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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时，曾问太尉贾诩：“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回答曰：“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三国志》卷十《贾诩传》。由此可见，诸葛亮和陆逊在蜀、吴两国中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力的不足，与曹魏形成相对均势的局面。
2。“乞息六师，以威大虏”——陆逊的保境安民之策
陆逊不仅用兵如神，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他文武兼资，不愧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夷陵之战，吴军大获全胜，刘备率残兵狼狈逃窜。东吴大将徐盛、潘璋、宋谦纷纷上表孙权，意欲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生擒刘备。孙权对此犹豫不决，询问陆逊。陆逊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可不防。事实上，三国时代，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要受鼎足之势的制约。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当时形势的写照。正因为如此，陆逊破蜀之后，就以高度的警惕，严密防范曹魏在其背后的突然攻击。对陆逊的建议，孙权深以为然，决计大军迅速撤回。果不出陆逊所料，夷陵之战刚结束，“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三路大军猛扑过来。吴国“三方受敌”，若不是陆逊高瞻远瞩，早作准备，东吴必然蒙受巨大损失。可见，陆逊在政治上颇有远见，对形势的判断非常准确！
据裴松之所引注《吴录》载：刘备驻跸白帝城时与陆逊还有书信往来。
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引《吴录》。
这可能是夷陵之战后，吴、蜀双方最初的交往。两国间虽然为了争夺荆州而兵戎相见，拼得你死我活，但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和陆逊都深深懂得，面对来自北方曹魏强大军事力量的严重威胁，吴、蜀两国在事过之后，还是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化干戈为玉帛，重新结成相互利用的军事联盟。当然，由于夷陵之战的硝烟还未熄尽，故双方在书信往复中的火药味还很浓。刘备所言尚带威胁的口气，而陆逊的答复则显出战胜者的姿态，但无论如何，陆逊已经给刘备带去“通亲”（即双方媾和）的信息。因此，黄武元年十二月，孙权特遣太中大夫郑泉赶赴永安白帝城，开始同刘备讲和，而刘备亦先后派太中大夫宗玮、费祎与相报答。可见，吴、蜀关系得以恢复，陆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这也表明陆逊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陆逊虽善于用兵，在对魏、蜀二国的战争中屡屡取得胜利，但他并不迷信武力。陆逊主张在敌我双方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吴国还是以“限江自保”为上策，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从吴国的实际利益考虑，孙吴政权以江东为核心经济、文化区，如大规模用兵，必然耗费江东的人力、物力资源，对江东士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其二是孙吴政权在综合国力上无法与曹魏相比，主动进攻明显处于下风；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陆逊主张轻徭薄赋，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以图大举。他上书孙权曰：“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称帝后，其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一心想做中原的正统皇帝，当群臣劝他“修郊祀，以承天意”时，他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为了实现其“大一统”的愿望，孙权加强了与辽东公孙氏政权的联系。嘉禾元年（公元232年），“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遂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并称这是“普天一统”的大喜事，于是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领兵万人，携带大批金银珍宝，赶赴辽东首府襄平，将王位授予公孙渊，并冀图与之合力夹击曹魏。对于孙权的辽东决策，吴国群臣都不赞成，“自丞相（顾）雍以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特别是元老张昭更是以死相谏，然而孙权固执己见，一概不听。公孙渊在得到孙权的封赏后，当即诱杀张弥、许晏等人，并把他们的首级和孙权赐予的印绶、九锡一并送呈魏国，以为邀功请赏的资本。孙权对公孙渊的背叛行为，实在忍无可忍，他怒气冲冲地说：“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盛怒之下，孙权下令亲率大军征讨公孙渊。孙权此举是极为冒险的，稍有疏虞，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江东与辽东相隔万里之遥，孙吴征伐辽东，需耗费大量军力、物力，且海路艰险，风波难测，加之，曹魏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攻击孙吴。对于孙权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跨海远征，陆逊上疏作了翔实的分析。
应该看到，在东吴的将相大臣中，陆逊不仅军事谋略水平是超一流的，且事主之道也高人一筹。同样是上谏，陆逊的疏谏明显优于张昭。张昭苦谏孙权勿遣使臣前往辽东时说：“若两使不返，不亦取笑于天下乎？”这种嘲笑的口气怎么能使“雄略之主”孙权折服呢？张昭还倚老卖老，“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甚至“数于众中折孤（指孙权——笔者注）”《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这更使孙权愤愤不平。反观陆逊此疏则文辞委婉、贴切，条分缕析，言之有理。陆逊在疏中言道：“公孙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抗拒王师”，实在可恶。所以使得“陛下爰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危而涉不测。陛下以神武之姿，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所以幺么小丑公孙渊自然不是您的对手。然而，吴国总的战略目标是“荡平华夏，总一大遒，欲图四海，统一天下者”，不“怀细以害大”，当前东吴的大敌是北方的曹魏，“陛下乘桴远征，必致（曹魏）窥觎，若有不测，悔之无及”。陆逊又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打败曹魏，克复中原，区区公孙渊则可“不讨自服”，何必要“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所以他恳请孙权“忍小忿，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陆逊的这一番话，从东吴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着手分析，可谓高屋建瓴，在情在理，孙权深为之折服，他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由此放弃御驾亲征辽东的想法。对陆逊的这道疏议，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陆逊向孙权提出的“尖锐的批评意见”，并认为“陆逊关心的是‘江东万安之本业’，而批评孙权的行为是破坏这一局面”王永平：《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载《扬州大学学报》，2005（1）……我认为这一评述不太符合事实。无论如何，作为江东政权一国之君的孙权和“江东万安之本业”并无任何矛盾冲突，只不过是他在盛怒之下才不顾一切地下令亲征辽东。而陆逊的规谏也是委婉而诚恳的，是在尽一个三军统帅的职责。在疏议中，陆逊还有不少吹捧孙权的话，如说孙权是“神武之姿，圣化所绥，万里草偃”等等。同①。实际上，陆逊规谏君主的措辞是很讲究艺术性的，这正是他比张昭等大臣高明的地方。平心而论，陆逊的疏文并无任何尖锐批评孙权的措辞，所以才为“孙权用纳焉”。
黄武七年，陆逊在皖城大败曹魏大司马曹休。奋武将军朱桓主张“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孙权与陆逊商议，朱桓之谋是否可行，“陆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桓传》。为什么陆逊认为朱桓之策不可行，史书未有记载。我认为这是陆逊审时度势，对魏、吴两国的政治、军事深入分析的决策。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只有待“天下有变”，北伐曹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个“天下有变”的“变”指的是什么，诸葛亮并未言明，以余意度之，这个“变”是指曹魏国中发生内乱，或者是曹氏宗室争夺皇位，或者是曹魏开国之君死后，嗣位之主暴虐无道，导致君臣离心，民不聊生。唯有出现这种情况，才是吴、蜀北伐的最佳时机。然而诸葛亮却违背了他自己亲自制定的隆中决策，在曹魏并未发生“天下有变”的情况下，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结果导致蜀国兵疲民弱，为蜀汉在三国中最早灭亡种下祸根。与诸葛亮比较，陆逊就要明智得多，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陆逊力主保境安民，反对大规模用兵。魏文帝曹丕死后，明帝曹睿嗣位，曹魏的这位新君是明主还是昏君呢，如果他是庸主昏君，就可能导致曹魏的“变”。对魏明帝曹睿，陆逊和孙权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孙权对诸葛瑾言道：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
孙权不冷静观察，自以为是地作出判断，认为曹魏的三代国君是一代不如一代。而实际情况和孙权估计得完全相反。魏明帝曹睿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雄略之主，他“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三国志》卷三《明帝纪》……例如他在位时，任用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任用满宠、贾逵抗击东吴，都取得了成效，使吴、蜀的屡次进攻皆以失败而告终。曹睿既然是一代明君，魏国此时又有司马懿、曹真、陈群、满宠这样的杰出人才，因此“天下有变”的局面并未出现，故陆逊认为“其患更深于操时”，坚决不主张大规模北伐，其见识远远高出孙权。孙权讥刺“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结果反而被裴松之嘲弄，他在孙权此论后加注曰：“臣松之以为魏明帝一时明君，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注引裴松之曰。
实践证明，陆逊不主张东吴大举北伐是完全正确的。孙权、陆逊死后，诸葛恪执政，此人略有才智，然狂妄自大。自东兴战役打败魏军后，“遂有轻敌之心”，他不顾文武大臣的联名反对，竟然倾全国之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伐魏，这是东吴历史上动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结果诸葛恪大败，“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兵卒死者大半。”《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亮传》。其实，陆逊在世时对孙权重用诸葛恪颇有微词，他曾劝谏孙权毋委诸葛恪以重任，又作书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幸的是，诸葛恪果为陆逊所言中，北伐失利，不仅使东吴国力大受损伤，且自身亦死于非命。
3。渐不克终的君臣关系
陆逊之所以在三国纷争中建立如此卓越的功勋，除了他个人具有杰出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