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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郑泰曾对董卓言道：“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А逗杭汀贰Ｕ馐窃诙坑胫Ｌ┑亩曰爸校Ｌ┒远课渥傲α康某扑獭？杉克渴且恢Ш汉旌隙游椋怪莺喝耸孔洹抑幸宕印酥治髑纪猓衷黾恿瞬⒅莺托倥栏髯宓氖勘６庵Ь邮嵌砍て诙晕髑甲髡骄呐嘀财鹄吹牟壳渥埃幕墒卿抑幸宕雍凸刂星睾允俏鞍傩账厮贩钡木�
董卓部下的主要将领亦大都与羌胡有密切联系。《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李傕，北地人。”北地郡属于凉州。同书注引《献帝起居注》曰：“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所谓“习于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李傕在军中任校尉，是董卓手下最主要的大将，当董卓为吕布所杀后，他即成为凉州军的首领，继续招引“羌、胡数千人”，其中有“羌、胡大帅”在内，《三国志》卷十《贾诩传》注引《献帝纪》。以充实其军事力量。
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素所厚支胡赤儿等五六人相随”《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载：“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见其已十分习惯于“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及李傕等西凉大将的经历绝非个别现象，由此说明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当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为凉州人”，《后汉书》卷六十六《王允传》。下面是凉州的汉族和非汉族，并以“羌胡”为主的精兵，从而组成极具战斗力的凉州军事集团，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后控制东汉政权的资本。
“习于夷风”或者具有羌胡血统的凉州大将在董卓、李傕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马超。《三国志·杨阜传》载：“杨阜言于太祖曰：”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这条记载十分重要，讲出马超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具有”信、布之勇“，如同西汉初年的韩信、英布那样；第二是”甚得羌、胡心“，在凉州为羌胡所拥护，这还与马超本人的羌族血统有关。马超号称扶风茂陵人，为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其实他是出生于羌胡杂居的凉州，血缘上与羌族有密切关系。《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桓帝时，其（指马腾）父字子硕，尝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马腾即马超之父，说明马超具有羌族血统，其祖母为羌女。
建安十六、十八年，马超两次被曹操打败，失去了原来的凉州根据地、军队与家族亲人，与从弟马岱等亲信投奔汉中张鲁。他在向张鲁借兵反攻凉州失败后，受到张鲁部将的排挤，处境危险，于是决计投靠刘备。《三国志·马超传》云：“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同书《李恢传》则云，是刘备“遣（李）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
马超投奔刘备，究竟是谁采取主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备利用马超这张牌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成都。《马超传》云：“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在这段正文之下，插入的是裴松之的注。《典略》曰：“备闻超至，喜曰：”吾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
刘备在马超尚未抵达成都之前，暗中先拨一批兵来冒充马超带来的部队，这当然要比马超等数人到了战场以后，再拨兵给他攻打成都，在威慑刘璋的心理效果上要强得多。但问题是，刘备凭什么有把握地说：“吾得益州矣。”而且，战事的发展完全在刘备的预料之中。马超兵到，“城中震怖，未一旬而成都溃”。
刘备攻益州，遇到了刘璋极其顽强的抵抗。且战事颇不顺利。在攻打雒城的战役中，刘备损兵折将，连军师中郎将庞统都战死沙场。刘备无奈，只得从荆州大本营调来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大将，全力进攻成都。成都是益州的州治，不仅城防坚固，且“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足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其实，刘备的荆州军亦不过只有数万之众，若刘璋死守成都，刘备是否能拿得下来，还是疑问。时间拖下去，曹操、孙权若腾出空儿来打巴东或荆州，刘备势必弃成都而回师应战。然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败兵之将的马超来到成都城下，“未一旬”，刘璋即“震怖”而降。
马超虽是败军之将，但三国时期实力最强大的曹操打他仍然很费力，还是先离间了马超的盟友韩遂，分化了他们的战斗力，才打赢的。诸葛亮说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曹操声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他在战场上惊人的战斗力，是刘璋害怕他的原因之一。
然而仅从这一方面来分析还是不够的，因为刘备部下的张飞、赵云的“雄壮威猛”《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并不亚于马超，再加之诸葛亮的谋略，但马超未来之前，刘备“进围成都数十日”，也不能迫使刘璋献城投降。刘璋害怕马超，除了马超的神勇之外，其实还有他的羌族血统以及在氐人、羌人中的崇高威望。马超离开汉中投奔刘备时，为了防止张鲁派人追杀，是绕道而行，“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的。《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说明马超在凉州起兵反对曹操时，曾与氐族贵族联合，关系密切，因而马超“逃入氐中”绝非偶然，很显然他是企图与氐族贵族继续联合。氐族分布在汉中与陇蜀交界地区，与羌族交错混杂，而羌族分布区中就有马超祖母的娘家亲人部落。马超绕道氐境再奔蜀，既摆脱了他原来败军之将的形象，又增加了“挟氐、羌自重”的新资本，使人更清楚地看到马超“甚得羌、胡心”，是得到氐、羌两个民族全力保护和支持的。所以，马超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刘备坚信，马超的到来为攻取成都增加了重要筹码，因此刘备能如此有把握地说：“吾得益州矣。”
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深受羌、氐人的骚扰和侵犯，益州民众对之十分忌惮。在刘备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拥有氐、羌人作后盾的马超又归顺了刘备，所以刘璋觉得这个仗再也打不下去了，“遂开城出降”《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
马超投奔刘备，未建寸功，即被封为平西将军，这个官职比之关羽的荡寇将军还要高，关羽当然不服，故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诸葛亮无奈，只得作书安抚之。刘备称汉中王时，“拜超为左将军，假节”。左将军本是刘备任之多年的官职，竟然授予马超，可见其倚重之。更令人费解的是，当刘备自立为王，由刘备手下一百二十名臣工向汉献帝上表时，表文的第一名领衔者居然也是马超，而追随刘备多年、功勋卓著的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等人皆名列其后。马超的地位如此之高，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即马超“甚得羌、胡心”，其有羌、胡做靠山的政治背景。刘备称帝以后，封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所用的“策”文中有这样的话：“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使得“氐、羌率服，獯鬻慕义”。《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獯鬻是古匈奴名，这是刘备以地处汉胡交杂的“汉中、巴蜀”帝王身份，正式宣布马超在种族战略地缘上的重要地位。马超死后，刘备再封其从弟马岱为侯，并为子刘理娶马超之女。可见，他是极其重视马超的羌胡背景的。
三国时期，最后一位羌胡化的将领是蜀汉朝廷后期的支柱——姜维。姜维是“天水冀人也”，被诸葛亮称之为“凉州上士”，《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深得诸葛亮信任。诸葛亮北伐的战略目标是先攻取凉州，然后再平定关中，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武侯之志，屡次领兵北伐。费祎曾劝姜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但姜维不听。为何不听从费祎之言呢？《三国志·姜维传》曰：“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所谓“西方风俗”，就是羌胡风俗，说明姜维亦是一名羌胡化的悍将。
陈寿对姜维的评价是，“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凉州处于偏远边塞的文化落后地区，史称“凉州寡于学术”《后汉书》卷五十八《盖勋传》……姜维能“粗有文武”，还是其中的佼佼者。而“玩众黩旅”就不仅仅是姜维个人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从董卓及其四大部将，到张绣、马腾、马超、韩遂与姜维，“玩众黩旅”几乎是他们一脉相承的特征，而且“玩众黩旅”和羌胡化的凉州兵团有必然联系。
凉州是汉武帝时才划入汉朝版图的，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本是月氏人所居。匈奴被打败之后，卫青、霍去病从匈奴手中夺取了这块并不适合汉人耕稼居住的草原地区，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军事四郡而合成凉州，但这个地区的居住人口实际上仍以羌、氐、匈奴为主，汉帝国只是派遣驻边的武装部队，这些戍边部队的生活方式日久必然当地化，即羌胡化，这就是羌胡化的凉州兵团的由来。
2。“关西兵精悍”，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东汉末年的凉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尚武之风盛行，成为天下精兵良将所在之地。关于这方面的史料记载甚多。《汉书·地理志下》曰：“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矣。”《后汉书·陈龟传》说：“今西州（即凉州）边鄙，土地瘠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后汉书·西羌传》云：“其兵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详。堪耐寒苦，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东汉永初四年，因羌胡作乱，朝廷军费开支吃紧，大将军邓骘欲弃凉州，虞诩反对，他说：“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以”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的凉州人不仅男子剽悍好斗，即便女子亦能上阵打仗。郑泰云：”关西诸郡……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其胜可必。“《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А逗杭汀贰�
东汉末年董卓进京是导致天下大乱、汉王朝崩溃最主要的原因。召董卓进京的主谋者是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他们的目的是借董卓之手诛锄十常侍。“灵帝崩，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阉宦，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三国志》卷六《袁绍传》。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何进与袁绍的决策是极其愚蠢的。可谓引狼入室，自取其祸。但这里仍然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即何进等人为何要假董卓之手诛灭宦官集团。我认为，这是因为董卓手中掌握着一支精锐