目的，遂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政策。但随着曹操军事政治力量的不断强大，到了北方统一的“治平”之时，曹操就冀图建立专制统治，并因时势的变化改变了策略。就曹操统治的前后期的用人政策来看，也说明了这一点。
曹操起兵伊始，仅有兖州一隅之地，兵微将寡，这时曹操求贤心切，唯恐因害贤而使天下英雄裹足不前。“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群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忧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为吕布所败，投依曹操，程昱屡谏操：”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操亦明知备乃人杰，但终不肯下手，原因就是”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又如官渡战后，曹操从缴获袁绍的书信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有人建议严加追究，但操却”皆焚之“。同上。其实这并非他发善心，而是操知道，”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故假作仁慈，以收揽人心。但在曹操平定冀州，北方统一局面稳定后，曹操胆子壮了，腰杆也硬了。为了实行专制统治，以免大权旁落，于是对士人发出一道杀气腾腾的《整齐风俗令》。在用人政策上也采取了”以刑为先“、”用法峻急，有犯必戮“的极端手段，来剪除一些不合己意的人。一些名士恃才而骄，不肯唯命是从，就成了曹操动刀的借口。
由此可见，曹操在其统治的后期并未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而是以他自己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同①。作为其用人标准的。曹操的“赏功能”不过是他用人的权宜之计，并且仅仅是在“有事”时用之，但在定天下后的“治平”之时，曹操就要“尚德行”。华歆、董昭、陈群等阿谀奉承、望风顺旨的所谓“清正之士”就被重用，而昔日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进取之士就受到排挤和打击，他们“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并且一旦和曹操意见不合，或成为操专制独裁的阻力，就难免要遭杀身之祸了。正如赵翼所说：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依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
当然，定天下后残害功臣、贤士，并非曹操一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社会里不乏其例，这是帝制社会的一大通病，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是曹操在天下并未真正统一前，就开始诛戮功臣贤士，充分反映了曹操皇权思想的恶性膨胀。
其二，从曹操个人的性格、品质来看，其气度恢弘、赏罚分明、用人不究小过之例固然不少。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凶残、嗜杀、阴险、狡诈的封建统治者。正如孙权所说，曹操“所行，其唯杀伐”《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在他指挥战争围城时，曾强硬规定“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因而往往不是“坑杀”，便是“屠城”；不是“所过多所残戮”，便是“鸡犬亦尽”。为父报仇，他能屠杀男女数十万于泗水，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他斩袁绍八个大将，坑杀降卒七八万，还自鸣得意。
曹操的残暴行为不仅反映在他和敌对势力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而且处处体现在其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如曹操被董卓通缉逃难时，经过吕伯奢之家。“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杂记》又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盛情款待曹操的吕伯奢全家被操惨杀。事后曹操还大言不惭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又如曹操因“常讨贼，廪谷不足”，管粮官征得曹操同意，用小斛发放军粮，曹军因此大哗，操却对管粮官说，不得不借你头一用，“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曹操一面杀人，一面还假作慈悲，瞒心欺人。“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他还嫉贤妒能，“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