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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口建城的记载，《读史方舆纪要》称：“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孙权于江南筑城，依山傍江，对岸则入沔津，故名以夏口，亦为沙羡县治”，“（建安）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湖广方舆纪要二》。若依此说法，夏口城为孙权于赤壁之战后所筑，且城在江南，则与《三国志》等史书中关于夏口城的记载不符。根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载孙策表：“臣讨黄祖，以（建安四年）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获其妻息男女七人，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此战后至孙权三攻黄祖之际，江夏郡的江南部分应逐渐为江东孙氏占据。根据《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记载，“黄祖在夏口，（甘宁）军不得过，乃留依祖……权讨祖，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又据同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从中可知，孙策于建安四年大败黄祖时，还未有夏口城，黄祖屯兵之所为沙羡县，而孙权于建安八年第一次征讨黄祖时，其城则名曰“夏口”。由此推知，黄祖筑夏口城的时间应是遭孙策攻击之后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末，至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之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第三次进攻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董）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三国志》卷五十五《董袭传》。可知黄祖据守之夏口城应在汉水汇入长江的沔口一侧，即今长江北岸的汉口、汉阳一带。
关于“孙权筑夏口城”一说，《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相关史书中并无记载，只有《三国志·程普传》有程普随周瑜击败曹仁、占据南郡后“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的说法。周瑜败曹仁、据南郡的时间是在建安十四年，与《读史方舆纪要》中“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的时间、史实相符，唯独“孙权筑夏口城”之说无任何史料为佐证，可知此说应为顾祖禹之误。
夏口在军事上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是连接荆、扬二州的重要军事枢纽，也是占据荆、扬二州割据势力的必争之地。正如张靖龙先生指出，夏口“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278～27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但夏口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却直到东汉末年才得以显现，这主要与各个时期的天下形势有关。春秋末年，吴、楚二国争霸之时，楚国地域已跨越江淮，双方争夺的焦点在江北淮南一带，即使是“吴入郢之战”，吴国的军队也是“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战场主要在江汉平原。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80。此时的夏口处于楚国腹地，其战略地位尚未引起兵家注意。公元前334年，楚威王灭越，版图东扩至海，楚国东方的威胁彻底消除。此后直至汉末，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大多时间较短，未发生较为激烈的争夺，夏口亦不可能显示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平定江东。建安四年，孙策驱逐庐江太守刘勳，与占据荆州的刘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夏口是荆州东部军事重镇，且与孙吴所占据的江东接壤，遂成为孙氏势力进攻的主要目标。建安八年、十二年、十三年，孙权三次出兵夏口进攻黄祖，并于最后一次攻破夏口，“遂屠其城”，“虏其男女数万口”。《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孙权在攻灭黄祖后便匆匆撤兵，并未占据夏口，这也使人误以为孙氏屡次进攻黄祖只是为了报孙坚被杀之仇。实际上，孙权及江东将领对夏口的战略地位早已有深刻认识。鲁肃在向孙权进立国之策时，就提出应“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大将甘宁分析形势时，也建议“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西而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在鲁肃、甘宁看来，剿灭黄祖、占据夏口是成就王业的第一步。对鲁肃、甘宁的这一战略思想，孙权十分赞许，并坚决执行。其之所以在攻破夏口后未立即占领，大概是出于荆州刘表势力仍较强大，夏口失守后，刘表必全力反扑，孤城难守的考虑。且当时东吴内部尚未完全安定，不能分派足够的兵力驻守，所以孙权弃城不守，只是“虏其男女数万口”而归。
在荆州方面，继黄祖之后任江夏太守的是刘表的长子刘琦，这其中虽然有刘琦为自保而自荐的缘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但刘表以长子为镇将，亦非同寻常，显然是其出于对整个战局的考虑所作的决定，表必深知夏口对于荆州的重要意义，由此也说明夏口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已受到了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的足够重视。
2。重江陵，轻夏口——曹操重大战略失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亡，次子刘琮代为荆州刺史，“遣使请降”。驻守在樊的刘备闻讯欲退守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于当阳长坂大破刘备，“大获其人众辎重”，刘备会合刘琦退守夏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曹操进驻江陵之后，并未乘胜追击刘备，而是着手安定荆州，首先“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同时任命金旋为武陵太守，派零陵人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这样，曹操便占据了荆州七郡中的南郡、南阳、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六郡以及江夏郡的北部，水陆骑兵二十万以上，声势浩大。占据益州的刘璋闻讯后“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同上……在此之前，占据凉州的马腾受司隶校尉钟繇安抚，派军协助曹操进攻并州高干，大约与赤壁之战同时，马腾被征为卫尉，家属徙置邺城，只有其长子马超驻守凉州，这样，曹操东征已无后顾之忧。
刘备兵败于长坂之后，与刘琦退守夏口，虽占据战略要地，但毕竟势单力薄，“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以两万之众守一孤城，与曹操的二十余万大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对刘备来说，此时最有效的对策无疑是采纳诸葛亮与鲁肃的建议，与孙权联盟共抗曹操。但联盟并非朝夕之间便可成功，且孙权对联刘或者降曹尚犹豫不决，刘备自然担心曹操会在联盟结成之前出兵进攻。“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因此，刘备不得不考虑其他出路，因备“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在此情况下，曹操若趁孙刘联盟尚未结成，江东水军不会西进参战的机会，以北方步骑兵、荆州水师及文聘驻扎在江夏的人马从水陆两线同时进攻夏口，刘备则难以抵挡，必弃夏口，南奔苍梧，投奔吴巨。如此一来，孙刘联盟势必胎死腹中。
在此大好形势下，曹操并未及时出兵夏口进攻刘备，而是按兵不动。根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九月，刘备奔夏口，曹操进驻江陵，同年十二月，赤壁之战爆发。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曹操一直着手安定荆州地方势力，并未主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安定荆州的同时，曹操还致书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对于曹操此举，谋士程昱曾表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程昱的说法道出孙刘联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但曹操却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他在几乎兵不血刃占领荆州之后的志得意满，以为刘备已是釜中之鱼，不堪一击。
张靖龙先生在分析曹操此举时认为：“在当时曹操的心目中，目前刘备处境与当年的袁尚、袁熙相似，只要对江东孙权施加一些影响便可达到目的。”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287页。笔者认为，曹操未必会将孙权与偏安于辽东一隅的公孙康相提并论。辽东地处偏远，中央政府对其鞭长莫及，公孙氏久畏袁氏，故而斩送二袁首级以求安守辽东；江东孙氏则不然，其立业江东，在周瑜、鲁肃、张昭等贤臣良将的辅佐之下，其实力正处于上升期，有觊觎“九五”之心。在曹操占据荆州之后，江东政权已经处于曹操军队的威胁之下，若降曹攻刘，势必难以保持其在江东的统治地位。正如鲁肃所言：“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曹操之所以对程昱“权必资之以御我”的看法不以为然，主要在于其并不担心孙刘联盟对自己的威胁。这是由于刘备此前依附于刘表，此时又与刘琦合兵一处，而孙权与刘表有杀父之仇，此前孙权三次出兵夏口进攻黄祖也被认为仅仅是为报家仇。曹操很可能出于此种考虑而低估了孙刘联盟的可能性，且有强大的兵力做后盾，故并未将孙刘可能联盟的数万兵力放在眼里。因此，曹操致书孙权多少有些先礼后兵的味道，但曹操如此做法，只能使孙权因感到严重威胁，加速与占据夏口刘备的联合；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曹操对荆州战略的考虑，受习惯性思维的影响，过于重视江陵，而忽视了夏口的地位。
江陵属南郡，为荆州的政治经济中心。江陵是昔日楚国都城所在地，《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记载：“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又是荆州战略物资的储蓄地。江陵战略地位重要，“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江陵于诸郡辅车之势，谋国者所当察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方舆纪要四》。早在刘表初任荆州刺史时，荆州大族蒯越便提出：“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刘表采纳其建议，“江南遂悉平”。《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赤壁战前，刘备在闻听刘琮降曹之后，首先率军到襄阳，在无法与刘琮对话的情况下，又向江陵进军，同时“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刘备与曹操皆欲抢先占据江陵，可见其战略地位重要。赤壁之战后，曹操引军北还，留自己的从弟、征南将军曹仁驻守江陵，拒周瑜，足见其对江陵的重视。
江陵固然重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